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们就会发现1990年秋是深圳金融史上的一块黝黑粗重的界碑。一方面，深圳金融业从此由一望无垠的平静海面进入了一个波涛汹涌险象迭现的大时代；另一方面，开启了深圳由一个名扬世界的政治改革焦点城市向一个以金融为改革主轴负有远大理想的经济城市的转变。一句话，至此，深圳下海了。
然而有谁会想到，拨转深圳发展大舵的竟会是一封没有署名的群众来信？
这封由中央有关领导批转，悄悄在高层传阅的信认为，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关得越早越好，早关早主动。还认为现在深圳是资本主义泛滥，党政干部通通烂掉了，再发展下去要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不知道要有多少人跳楼了。
在中央，有的领导对这种观点大加赞同，有的则平缓一些，认为要加强调查研究。
时任深圳市长的郑良玉后来回忆这一幕时说：“我们看到转来的这封信后，非常震惊，感到要扭转某些高层领导的认识问题，不是我们这个层次所能做到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加强调查研究，加强市场规范，加强监督管理。”
为了堵住“深圳党政干部被股票一网打尽”的责难狂潮，市委、市政府在1990年10月做出决定，党政干部不得买卖股票。之后，中纪委也发出通知，规定处以上领导干部不得买卖股票。
通知发出后，证券市场出现了较大波动，各种议论都有，有的说，这是不是国际惯例；有股民说，领导干部不买股票我们缺乏安全感，我们的利益要与领导干部绑在一起。禹国刚旗帜鲜明地表示，中纪委市委的通知我们坚决执行，因为刚刚诞生的证券市场很不规范，市场机制还不发达，容易人为造市。股票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理论上讲，谁都可以用自己合法收入参与正当买卖，问题是我国股市刚刚起步，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限制是必要的。禹国刚认为这也许对党政干部不公平，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解决的办法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设立投资基金，处以上领导干部可以购买基金，从基金分红中取得合法收益。深圳的天骥基金、广州的广发基金都是这一指导思想的产物。
过去买了的怎么办？有人主张要退出来，这个通知送到郑良玉签发时，他把要退的规定划掉了。因为当时党政干部买股票是为了支持改革，是组织上号召的，而且也无法具体操作，买的股票，有的转让了，有的部分转让，你怎么搞得清？
李灏、郑良玉看完这封来信后，心里确实七上八下，最担心的是怕它上纲上线，一文丧邦，像一盆冰水彻底扑灭了好不容易燃烧起来的股市星星之火，产生无法挽回的影响。两人想，不管怎么样，股票市场改革决不能夭折，否则在国内外影响太大了。
在深沪股票市场面临着被撤销的巨大压力时，两个思想开放的老同志“顶”了上去。
一个是刘鸿儒。1990年10月，江泽民总书记前往珠海特区参加十周年大庆时，有一些同志说刘是专家，建议江总书记找他谈谈。后来在从广州回北京的飞机上，江总书记在田纪云、温家宝、何春霖、王维臣等人的陪同下，找刘鸿儒连续谈了两个多小时，大家担心的问题他都问了，刘一一做了回答，江总书记也做了记录。刘鸿儒坦率地说：“股票这个东西谁也没有搞过，的确风险很大，但应当相信我们这些共产党员、老同志不会去搞私有化，主要是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建立股票市场。可是，你要允许我们搞实验。如果稍微出点问题，就兴师问罪，戴上一批政治帽子，那谁也不要搞了。”
另一个是周建南。周是原电子工业部部长、中顾委委员。庆典后，江泽民总书记委托周建南专门留下来调研，让他和深圳一起研究股票市场下一步怎么搞，探讨发展中要解决一些什么问题。周建南回京后全面准确地向党中央汇报股市利大于弊的观点，同时提出具体改进的意见。
决不能因怕飞进几只苍蝇而拒绝窗外的天空。江泽民总书记最后拍板，允许股市继续试点，但为保稳定，暂限深沪两个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