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争吵的事情就要吵
我们有无数的梦想，但钱很少。结婚的时候，我买了一辆1937年产的福特V8车，是用我当小学老师的工资买的。他买了我们的第一个家：18英尺长的一辆二手拖车，是银色和黑色的，里面有很小的卧室，有煤油取暖器，还有冲水马桶。艾尔在部队里打扑克牌赢了钱，他拿出700美元买了那辆车。
婚姻早年，我们不同的性格导致一些小小的争吵，但是，并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他生活很有秩序，是个讲求成就的人，很聪明，喜欢控制局势，也喜欢控制一些人。他办事从不马虎，我却是个梦想者，很害羞，也很敏感。
结婚后不久的一天晚上，艾尔谈起我们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别。他抱怨说，我太安静了。我反唇相讥，让我自己都吃了一惊：“我们两个都不是完美的人，这可真是太糟糕了。”他听了这话很是高兴，大笑起来，并开始逗我开心。他喜欢看到人生气的样子，也乐于接受别人反驳。但是，我从来都不跟艾尔一样那么喜欢争吵。
比尔·波特是他干《南达体育报》时候的合伙人，有一次，他们两个人就上帝是清教徒还是天主教徒的问题争吵到深夜。波特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肯定上帝是天主教徒。艾尔并不太信宗教，但是，为了争论的缘故，他成为一名自豪的清教徒。
艾尔被《迈阿密论坛报》雇用的时候，他是开车去佛罗里达州的，之后他又让我坐飞机南下。当时我已经有6个月的身孕，肚子里怀着简，而丹又还只有1岁。我们在暴风雪中登机，因为大雾又在新奥尔良换机。我当时有身孕，带着很小的一个孩子，又没有多少钱，以前从来都没有到过中西部以外的任何地方，结果就卡在新奥尔良动弹不得。走运的是，航空公司为我们找到了一个汽车旅馆的房间。
第二天早晨，我们到达迈阿密，来到华氏85度的阳光底下。那天晚上是满月，皓月当空，我再也不想离开了。
在迈阿密，我们是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们新生的小女儿使我们的生活不可能再完满了。星期六的晚上，我们一家四口上杂货店买东西。艾尔和丹拿着一半购物单，我和简拿着另一半购物单。回家的路上，我们唱歌，比如“我一直在铁路上干活”。那可真是开心的事情，因为艾尔唱歌的声音很大，而且总是跑调。我笑的时候多过唱歌的时候，他总是问我为什么会发笑。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唱的每一个半音都错了。
我们每周只有95美元的工资，支付了生活必需品之后，银行账户上剩余的钱通常不到1美元。我记得，有一次只剩下12美分了。有一次是79美分。但每逢特别的日子，我们总能想办法找到足够的钱。过母亲节的时候，艾尔让简和我大吃一惊，给我们两个每人买了一朵红色的康乃馨。他很自豪地把花朵别在衣服上，之后去教堂，再去吃晚餐。
关于艾尔职业上的事情，我记得有一个转折点，在《迈阿密论坛报》当记者的头几个月里，他写了很多头版报道。有一天晚上，他宣布：“我比《迈阿密论坛报》新闻采编室的任何人都更聪明，也更有潜力。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我。”
看起来那是他的一次启示。我一向认为他比任何人都聪明，因此在我听起来，那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新鲜事。从那时起，他就有了足够的信心，认为自己能够一直升到顶层。
尽管艾尔信心十足，我和他基本上还是属于天真的一派人，属于乡下佬。出席社交活动的时候，这一点尤其明显。因为艾尔在《迈阿密论坛报》属于升起的新星，后来在底特律也是一样，我们就有机会出席很多有要人参加的晚会和宴会，这对我就是十分难受的事情了。
我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便宜货，身上的饰品也是伍尔沃斯式的五分钱用品，这与穿着品牌时装和戴着钻石戒指的贵妇们比起来就让人胆寒了。早年，我的角色主要限于一起坐一坐，笑一笑，并不需要说什么。艾尔外向的性格掩盖住了他的不稳定感，他事实上是否有过任何不稳定感，这一点我保持怀疑。
对妻子进行的考验
在底特律，有一次很特别，那一刻会永远留在我心里。出席晚宴的时候，有耐特公司所有高级主管在场，大家在格罗斯波恩特大楼很漂亮的一个屋子里，杰克·耐特把一片剪报递给我，说：“你是最年轻的，因此你的眼力最好。可否请你给大家念一下？”我把文章里面的一个字念错了音，而且念错了两次，自己并不知道。并没有任何人来告诉我，说我念错了字。
晚餐期间，我注意到艾尔不断投来冰冷的眼光。没有一点温情，就是那种穿透人的黑暗内心的冰冷的眼神。在加内特公司，很多人都已经熟悉了他那种冰冷的漠视，大家都觉得那种眼光让人难受。
我自己在想：“我做错了什么？有什么事情糟糕到了那种程度？”我们两个人一声不吭地开车回家，最后艾尔冷冷地说：“constituents这个词你怎么发音？”
他带着嘲讽的口吻说，我念错了两次，我恨不得当时死掉才好。我相信，艾尔觉得，他的工作就系于我对那个词的发音是否准确。
罗切斯特的加内特公司想要网罗艾尔，结果，对公司负责人的妻子们进行的考验也继续进行。我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跟他一起参加会议。路易丝·米勒是加内特公司总裁的妻子，午餐期间，她介绍说，我是艾伦夫人。一个下雨的日子，她带我到罗切斯特市参观，途中我对她说，我喜欢下雨的日子。这是事实，但我有一种感觉，她会觉得那很奇怪。后来我们跟米勒先生和其他高级主管见面，谢天谢地，再没有人请我念任何材料了！
后来我才得知，加内特公司，考验妻子的时候跟考验未来的可能高级主管时一样细心。我为他们感到难过，妻子们的谈话──甚至是她在餐桌上的仪态──都会与丈夫的职业能力一同考虑。这是完全凭主观判断的事情，而且极不公平。当我处在那样一个位置，能够就此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会努力让新来的妻子们处在安逸之中，我会努力结束对妻子们的考验。
搬到罗切斯特去以后，我们两个都没有对于底特律的一丝怀念之情。我们把罗切斯特当做永久的家了。
家庭生活：一切都安排好了
曾几何时，我们有一个美好如画的家庭。他每天下班回家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都在门口等着跟他问好。我把一杯加冰的马爹利酒倒好，开胃的食品也准备好，壁炉也在熊熊燃烧。
因为艾尔每周要干6天的活，因此坚持星期天一定要好好过上家庭生活。当然，回家的时候，他也还是在干活。孩子们不能去任何地方，他们也不能邀请朋友到我们家来。我们常常打网球、游泳或者玩垄断家游戏。到了冬季，我们就在雪地里玩狐狸与母鹅游戏，还打雪仗。
慢慢地，艾尔完全投入到自己操心的事情上去了，他担心保尔·米勒永远也不会把加内特公司的控制权交给他。甚至在他当上了总裁以后，艾尔仍然要听命于保尔。有一次，在佛罗里达州博卡雷顿市召开南部报业出版人协会的大会，艾尔刚刚开了一系列晨间会议。他已经穿好了游泳衣，我和他准备外出晒太阳，突然电话响了。
“如果是米勒，说我不在这里。”他告诉我。
结果是米勒，问艾尔在不在。我撒谎的水平太差，因此有些犹豫：“嗯，保尔啊，他刚刚出门。”
保尔说：“我有要事要找他。”
“我看看能否赶上他。”他说。我打开门，朝楼下看看，并喊叫着：“艾尔，艾尔！”我回来了，告诉保尔说，艾尔马上就过来。
保尔大笑，说：“他在那里干什么，在窗户外上吊吗？”
我猜保尔太了解我了，他知道艾尔一直都在那里。艾尔接过电话，保尔要他开车到棕榈滩，商量工作上的事情。我感觉十分失望，自己的一点自由时间又被占用了。
1966年，佛罗里达的《今日报》启动了，艾尔的旅行增多了。他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在罗切斯特的时候，他只是做些赶上当地别家报纸的事情。在家里，他越来越沉闷了，心情焦躁，指东说西，总是不满。我问他哪里出了问题，他说是工作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