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创业再解读
按照吕梁的说法，在中科创业事件中，他首先是一个受害者。
有一段文字是这样描述吕梁的受害经历的：
“……事实上，北京机构真正接手康达尔之后，才发现实际已落入投资圈套。康达尔远非Z和该企业原董事长（现已藏匿澳洲）所称的业绩良好、成长性惊人、拥有大量土地资源。揭开这些虚假财务报表的黑幕，真实的康达尔其实早已烂掉：传统主业亏损严重；为配合二级市场庄家炒作，包装业绩导致企业财务虚数黑洞巨大；不仅根本没有土地资源，实际还卷入了海关走私、土地炒卖系列等中纪委重点关注的经济犯罪大案。这些巨大的财务黑洞使一批战略投资家的策划面临空前困难。投资决策的错误，一方面导致战略投资家的良好愿望成了水上漂；另一方面严重加大了北京机构重组该企业的投资成本。”
在这一段文字中，我们看到的吕梁和所谓的“北京机构”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受骗者。但这种形象却与吕梁在业内颇有名气的策划大师的称号以及北京机构的名头不相符合。按照吕梁自己提供给《财经》杂志的资料，收购康达尔的5500万流通股及部分国有股大约花掉了“北京机构”7亿元资金。这还是重组的第一步。如此巨大的资金收购回来的却是一堆垃圾，这无论如何是不能用轻率加以解释的。以吕梁在证券市场征战多年的经历及“北京机构”专业和雄厚的研究背景，这种明显的财务黑洞，只要稍做分析应该是很容易察觉的。但吕梁和这一批战略投资者却轻易落入了圈套。这如果不能说明，吕梁和这批战略投资者是地地道道的冒牌货，那就只能说明，他们是故意落入圈套的。从主观上讲，吕梁与他的战略投资伙伴当然希望真正收购到一个成长性良好，但价值却被明显低估的上市公司进行重组。但中国上市公司的现状及二级市场价格泡沫决定了，这几乎根本是不可能的。对这一点，吕梁及其伙伴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很容易判定，吕梁及其战略伙伴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康达尔的基本面放在眼里，他们看中的是二级市场上康达尔已经相当集中的流通筹码，因为这为二级市场的进一步炒作提供了莫大的便利，何况朱焕良还承诺锁定了50%的流通筹码呢？所以，吕梁及其伙伴一开始就没有打算重组康达尔，而仅仅是准备炒作康达尔。这一点我们也可以通过中科创业的总经理欧锡钊的话得知。他说，自从大股东入主以来，大股东没有为康达尔带来过一分钱。他甚至连大股东派出的董事都没有见过。
谁都知道，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重组是百分之百的幌子。没有二级市场的炒作暴利，几乎任何重组都不可能发生。这样路人皆知的道理，吕梁却偏要撒谎。我们不能不佩服撒谎者的大胆和心理素质。
指鹿为马，公然撒谎之所以能够蔚为风尚，是有其深刻的文化原因的。这是因为撒谎者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经常受到奖励。于是，撒谎者越来越多，于是，谎言重复一千遍就真的成了真理。那么，为什么谎言能够重复一千遍呢？是什么导致了谎言的泛滥呢？对于谎言，最好的解毒剂就是真相。但在中国，真相却成为某些人最想掩盖的东西。吕梁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所以他要不断地撒谎，直到谎言成为真理为止。
且不管吕梁想要遮掩的真相是什么，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即使康达尔真的如吕梁所说是由一帮犯罪分子所控制的陷阱，是一个“套”的话，那么吕梁也是主动钻进这个“套”的，他不过是想用这个“套”来制造一个更大的“套”，来套更多的人，套更多的钱。吕梁及战略伙伴不仅是这样想的，而且是这样做的。
于是，在下面的文字中，吕梁及伙伴不仅是受害者，而且从受害者更变成了“天使”：
“……为补救投资损失，深陷其中的各机构只好被动地加大投资力度，组织更多的资源投入康达尔重组，注册成立了北京‘中科创业’。与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北京国投、上海风险投、深圳风险投合作中联网，收购中西药业29％的股份，指望用中西药业的高科技项目和其他机构的优质资产来整体置换康达尔的烂账、虚账。这就构成了投资界百思不得其解的：为什么中西药业要把市场极为看好的新生力核酸项目80％的股权低价出让给康达尔的真实原因。”
如此重组，终于将康达尔80％的业务转移到高科技生物制药行业，但代价惊人。K工作室组织的北京机构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对参与的各大机构形成极大的资金压力之后，为彻底解决康达尔的财务虚数，铤而走险，试图打造一个新型的财务工具，用股票市值的虚数来填补企业多年积累的巨额的财务虚数。这种国外投行惯用的“钱生钱”操作固然为企业获得处理财务状态的有效投行工具，但系统风险巨大，一旦资金链崩溃，所导致的连锁反应会迅速摧垮整个投资系统。后来人们看到的中科系股票莫名其妙的连续跌停便为这一恶果。
很容易注意到，虽然没出一分钱，但吕梁及其合作伙伴对康达尔的“重组”还是不遗余力的。但如果同时注意到，所有这些“重组”动作都发生在康达尔的股价已经达到历史最高位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种“重组”的目的是什么。神智清醒的人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典型的要拉紧绳子的动作，庄家们要结束炒作了。他们放出了“重组”的诱饵，正在静悄悄地等待猎物的上钩。很不幸，面对7—80元的股价，这个诱饵不够香。没错，吕梁及其伙伴的确陷入了陷阱，但并不是公司重组的陷阱，而是陷入了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的陷阱；不是陷入了康达尔的陷阱，而是陷入了自己的陷阱。
对于这种结局，吕梁们是应该有准备的，但他们宁愿很“政治”地相信奇迹。这当然是一种病，但不是吕梁们独有的，它是一种时代的疾病。从这个意义上说，吕梁们不过是杰出地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他们被一根更无形的但却更加无从逃避的绳索套住了。虽然，吕梁们同时也套牢了更多的人。
在整个中科创业的连环套中，我们真的很难分辨，究竟是谁套住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