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犯的最后一个大错
我们现在就算进入一流的演艺业了。
两个合伙人极受人尊敬并且名声极高，丁克尔和他极有创意的手下都到了著名的库尔佛城──我们自己的影视中心， 弗里德曼在东边拍摄《今日美国》和其他一些现实节目。加内特公司一举进入电视片制作行业，这在媒体引起很大反响。
在接连15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忙自己的事情，对这个项目保持放手政策。无论做哪一种新的冒险投资，这种做法都是我从来都没有过的，尤其是跟《今日美国》关系如此密切的一个项目。作为公司董事长，那是我犯过的最后一个大错。
但是，我已经做出过承诺，只出钱，不管事。我对格兰特的管理技能寄予了太大的信任，对斯迪夫的名声也寄予了太大的希望。
对那些电视节目的宣传和销售工作耸人听闻。节目播出之前，已经签署了156家电视台，对于第一次做辛迪加节目的新成立公司来说，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1988年9月12日，全国人民都在等待《今日美国》的电视节目。
结果十分糟糕，全国各地的评论家骂声一片。
汤姆·肖尔斯是《华盛顿邮报》的辛迪加评论人，他写道：
“结果，电视史上吹嘘得最厉害的所谓信息娱乐节目里面既没有信息，也没有娱乐……有原声摘要播出，有原光照摄内容，有新闻节目，一切都有，就是没有蚊子咬的内容，这种节目最后会把自己烦死。”
我已经习惯于《华盛顿邮报》针对加内特公司和《今日美国》的疯狂攻击行为。但是，这次却不同了。这次说得正对病症，我自己也是这么看的。
节目开张的那天，我请丁克尔、弗里德曼和克雷共进午餐。斯迪夫看到一致的消极反应后大吃一惊。在大约1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游移于谦逊的边缘。
格兰特请斯迪夫注意媒体批评。放慢节目，让它有更多实质性内容。这是丁克尔第一次真正涉及节目内容，他过去一直愿意让斯迪夫放手干。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我一直在看下午4点30分的节目内容，看他们如何从弗吉尼亚州阿林顿市的影视中心到电视台。之后，我会跟弗里德曼见面，并提出一些反馈意见。他听我说话，但还是只按他自己的意思干。
最后，我放弃了自己轻言细语的建议方式，直接采取行动了。9月28日，到节目开播的第三个星期，我给弗里德曼写了这么一封“情书”：
斯迪夫：
看在老天的份上！今晚的节目你实在是弄糟了。你对事情先后顺序上的编辑判断臭极了，本来可以得甲的东西，被你弄成了乙。
在过去两个星期里，我已经极耐心地对你说过好多次，节目要求有传播性、时尚感和新闻内容。
[别再]轻手轻脚了。今晚之后，你得用棒球棍敲敲自己的脑袋（他的办公桌上总放着这么一样东西），要么就用我的大锤吧……
我标上“重要内容”后寄了一份给格兰特·丁克尔。
斯迪夫拿到备忘录后打来电话：“嗨，也许你是对的。但是，我希望称呼我为弗里德曼先生，而不是斯迪夫。”他总说俏皮话，他总在关心自己的名声，从来都不理解别人的意思。
弗里德曼明显长于管理已经存在的东西，但对新事物却不能适应。因为他在国家广播公司“今日”节目中的成功，他就相信自己真是名副其实的天才，结果不是。
再见，斯迪夫
最后，丁克尔让弗里德曼和他别出心裁的管理风格一起走人。我们拿出一个大价钱来分手：约100万美元。斯迪夫自由了，他可以去干自己认为是天才干的任何一件事情。
由于我们已经显出笨拙的样子，结果丁克尔、克雷和我达成一致，由加内特公司对《今日美国》电视节目进行控制。约翰·奎因当时是报纸的总编，他也参加了这项拯救行动。
这样一来，丁克尔就可以一门心思去弄他西边的GTG了。
虽然GTG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头三个电视节目失败了，但是，第四个节目《护滩使者》却引起广泛注意，并且被搬到了国家广播公司1989年黄金季节的黄金时间段里播出。
在电视剧制作当中，所有者只需要在5个左右的节目当中成功一个就可以翻身了。因此，丁克尔的风格有足够多的时间来翻身。
《今日美国》电视节目在斯迪夫离开后继续进行，消除了原来的管理混乱，去除了原来节目中不合适的内容，使其得到挽救，不然最初几个月就有可能夭折，这个节目更多地反应了报纸明亮、轻快和乐观的基调。
无论输赢，那个节目展现出来的新的领导风范看来正在起作用，它体现了我作为董事会主席退休之前最后说出来的警句和明示，哪怕说得有些晚：
“宁可让我们为之自豪的节目失败，也不要因为想在得奖游戏中获胜而使我们为之感到羞愧。”
这期间，加内特董事会和新的一届领导层已经显示出，他们有耐心，也有很深的钱袋子，这通常是获胜的优良组合。
有话直说：过早缩减新投资的损失无异于自割喉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