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着屁股的布拉德利
3天之后，有人引述布拉德利的话：“怎么能够做这样的公开道歉呢？总不能光着屁股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来回奔跑，大喊‘对不起’吧？”
布拉德利没有这么做，结果错过了很好的一个机会。这是他的“圣屎”新闻理论最好的个人典范，可以把他的光屁股照片登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那会让吃早餐的读者得到真正的早餐享受。
反过来，《华盛顿邮报》等了6天后才发表了一份软弱无力的编者按，说布莱尔大厦窃听一事完全是谣传。
卡特并不满意。他要求《华盛顿邮报》道歉，并威胁说要诉诸官司。
《华盛顿邮报》登载那篇关于前总统的不实和公然谣传18天之后，最后才登载一篇撤回声明，并致以道歉。
卡特之后宣布他不再起诉，并发表了以下声明，这个声明应该在全美国每一所新闻学院进行宣读，而且应该刻在《华盛顿邮报》新闻采编室的墙上：
“走运的是，由于我以前所居的位置，我有机会接受公众新闻媒体，并且可以吸引人们注意到我的问题。以讹传讹的类似谣传的许多受害人并没有我这样的机会，但他们受到的损害却同样严重。”
《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唐纳德·格雷汉姆与布拉德利的磨擦也许远远超过了与他母亲凯伊的磨擦，唐纳德只好自己给卡特总统寄了一封道歉的信。我给两位格雷汉姆都送去了口信，祝贺他们完成了道歉的事情，哪怕这有可能让布拉德利生气，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才是《华盛顿邮报》的老板。
“你给卡特总统的信也许是你作为《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所做出的最为重要的决定之一，不仅仅对《华盛顿邮报》是如此，而且对报业来说也是如此。”我给唐·格雷汉姆的信是这么说的。
“你（我们）处在很大的麻烦中，不仅仅是与政客，而且还与广大的公众有麻烦。他们时不时会原谅我们犯下判断失误的错误，但如果我们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他们就不会原谅我们了。为此我向你致敬。”
在致凯伊·格雷汉姆信件的附记里，我对布拉德利讽刺了一番：“祝贺你适当地施展了自己作为《华盛顿邮报》杰出和睿智的资深政客的影响力。”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戴安娜·麦勒拉让卡特夫妇难堪了一回，她把自己道听途说的东西当成真事。另一位记者简内特·库克得罪了一个警察部门，得罪了一个城市，得罪了她的报纸，也使她所处的行业受到损害，因为她编了一个纯粹想像出来的故事。
库克写了一个吸引人的系列故事，讲一个在内城吸海洛因的有8年吸毒史的吸毒者，说此人叫吉米。这个故事本意是想把哥伦比亚特区的吸毒问题戏剧化，但看起来却很吸引人，结果，《华盛顿邮报》提名将这个系列拿去评普利策奖，结果还真的成功了。
问题在于，根本就没有吉米这个人。奖项颁发之后，故事被人揭发出来，说是伪造的，《华盛顿邮报》最后只好退回普利策奖。
“圣屎！”这次令人难堪的事件之后，整个新闻界全都发出这样的声音。
“深喉”还活着
不过，《华盛顿邮报》也有得记一功的地方，那就是，它有时候利用匿名来源保护告发者，而这些告发者也并不一定是在说些想入非非的话。
水门事件就是一个例子。《华盛顿邮报》率领一批媒体推翻了尼克松政府，这也使这家报馆赢得普利策奖。该报因此应该得到这个奖项，而且也值得保留它。
《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凯伊·格雷汉姆是水门事件的主要操作者。她积极参与水门事件许多报道的评审工作，总体上说，她在那个时期对布拉德利是严加管教的。
关于简内特·库克的故事，布拉德利和他的人马可以自己去评判，他们的确滥用了自己的权威，而且错待了自己的读者。
但是，在涉及水门事件的报道中，《华盛顿邮报》的代笔者提出了一些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
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声称，他们最主要的消息来源是“深喉”，此人是政府部门的一名未指出姓名的雇员，据说经常会在多层停车库里突然出现，并在很深的背景里提供信息，这意思是说，“他/她”的话并不能直接引用。
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现在更加坚信，那个“深喉”不是别人，正是本·布拉德利本人。
大家不妨会奇怪，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呢？
很简单。布拉德利在华盛顿有数以百计的政界和社交界的关系，其中很多关系人可以在酒会或者电话里极其方便地透露消息给布拉德利。这些人当中的许多人，或者是大部分人都不会直接跟记者说话。
因此，我的预感是，布拉德利本人就是传奇中的深喉。除非布拉德利退休，或者开始写他的传记，否则我们也许不可能了解实情。他的传记应该取名为“圣屎！”
美国大部分报纸都有相当明显的风格。《华盛顿邮报》就是一种好得古怪，也坏得出奇的报纸。其他大部分报纸都在实践希望新闻理论，但是，有一些报纸仍然在为绝望新闻购买昂贵的车票。
《今日美国》前任编辑约翰·奎因曾被华盛顿的全国新闻基金会评为年度最佳编辑，他回顾过这样的新闻风格。接受那个奖项的时候，他说，根据报纸头版头条登载最坏消息──世界末日的方式，就可以看出各家报馆的风格。
奎因的预测是：
►《纽约时报》：“世界结束了。第三世界国家损失最重。”
►《华盛顿邮报》：“世界结束了。白宫忽视了早期预警，据未透露姓名人士说。”
►《今日美国》：“我们死定了！各州死亡情况，见8A版。最后一次体育决赛结果，见10C版。”
新闻理论教育工作者有助于为媒体设定基调，或积极或消极，因为大多数有才干的新闻记者都是他们教育出来的。
在过去40年里，我见到过很多学生从新闻院校毕业，我们从几十所不同院校聘用了数百名毕业生。毕业生的质量是衡量最佳新闻院校的最有意义的方法。利用这个标准的话，我就可以给1980年代的那个10年评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