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犹太作家指出：积极的自我形象是走出贫民窟、危机和不幸童年的门票。女性幻想家格洛丽亚·斯坦内姆、奥普拉·温弗雷、简·芳达、艾恩·兰达、莉莲·弗农、玛丽亚·卡拉斯、玛丽·凯·阿什、哥尔达·梅厄和艾斯蒂·劳达都克服了贫困的环境或巨大的悲痛来达到成功的顶峰。她们早年生活环境并非如媒介所描绘的如同田园诗般美好。哥达·梅和艾恩·兰达都自年幼时便在俄国革命时不断地与死亡抗争；丽莎·克莱伯恩和莉莲·弗农都是逃脱纳粹恐怖魔掌，以落魄的移民身份分别来到新奥尔良和纽约；玛丽亚·卡拉斯从受战争蹂躏的希腊的饥饿线上挣扎过来；玛格丽特·撒切尔少年时代在二战炮火袭击的英格兰幸免于难。这些妇女都从年少时所失去的和所遭受的危机中学到了东西，并以此作为鞭策动力，她们能将不利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以构建伸缩自如的自尊。她们早年的经历给她们留下了惊吓，但纯粹是生理上的，她们受伤的零件在伤口愈合后更为强健，她们克服早年的悲剧，通过将需求升华为积极的内在能量，来达到她们各自领域的顶峰。
帮助她们克服早年不幸的一个因素是内在对自己强烈的信任。犹太人经常教导他们的孩子树立强大的自我形象，不断警告他们是伟大而强盛的，他们由此臭名远扬（这些妇女中有6人至少有一位犹太父母）。甚至那些没有犹太父母的，其父母也沿用犹太人的传统，灌输自己的孩子树立无所不能的自我形象，她们被宠爱、受崇拜，并不断被灌输自己是伟大、不凡、聪明，而又美丽的，超过其他人，这种说教构造了有弹性的自尊，帮助她们克服早期的不幸与灾难。大多数女性以后承认她们那时便相信，长大后会不平凡。
她们中许多人儿时在学校被认为早熟或比别的孩子聪明。奥普拉·温弗雷、琳达·沃切纳、艾恩·兰达、麦当娜和简·芳达承认有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她们知道自己比朋友们更聪明，更有才能，这一自我认识赋予她们在学校和以后的生活中取得更大更高的成就，也强化了她们的自我形象，她们相信自己不同寻常并以此行事。心理学家近期发现我们“成为自己所想”，“想象变成现实”。她们以精神优越感行事，从而激励她们攀行。
这些妇女往往对自己的卑弱和不安进行过度补偿。强大的个体由不安和超成就所驱动，来平息内心的恐惧。她们中许多人是与众不同的，这在她们很早的生活中就定势以“不同”观点作为积极的品格，而非不利因素；因而，当同伴告知自己与众不同，只会成为她们自尊强化的积极因素，她们往往将自己的与众不同作为一种财富，而绝非负担，以此来强固自我形象。
自信使我们能够应付任何挑战，自尊使我们表现出色，而热情是自信和自尊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