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闻则多学
无论去哪里，我都带着自己创办全国性报纸的使命，但这样的使命只潜藏在自己心里。
我听得多，说得少。我反复接到的消息是，报业同仁认为自己办的报纸比读者所想的好得多。我也看那些报纸，一看就是几百份。我的喷汽式飞机里装满了各地的报纸，无论去哪里，只要搞得到的报纸我都拿上。
有些报纸的确是糟糕透顶，但也有许多报纸相当不错，还有一些报纸出类拔萃。但是，没有一家报纸是报纸编辑所认为的那么好，更没有一家报纸能够为读者提供他们真正寻找的满足感。
除开仔细阅读各地报纸外，我还到处找《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的全国版。对于这两份颇有声望的全国性出版物，我形成了以下几点结论：
►《华尔街日报》在全美国有极复杂的发行系统。在中等城市和许多大都会中心地区的有钱人当中，这份报纸很受欢迎。但是，该报无法伸及美国各地无数的小城镇。《华尔街日报》内容极其专业，对于任何地方的普通读者来说是无法产生兴趣的。
►《纽约时报》的全国版销量极少，这令人奇怪，本书写作的时候，该版发行量仍然只有181,000份。一些大城市里数量有限的思想领导者，或者那些想成为此类人物的人看这份报纸，或者假装看这份报纸。但是，这份报纸办得极死板，贝托克里克和博伊西以及贝顿鲁基的读者根本不可能看这样的报纸，面对这样一个枯燥无聊和头发灰白的老太太，他们还有什么兴趣呢。
另外，全国发行的《纽约时报》其实根本就算不上是全国版。它是纽约城都会版的一个缩微版，把里面最有趣味的一些广告扔掉了，同时又收集了很多新闻。
到1979年夏天，我已经看到、听到和读到足够的材料，让我相信的确存在一个真空，的确有可能创办一家适合普通读者看的全国性日报。
而且在我看来相当清楚的一件事情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或公司有加内特公司这样的优势来进行这样的举措。
►我们比别的任何公司在更多的州里有更多的印刷厂。
►我们在全美有一个很大的记者网络，一共3,000多名新闻从业人员。
►我们有极深的口袋，加内特公司的年收入已经达到10亿美元。
►我们的长处是，我曾在创办《南达体育》的时候失败过，因此能够提醒我哪些事情不要去做。
哪怕如此，我还是知道，这个想法极其大胆，在公司内外都会遇到很大困难。
我决定采取用茶匙小口喂的简单策略。我希望稳定地赢得支持，哪怕速度稍慢一些。从推广较为容易的地方着手，我希望列出支持者的名单，让他们帮助我解决推广中比较困难的问题。
结果有用。两年之后，当加内特公司董事会投票支持启动《今日美国》计划时，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前任主席朱利安·古德曼董事说：“一个理想自有其积蓄感染力的方式，尤其是当这个理想是由董事长提出来的时候。”
我的家人最早得到消息，而且也是最早列入支持者名单的。之后是加内特公司里面的几位密友，再后慢慢发展到更为广泛的公司同仁，后来才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们，最后是我的评论人。到末了，潜在的消费者也接受了。
拖上家人
我的家人必须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这一点相当重要。如果启动《今日美国》项目，那将意味着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绝对会投入其中，而且要持续多年。而且我知道自己会成为国人嘲笑的对象，评论者也会冷嘲热讽。家人必须要明白，而且能够处理这些事情。
我相当走运，因为我的两个孩子以前都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他们明白，父亲受煎熬的时候，自己应该保持冷静。他们准备好了接受新一轮的冒险，当然也准备好了接受人们的虐待。
当时，丹已经26岁，并且成为一名新闻教育工作者。他十几岁的时候经历过很多动荡不安的人际关系变化，我和他已经成为好朋友。
简当时24岁，在范得比尔特大学学法律。她在佛罗里达大学研究过足球队员及其兄弟会，之后就成为一名正儿八经的学者了。对父亲的冒险活动，她是支持的，也能从中得到满足。
当时是我与佛罗里达参议员罗里·威尔逊的婚姻生活的最后一年。哪怕两人之间的浪漫感情已经消失，但仍然能够理解彼此在职业上的计划。她头脑敏锐，对我把握《今日美国》的宗旨是极有帮助的。`
由于家人都知情，也跟我站在一边，接下来我就去加内特公司内部找自己的心腹至交。按照下面的这个顺序，但方法却彼此完全不同：
►约翰·奎因，当时他有53岁，是首席新闻执行官。奎因为人跟我差不多。是我派去专门看管财务人员的，那些财务人员不断施压，总想把收益放在产品之前。他成为我们公司的良知所在。
►约翰·赫塞尔顿，当时59岁，是负责报业事务的总裁。他是个中规中矩的人，做事不张扬，脚踏实地，善于妥协。
►道格拉斯·麦柯金戴尔，当时40岁，是首席财务官和法律事务主管。在财务和法律事务方面，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战略家。
我和这三个人都是首席执行官办公室的成员，办公室是我组建的，也由我本人充当主席。多年以来，这个三人小组为我各种各样的行动提供了相当稳定的支持。
奎因：有远见，有前瞻能力，很贪婪，但又很有人情味，充满激情。
麦柯金戴尔：为人谨慎，有些守旧，冷酷，没有激情。
赫塞尔顿：是一位沉闷的妥协者。
每一个大型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都应该有这样的人员组合。
任何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不应该假定自己能够唱独角戏，这一点相当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他不能让自己的左右全都围满思想与行为风格一样的人。
正是这个原因，我的三驾马车对我的用处如此之大。任何时候我都可以指望他们强行推进，或者悬崖勒马，或保持中间状态。
后来，在《今日美国》处在形成阶段的时候，我又往首席执行官办公室里加进了一个人，是玛德琳·简宁斯，当时已经46岁，是标准品牌公司人际关系部的部长。我请她来当主管人事的副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办公室的成员。她成为一名得力助手，也提供了一个以女性眼光看事的角度，对全部由男性构成的顾问圈子形成了强大的弥补作用。
我让奎因和麦柯金戴尔彼此相左，很喜欢他们这样，并且从中受益，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人事务中，他们也很喜欢这样。他们两个人意见相左，这样可以刺激新思想的产生，对无论大小的各种事务都是更加详细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