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太伤感
为了保障自己能够找到合适的办法，我从刚刚当上加内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开始就在计划自己的退休事宜了，当时我只有49岁。
在我的坚持下，我的第一份首席执行官雇用合同里包括有这么一项内容：“纽哈斯必须在1989年3月31日前退休。”每一次合同更新或更改都保持有这么一项内容。
我坚持必须要在自己50岁以前确定退休的日期，我对董事会是这么说的：“我想在自己变得太老或者你们各位变得伤感以前确定退休事宜。”我希望在自己还有理智的年龄离开。
没有这件事情挡路了，我就能够集中精力干自己的事情。这使我在50至60岁的这个期间过上了一生最有效率的十年，也是加内特公司里最为成功的10年。
每一位首席执行官都必须借助公司来计划和有秩序地实施有效的交接过程，好把权力交给下一代人。
反过来，假如一个首席执行官是一位成功人士的话，公司也会给这位首席执行官来一次财务上的告别拥抱，这样可以确保他安逸的生活水平，使其在退休后不至于受太大的苦。
实际上，一位首席执行官对公司领导层的责任，不应该仅仅限于在自己退休时解决权力交接的问题。老板还应该掌握董事会的建议权，确定在老板出现意外时由谁来继任，比如他/她不慎被公共汽车压死。
自从当上首席执行官以后，我每年都会提出这样的建议。每年12月份，我都会与公司董事会的管理权交接委员会评估高层管理人员当年的表现。
每次会议我都是这么结尾的：“如果明年公汽将我撞死，我希望本委员会能够在推荐首席执行官人选时考虑如下情况。”
我用书面形式把这些建议写下来，密封好，告诉委员会的主席将它锁起来，直到或者除非全体委员都需要看看里面的内容。
只有我和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才知道这封信的存在和它的内容，而其他董事成员并不知道这个情况，没有高级主管人员涉及此事。
由于我善于躲避公汽，也挡住了射向我的明枪暗箭，所以那些信件一直都没有机会用上。但是，每一位首席执行官都应该为公司提供这样一份应急文件。
有计划的权力交接比突发性的交接容易得多，也简单得多。你可以测试潜在的候选人。如果他们通不过重要的测试，那你就排除他们。如果通过了，你给他们更严峻的考验。
有些人能够感觉到公司在考验他们，有些人感觉不到。
约翰·克雷通过了我在加内特公司给他的所有考验。他当过记者，当过编辑，当过出版人，他是公司设在华盛顿办事处的负责人，在那里得过普利策奖。他是《今日美国》的创始人编辑，是负责地区报纸的总裁。
当然，他也犯过几次错误，现在也犯些错误。他是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长大的，因此说起话来很搞笑。他们在学校里也不学书法，因此，他写的字你根本就无法看清楚。但是，世上没有完人，因此这些小毛病我根本就懒得记在心上。
我过60岁生日的时候，把有序交接的事情公开化了。克雷被任命为公司总裁，也是首席运营官。
“如果他通过这次考验，我会在两到三年内请求各位任命他为公司首席执行官，之后，我会给他一些辅导，在我最后两三年里告诉他一些公司主席要办的事情。”我对公司管理层交接委员会的成员们说。
他们同意，也喜欢听到的话。但是，他们不相信我，没有人相信。
韦斯·加拉格尔以前是美联社的总裁，当时他是那个委员会的主席。他在我的退休晚会上告诉我说：“你正好做了当初许诺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当时并不相信你。我们以为你到65岁的时候会要求我们放弃年龄限制，这样你就可以继续留下去。”
最后一次惊喜
他们会这么做吗？当然会。差不多所有董事会都会这么做，如果首席执行官或者公司主席这么要求他们的话。之后，那个婊子养的首席执行官会发出一个新闻稿，说“在公司董事会的要求下”，他被迫留任，以便完成还没有达成的业务交易。之后，他会尽一切力量让那样的业务永远也做不完。
我的确是给董事会准备了一件让大家惊讶的事情，谁都猜不出来的一件事情。
根据加内特公司的辅助法规，董事是每三年选一次，我是1988年当选的，一直要到1991年才过期。加内特公司的次要法规还规定，凡当过首席执行官的董事，其作为董事的退休年龄可到70岁。因此，人人都以为我会坚持到1991年再次选举的时候，然后再工作到1994年。
1989年3月22日是我65岁生日，我按照平常的普通方式召开了作为董事会主席的最后一次会议。谈到最后一个大型日程安排项目，即“其他事务”时，我向董事会成员分发了一封信，都是亲笔写给每位董事的信件，表达我对各位的特别感谢。
那是我从董事会退休的一封辞职信。我事先只与两位董事谈过，一次是几天前跟克雷谈过，另一次是几小时前跟麦柯金戴尔谈过，我要求每个人都保密。
这封信的部分内容如下：
我自己的经验和观察说服我，当一位退休的前任首席执行官继续留在公司董事会内，他/她的存在经常会成为一个妨碍手脚的不利因素。我并不想冒险妨碍我的后继者，也不想以任何方式妨碍董事会。因此，本信是我作为加内特公司董事长的辞职信。
接下来我转到接受我的辞职信的话题上，多名董事举手，有几位同时说话。我打断了所有人的讨论，表示了我的异议，之后很快就宣布活动结束，并休会。
令人震惊，他们事后在我跟前说，有些还饱含热泪，我自己也是。
本来不应该是惊喜的。16年来我一向都是事先做好一切安排的，目的就是为了有序交接。交接意味着跨越，一位首席执行官要完成跨越的惟一办法，就是到时候与公司一刀两断。
大多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理论上都同意这个做法。但是，轮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他们就会输掉自己的客观性。别的公司有一位首席执行官很有头脑，我与他事先谈过自己的计划，他不仅仅同意，而且还鼓掌喜欢，并且解释了为什么。
彼德·乌伯诺斯是大联盟棒球赛的专员，他后来成为我的好朋友。他感谢《今日美国》为棒球所做的一切，还有为作为整体的体育所做的一切。多年以来，我一直都是每次世界杯赛的专员包厢里面的客人。
他作为专员的退休日期正好与我作为主席退休的日期一样──1989年3月31日。他事先建议，到时我们一起庆祝。
大联盟棒球队每年春季都要在罗德戴尔堡开年会，当年会议开完之后，他和妻子吉妮到南瓜中心来了一趟，专门提及此事，并谈到了未来的计划。
1989年3月9日晚上，我们一起在可可阿海滩的芒果树餐馆吃晚饭，喝克里斯托尔香槟，我告诉他说，我不仅仅准备退出主席职位，而且还要退出加内特公司董事职务。
他支持我的观点，说了这样一番话：“前任首席执行官留在董事会里根本不可能起什么作用。如果你在一些问题上与后继者不合，听起来你就像是一枚酸葡萄。如果你总是同意，听起来又像是屈尊俯就。如果你装聋作哑，那你留在那里干什么？”
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