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凯特不能忍受惠曼的缩减计划
之后我们谈到董事会的构成问题。
惠曼把我们谈话的内容对关键的董事会成员说了。他说，他向他们说明我们已经开始商谈了，他也许会召集一次特别的董事会议商量这笔交易。
我在常规的董事会议上向全体董事谈到了我们讨论的内容。所有人都强烈建议达成交易，但是，他们提出的告诫是，加内特公司必须占据控制地位。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加内特公司董事会都显示，他们在秘密商谈期间彼此信任，并没有消息走漏出去。
我和惠曼现在开始集中在董事会的构成问题上面。我们两方都有相当有地位的董事会阵容，但是，很明显，某些人无法躲过更大公司的董事名额缩减。
我们同意组成由15名成员构成的董事会，加内特公司派7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派7名。为了打破投票僵局，第15位董事由大家联合指定，双方的首席执行官各自决定保留当前的哪些董事。
“你可别指望我会把那个可恶的克隆凯特留在未来的董事会里。”惠曼说，“他作为节目主持人退休的时候，我请他保留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董事会里，但那是我做过的最差劲的一件事情。”
很明显，惠曼认为，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很多麻烦都是这个人惹起来的，尤其是新闻部门的很多事情。这一次再次证明他缺乏敏锐的观察能力。惠曼不明白克隆凯特作为“美国最受人信任的人”所具备的价值。
我微笑，但没有做出评论。克隆凯特作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主持人退休的时候，我曾请他来加内特公司当董事，因为我认为他是美国最杰出的广播和印刷媒体从业人员之一。我的那次邀请，加上其他公司的邀请，也许有助于克隆凯特获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董事职位和一笔丰厚的返聘合同。但是，惠曼很不喜欢此人。
我继续推进此事。
“我们已经谈过谁来管理公司的事情了。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个公司叫个什么名字吧。”
惠曼想出风头：“这里的人都因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而感到自豪。我觉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比加内特公司的名字好些。”
我回击：“长期以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名字是比加内特公司的名字更知名。但是，加内特公司在华尔街上的名字现在也很响亮。也许应该有个新名字了。”
惠曼说他还没有考虑过此事。我向他保证：“不管我们把新公司叫个什么名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网络还是会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加内特的报纸还会继续叫加内特报纸。但是，我们也许可以改一个更大、更具全球意义的名字。”
因为这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我就放下了。我们同意，大家再仔细考虑一下，稍后再来谈这个问题。
谁因为什么而付钱给谁的问题比较容易。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加内特公司都可以喊出天价，但是，市场已经有个参数摆在那里了。
1984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年收入是49亿美元，而加内特公司的年收入才只有20亿美元。但是，加内特公司的利润率更高，为2.239亿美元，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利润才只有2.124亿美元。
华尔街对我们公司已发行股票目前市值的估价更高，加内特公司当前的交易价为61.625美元，市值49.4亿美元。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已发行股票数量较少，交易价为119.75美元，市值为35.5亿美元。
因此，加内特公司明显占有优势，哪怕华尔街以外的人认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可能是更大的公司。
惠曼说，他觉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许可以在当前市值以外另得10%的贴水。我告诉他，我觉得至少应该有15%的贴水。我给他的公司定了更高的值！但是，我当时是想锁定一项交易，出价太低会鼓励其他追求者。
我们达成一致，两家公司在价格上都处在同一水平，可以让财务人员去弄清细节。
惠曼说，他觉得现在已经到了去见一见比尔·帕雷的时候。我知道这一点的重要性。帕雷是创始人，也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退休主席，他仍然是公司最大的股东。
“跟我讲讲帕雷的事情。”
“嗯，他也被这个特纳搅得心神不定。他无法想像哥伦比亚公司被像泰德·特纳这样的人收购。”
“他对我们之间的合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当我们谈及与时报公司的兼并案的时候，他觉得那可能是两家好公司的合适搭配。”
“那他想从这次交易中得到什么？”我问。
“他是本公司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而且还留在董事会里。这对你有什么问题吗？”惠曼问。
“当然没有问题。”
尽管帕雷已经83岁了，但是，他继续每天到办公室来。他早晨9点左右到公司，午餐时间或者午餐之后离开。惠曼与帕雷的秘书联系，安排我们见面的事情。
“帕雷先生明天上午有空吗？我想让他见见纽哈斯先生。他应该知道这个名字的。”
他们明显商谈过与加内特公司的交易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