面对选题如此重大敏感的图书，我想读者首先应该有权知道本书资料的来源：与众多以近乎文学手法反映深圳历程的其它图书不同, 《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可谓是无心插柳，却历尽曲折。这本书最早动笔于1999年，当时我在为袁庚的传记做准备。我在袁庚身上花了近三年的心血，然而最后一刻却被迫焚烧书稿。我真的陷入了疯魔的境地。为了让我摆脱出来，一位誉满天下亦毁满天下的老人向我谈起了深圳的由来，我才意外地发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深圳------这一段吞吐天下、叱咤风云的历史竟然留下了一大片一大片刺目的空白，官方也罢，民间也罢，几乎没有任何图书对此作了有价值的深度记载。
这意味着，如果任其被岁月湮灭，正像著名网文《深圳，是谁抛弃了你》的作者呙中校质疑繁荣缘何而去，今天，或者三年、五年后，一定会有成千上万人始终无法明白深圳的繁荣从何而来。事实上，所有对这个城市的怀疑、悲观、愤懑、偏见，甚至妖魔化，几乎都来源于我们这代人对这个城市本来面目的真正无知。
此后六年，在所有的空隙时间里，我不是泡在深圳市图书馆，就在去图书馆的路上。我的两次爱情因此而终。从1999年10月至2002年八月，我阅读了馆藏的大量与深圳有关的报刊、杂志、史志、专著，并作了近百万字的笔记。一位在体制内专职研究深圳史的何姓博士，几乎每周日的整个下午与我坐在图书馆旁荔枝公园的石凳上交流一些看法。我们常常在深圳发展的关节点和重大人物政治命运的沉浮上产生巨大的分歧，比如深圳与蛇口早期轰动一时的“四权之争”，或者特区第一风波-----罗湖风波潜流下真正的交锋是什么，如果邓小平不喝止“租界风波”，1982年的深圳会不会被人一锅端了，深圳三次突然被海内外舆论围剿的原因及有若天别的结局，深圳有没有原罪，原罪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许多人一直认为1985年黯然从深圳市委书记任上离开，后来更因“海南汽车事件”被撤去海南省省长的梁湘称得上“伟大”二字------我们经常唇枪舌战，互不相让，但探讨的内容一直让两人如伏天饮冰，极为畅快。博士是一个豁达宽容的人，他总是善意告诫我，有很多人在关注研究深圳，也有很多人在竭力忘却深圳。为了快乐，我们有时不需要回头看。
我知道，我的眼光一定灼伤了人。或许，只有伤着了一些人，才不会欺骗更多的人。
有足够的理由支持我不必要在意别人的研究和现存的记载。坦率地说，我对这些研究者的勇气和目的抱有怀疑。在我看来，不完整的、不严谨的研究的结果本身是在制造新的谬误。我将通过引用一些例子，与读者一道，将深圳二十年里极富争议的事件，如“一万转业工程兵大罢工”、1987年“四十万人大逃港”、1993年8月5日“清水河大爆炸”等，与其他书籍的相关内容和研究报告进行对比。
说到这里，我想提及一些被岁月湮灭的资料。其中最易忽略的就是深圳市博物馆。该馆存有中央、广东省委对深圳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的指示、批复，有历届市委、政府的重要会议记录，以及梁湘、李灏、厉有为的工作笔记。同样值得期待的是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这里独家存有中国改革三老之一------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广东改革开放急先锋吴南生的珍贵史料。我在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位女编辑的促成下，先后五次深入，做了三本记录。另一个被遗忘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里面有美国、日本、新加坡、德国、台湾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学者研究深圳的著述。我借栖在中大一位喜欢做兰州拉面的小伙子的宿舍，十四天中啃完了近两百本“大砖头”。
但尤其令我困惑的是，为什么此前这么多的研究者没有去查找上述资料。我认为，如果不参考这些“实证”，就无法还原历史。我确信，过往的研究者之所以通常避开这些冰冷生硬的“实证”，是因为这些工作是需要下笨功夫，坐冷板凳的，而且也是最容易让他的研究目的和结论感到尴尬的。
我还想提及的是那些几乎不可能得到的，而一旦得到就受用无穷的民间日记。1975年来到蛇口的潮汕青年李秋江，见证了蛇口的勃兴与衰忽；1981年随两万大军潇潇南下的王朝贵，感受了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二十年的苦痛与尊严；1980年偷渡香港，1990年偷渡回深圳的四川著名女作家许东平，用2.3亿商业身家掩埋了一个移民关于诗歌的梦想。这三人用20年汗、血、泪凝铸的细节直逼我心中关于深圳的疑问。
最后，我按图索骥采访了一百五十四位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的亲历者。这对于了解当时的背景甚为重要。从某种角度来说，背景才是真相。
要对这些互相矛盾的资料去伪存真，且尽可能宏观又细节地，抽象又本我的把深圳二十年回顾一遍，无疑是一场人性、良知、道德、学问、勇气的大考验。在我受着煎熬的日子里，我的母亲遽然离去了。我没能听见她的最后一句嘱托，我从深圳赶到湖南一个叫大湾的小村时，看到的只是一张安详平宁的面孔。
奔丧回来，面对厚厚的书稿，一霎间，我仿佛醍醐灌顶。我无意也无力去塑造谁。尽管每一代人都迷恋于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每一代人都宣称自己出生于一个伟大的转折时刻，可历史总是无情的。二十年来，许多重要的人物现在已被大众遗忘。
黑格尔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会出现两次。马克思在《路易十八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中补充道：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闹剧出现。
几年后，甚至若干年后，当已经被湮没或者被淡忘的历史事实和人物以某种形式得以再现的时候，那将是一出怎样的剧目呢？
希望本书在勾起人们兴趣时，不至于惊扰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这一段历史和其亲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