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长城饭店大堂，我与史密斯太太约好明天见面的时间，准备返回公司。道完别，她突然问我：　　“于小姐，你会玩桥牌吗？”　　我不好意思地说我会玩一点点，但很久没玩了，不过，如果她很想玩的话，我可以帮她　　的忙。读书的时候，爸爸喜欢打桥牌，经常请朋友来家里玩，我耳濡目染，偶尔也跟他们玩一玩。　　史密斯太太告诉我，她这次来中国之前，她与史密斯先生打了两个赌，一是爬到长城的最高处（其实没有），做一回“好汉”；二是在中国玩一次桥牌，带个“大满贯”回去。我马上补充说，一定是个“ｒｅｄｏｕｂｌｅ”的“大满贯”。听我这么一说，史密斯太太高兴得眼泪都快出来了，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　　我俩心灵之间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　　回到家里都快九点了，爸妈都还在看电视。我一进门，妈就兴奋地告诉我，我舅买了辆帕萨特，今晚他自己开车来我们家了。爸在旁边阴阳怪气地说：住的地点离公司才几步路远，买车纯粹是让钱烧的，想摆摆阔气而已。我不想听他们议论这个，到爸的书架上找了几本原版的英文桥牌书。尽管我平时也利用金山词霸，读一些英文和日文的原版书，不轻易放弃外语的学习，但是现在不看看桥牌方面的书，恐怕连ｃｌｕｂ、ｄｉａｍｏｍｄ、ｈｅａｒｔ和ｓｔａｒ这些最基本的专业词汇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家庭轿车早已不是财富的象征。同样，英语也不再是可用来炫耀的资本。英语，对于现在公司里的秘书来说，已经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工具。打电话，上网查资料，收发电子邮件，接待外国客人，哪样不需要英语？不懂外语的秘书，就像囊中羞涩的人走在王府井一样，永远会有自卑感。　　但是，家庭轿车对于现代人来说，其作用远不是一种日常代步工具。有了轿车，可以大大拓展人们生活空间的半径，增加更多的交流时间，获取更多的信息，从而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机会。英语也是一样，它不单是一种普通的语言工具，它是一种你与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进行交流的语言；特别是从互联网上，你能结识更多的朋友，获取更多的信息，它能给你带来更多的机会，有些甚至是你意想不到的机会。　　上个月，日本大阪山田公司的竹下先生来我们公司，商讨合资在西北某省会工业园区投资建厂的事。一开始竹下先生非常挑剔，说工业园区这个不行，那个不够，孙总告诉他必须得适应现实。几天下来，进展不是很大。孙总认为竹下先生固然有压价的考虑，但也与竹下先生为人相当固执有关。　　这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用日语问竹下先生，他的老家是不是东京的，他很警惕地反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说我是听他说话的口音猜的。我说日本人发音的口音与我们中国有些相像，中国江浙一带的人说话声音轻而清；北方人，特别是东北人则重而浊，很容易分辨；日本关西地区的人说话也是轻而清，关东的人则也相对重而浊，所以也很容易分辨。说着，我模仿大阪小女孩说“ありがとぅござぃました”（谢谢）就像唱歌一样；之后，我又压着嗓子模仿关东老年男人，说了句“ありがとぅ” （谢谢），则有些像沉闷的雷声；由于我的日语老师也是东京人，所以我猜竹下先生也是东京人。　　听我这么一说，四十来岁的竹下先生马上显示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式的激动，向孙总称赞我的日语是“江户っ子”（ 即正宗的老东京口音），说得我连说了几次“はずかしぃ” （不好意思）。下午，笼罩在我们谈判桌上的阴霾一扫而空，竹下先生当场同意了我们的全部条件，说立即向总公司汇报，连孙总也感到非常意外。　　英语，是搭乘我们与这个时代一起前进的轿车。如果上帝真的存在的话，对于我们秘书来说，我想那就是英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