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4月，他安排保尔和我私下里见面，见面地点就在他家，是华盛顿的马萨诸塞大道。那是外交官们住的地方，但是，韦勃对待米勒的方法一点也显不出外交官的风范。
韦勃的妻子帕特茜给我们所有人倒上茶。之后，韦勃直截了当地说：
“我们大家都明白这次见面的目的。保尔啊，我希望你能提个日子，把首席执行官的职位让给艾尔。如果你不愿意，董事会就只好代替你做一个决定了。”
米勒愠怒，不出声。
韦勃继续说：“我建议就在下个月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宣布。”
“啊，不！”米勒尖叫，“那不行！”
“为什么下个月不行？”韦勃问。
米勒答道：“太快了。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安排好和布置好，之后才能采取这样的重大步骤。年度股东大会太快了。”
他不仅仅是想争取更多时间，而且很明显不想当着很多人的面处理这件事情。我们的年度会议总是会吸引数以百计的人来，尤其是罗切斯特的一些朋友们，而且会引起媒体的广泛注意。
我并不在意我们是在电话间里或是在保尔的乡村俱乐部的男士衣帽间里成就此事，我只是要办成此事就行了。
“那为何不在6月的例行董事会议上完成？”我建议。
韦勃觉得那是极好的一种妥协。
米勒试着再抵抗一次。
“我想得到一些保证。”米勒说。
“比如？”韦勃问。
“我希望得到保证，可以让我再任5年的主席。”
我让他大吃一惊：“我是一点意见都没有的。”一旦当上了首席执行官，我才懒得管他在我身边到底呆上多少年。
“我还想知道新闻发布会上的措辞。”
我又让他吃了一惊。
“很好，您来写。我做些编辑，之后公布。”我说。
韦勃大松一口气，我们都握了手。米勒脸色阴沉。但是，游戏已经结束。
一次没有新闻的新闻发布会
韦勃告知了其他董事。为了准备6月份的会议，米勒起草了一份新闻稿，跟我预想的差不多：
纽约州罗切斯特消息：保尔·米勒今天宣布，他将退出加内特公司首席执行官职务，但将继续担任公司董事会主席；米勒同时还兼任美联社总裁一职，在过去16年里，他一直都是加内特公司的首脑。
米勒说，他愿意继续担任美联社总裁，而且将在未来至少5年里继续积极担当加内特公司主席的职责。
在他管理加内特期间，该公司成为美国最大的媒体公司之一……
看着他写的新闻稿，我禁不住扑哧一笑。写了3段，仍然不肯提新首席执行官。这位从事了一辈子新闻事业的报人竟然把真正的消息给忘了。
到第4段，他才写道：“米勒将首席执行官的职位交给了艾伦·纽哈斯，纽哈斯担任总裁已经有3年了。”
的确是“退出”和“交出职位”！实际上，权力早就从他手中夺走了。
我对米勒提出建议，说新老板的名字也许应该稍微往前挪一挪。这样，我们就做了某些修改。
接下来的5年是保尔·米勒职业生涯里最难受的日子。并不是因为我使他的日子难过的，是他自己弄的。
事实上，一旦首席执行官的职位拿到手，我的态度就友好得多了，甚至对保尔十分关怀——我为他安排好了很多有趣的公事旅游。我催促他多多外出打高尔夫，并确保他需要使用的时候，公司的飞机总是能够供他调用。
但是，他的内心充满苦痛。在董事会议上，我和其他新一代领导层讲话的时候，他总是一言不发地听着，把我们正在做和即将要做的事情记一个大概，但并不给予支持。他知道，提出任何反对意见都是无济于事的。
他的命运跟许多老板的命运是一样的，尤其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他们并不知道激流勇退的道理，不知道应该在身处顶层的时候适时告退。
►当过去曾是他们的世界以自己的新节奏向前发展的时候，他们会感到悲伤。
►同事过去的尊敬或崇拜往往会转变为冷漠和轻视。
当上了首席执行官以后，我很快调整了董事会的构成，引入一些妇女、少数民族人士，这是一种多样化哲学。当全部由男性白人构成的董事会格局发生变化后，保尔的在场几乎不被人注意。
当5年的主席职位临近末期时，他问可否再留任1年。那对他是一个自我贬低的举动。但是，我还是同意了。他对我来说并不构成问题。惟一的问题在他自身。
1979年1月1日，米勒终于作为公司主席退休，他当时已经72岁。
仅仅1年以后，1980年1月5日，他发生了严重的中风，以后再也没有恢复说话的能力。他连四处走动都有困难，他深爱的高尔夫现在只能为他提供回忆了。他受了许多年的苦，本书1989年付梓出版的时候，他仍然活在人世。
对于一位有着许多天赋和多方面能力的人来说，他光辉灿烂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这可真是让人感到不快的事情。他当主席的最后几年，本来是应该用来享受自己一生劳动所得的，反过来，他却在不快中度过。
我经常抱怨自己，应该在他动得了的时候早早催促他退休，这样他就可以去享受人生。对他来说，我似乎只是一个没有感恩戴德之心的年轻暴发户，只对他的职位有兴趣。
回首往事，我应该早一点打败这位老板的。他、公司和我都会因此而更好过一些。
我当时发了一个大誓，到我退休的时候，事情应该是不一样的。
有话直说：弄潮者应该明白激流勇退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