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说，它指的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常用方法，即：逻辑推理。大约在晚清时期、也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传入中国不久，当时的中国学者就把科学叫做“格致之学”。但这个说法在13世纪、也就是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500年前，就被明朝的大学者王阳明给否定了。
王阳明曾经像现在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一样“格物”。据说，他“格物”是相当认真的，可是“格”来“格”去，他怎么也找不到出路，竟然“格”得大病一场。后来，王阳明回忆从“格物”到发病、再到痊愈的整个过程，最后恍然大悟。于是，他终于大胆地否定了朱熹的说法，认为“格物致知”不是逻辑推理。他给出了另一种解释，即：“格去物欲，方能致知”。
朱熹是王阳明的前辈，他老人家曾经自作聪明地对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四书五经”进行了“格”式化的注解。从那以后，人们看到的孔子学说，其实就是朱熹版本的孔子学说。
我们知道，社会科学是专门研究人的学问。这门科学认为，人是社会的动物。这种说法也对，但它会让我们的目光远离自然，远离老子、庄子、孔子、以及孔子的学生们当年所说的“道”。虽然社会科学也谈到道德，但这种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来建立的“格”式化道德并不具有道德本来应该具有的自由、快乐和爱，恰恰相反，它让人感到刻板、莫名其妙和压抑。花儿是不可能按照这种道德来成长的，人也不可能。100多年前，人们之所以颠覆中国传统文化，便是因为朱熹的这种“格”式化道德。
朱熹的“格”式化道德是“存天理，灭人欲”，达尔文主义的“格”式化道德却是“人欲即天理”。一种“格”式化道德打败了另一种“格”式化道德，却让孔子和洋溢着智慧的中国传统文化背了黑锅。
天理即真理也，即“道”也。从表面上看，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观与王阳明的悟道并无不同，其实大有区别。朱熹的哲学是推理出来，王阳明的“道”是感悟出来的。在朱熹看来，天理与人欲无法并立，只有革尽人欲，才能复尽天理。在王阳明看来，虽然天理只有通过“格去物欲，方能致知”，但凡是符合天理的人欲无疑都是正当的。
所谓符合天理的人欲，其实是为了满足生命成长的需要。你饿了就吃，渴了就喝，困了就睡，它们是应该被满足的。
需要是符合天理的，所以“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本身就违背了天理。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朱熹的“格”式化道德为什么会弄得天怒人怨。
需要是符合天理的，但欲望不是，“人欲即天理”的理论混淆了需要与欲望之间的区别。欲望是一种病态的需要，是一种发了疯的需要。你饿了，需要一碗米饭，这理所当然。但欲望却是不可理喻的，你想要一万元钱，某一天你得到了，可就在你得到的那一刻，欲望会让你想要更多的钱。于是你想要十万元、一百万元、一千万元……永无止尽，直到你彻底崩溃。
欲望甚至会剥夺你的需要。你需要吃饭，可欲望剥夺了你吃饭的权利，为了身材苗条它迫使你拼命节食。你需要睡觉，可欲望剥夺了你睡觉的权利，为了追求成功它迫使你拼命工作。你需要轻松，可欲望剥夺了你轻松的权利，为了占有它迫使你绞尽脑汁地巧取豪夺。
需要是一种健康的生理反应，欲望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反应。需要是容易满足的，欲望却不容易满足。需要是为了满足生命的成长，欲望却在伤害生命的成长。但奇怪的是，人们总是为了满足欲望而剥夺自己的需要，结果就常常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的境地。
朱熹的道德成功论在用道德的名义剥夺你的需要，现代心理学的自我成功论在用欲望的名义剥夺你的需要。事实上，孔子很早就警告过人类，他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为自己的需要着想，就会让生命遭受到天诛地灭的厄运。
需要是美丽的，欲望是丑陋的。通过这样的“格物致知”，你就能够像王阳明那样，辨别出需要与欲望之间的差异。你只是需要，像花儿需要阳光那样需要，像树苗需要土壤那样需要。你体验着生命此时此地的存在，你满足着生命此时此地的需要。你吃饭，不是为了将来。你活着，也不是为了将来，而是为了现在。
现在是真实的。你真实地活着，不再受到欲望的迫使。你自自然然地生，自自然然地死，自自然然地需要，自自然然地享受这个世界，一切都变得那样美好。从你悟道开始、直到你的肉体老去，你都将是明确的、自由的、快乐和充满了爱意的。你与生命已经合二为一。
明嘉靖7年，王阳明病故。临终之前，他的家人、好友和学生问他还有什么遗言，他微笑着说：“我享受了我的生命，我的心灵充满光明，你们还要我说什么呢？”
王阳明是一个真正理解了孔子的学者，他的人生也因此发生了令人欢欣鼓舞的转变。从表面上看，王阳明似乎去世了，但他的生命并没有消失，而是用另一种形式存在着。尽管现在的科学家还无法解释这种神奇的生命现象，但未来的科学一定会发现其中的真相。
按照“能量守恒定律”的说法，能量是不生不灭的，只能从一种能量转换成另一种能量。生命意识也是一种能量，当一个人去世之后，他的生命意识转换成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