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证券市场的历次熊市相比，从2001年开始以来的熊市似乎颇有些不同寻常之处。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媒体比以往任何熊市时都要热闹。这种热闹在股市继2002年6月之后再一次跌破1500点政策底之后，变得越来越具有“看点”。2002年11月23日，北京《证券日报》发表题为“维护资本市场关乎国家利益”的文章。这篇文章以一种惯常但显然更加焦躁的“阴谋论”思维，将股市暴跌归咎为所谓“推倒重来”论和其他“谣言”。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前十几天中，深沪股市在“利好”刺激下不涨反跌，正在直扑年内新低。一些人逐渐由迷惑而至绝望。《证券日报》的这篇评论文章正是以这种绝望心态写就的“奇文”。这篇文章之所以“奇”，并非“奇”在其观点，而是奇在其行文风格。这篇通篇散发着“党八股”气息的文章，以貌似权威的口吻教训道：“它（推倒重来）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并继而得出结论说：“呵护市场，就要旗帜鲜明地批判所谓推倒重来之说。”虽然政策市在中国股市中已经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事实，但以如此严厉的口吻（政治上是反动的）对一种论点进行政治定性好像还是绝无仅有的第一次。其威慑气味甚至远远超过了1996年12月的那一次《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有趣的是，上一次发出“恐吓”的是空头，而这一次发出“恐吓”的却是多头。期间“角色”转换，与这几年中国股市中的利益生态颇为契合。如果放在以往，这种“杀气腾腾”的口气很可能达到该报欲以达到的效果的（这种用心可以在该文的署名中看出，这篇文章的署名模仿曾经屡屡起到杀伤效果的格式，用了一个“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头衔），但时势毕竟不同，被这种“权威”文章折腾怕了的投资者并不理会，更何况这个《证券日报》并不是什么“指定媒体”，其“评论员”再“特约”，层级也高不到哪里去，当然更“权威”不到哪里去。这种市场反应让《证券日报》很是“不爽”。于是，不甘寂寞的《证券日报》只好退而求其次，开始以自我炒作自娱自乐。在紧接着的第二天发表的文章中，《证券日报》大肆广告，自我吹嘘“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激起强烈反响”云云。如果不是这个后续广告，股市中的许多人还真不知道《证券日报》有此“惊人”之作，我们就是第二天在这篇自我炒作的广告中才知道这篇来历不明的“评论员文章”的。正应了那句老话，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
不过，不管是不是谎言，《证券日报》这篇文章确实代表了股市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利益群体：既得利益派。这个术语可能不太准确，但这个派别的确与股市既得利益群体有较大的吻合。这一派主要由券商、银行、各式各样的国有机构构成，他们在十几年的股市发展中获取了最多的利益。所以，在市场和舆论上，此派经常表现为“做多派”和“发展派”，因为只有“发展”，他们才能从“发展”的泡沫中获利（更多的时候是寻租）。这是中国股市中最重要的一个利益群体。他们有关“发展”的惯性思维比任何一派都来得强大。不幸的是，这个利益群体在最新一次惨烈的熊市中被套，甚至比任何一次都套得更深、更遥遥无期。这种遭遇与该利益群体骨子里具有的“近视”基因有关。表现在市场作风上，就是狂热、掀起狂热，然后乱砍滥伐，以至于最终导致股市严重的生态失衡。所谓熊市，不过是股市利益生态失衡的另外一种叫法而已。在暂时吃光了所有可以食用的东西（一大批中小投资者以及一大批银行资金），又没有新物种可吃的情况下，该派就只能吃自己的原始积累了。显然，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于是我们就听到所谓大力培养“新物种”的呼声，这就是所谓要“维护”（更准确说是培养）投资者的信心。我们很难判断这种可供食用的“新物种”会不会诞生，但常识告诉我们，培养这个新物种最起码是需要时间的。很多朋友在一起讨论牛市何时会到来的时候，我只给出了一个判断指标，那就是要看什么时候有一批新物种茁壮成长。在这些人的记忆中，必须没有熊市的经历，更没有因为不公平的规则而被“屠宰”的经历。否则，我们可能看到反弹，但绝对看不到牛市。清楚的是，这样的“新新人类”的成长不仅需要时间，而且需要极其苛刻的条件（比如年轻一代财富的增长，以及监管的到位等等）。在这个意义上，牛市还相当遥远。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目前，既得利益群体与他们昔日对手——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有相当大的重合之处。道理非常简单，所有被深套的中小投资者都希望尽快解套。不管你把这叫做“挟持”也好，叫做“共患难”也罢，他们在急切盼望牛市的心态上完全一致。在这一点上，既得利益群体的确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民意。事实上，既得利益群体经常就是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出现的。由此而观察，《证券日报》标榜自己“很好地说出了投资者的心里话”也就很难说完全是谎言了。
当然，要争夺“为民请命”这面旗帜的并不仅仅是股市中的既得利益群体。另外一派最近声调也颇为响亮。这就是所谓的民粹派。如果说既得利益群体站在中小投资者一边是因为不得已，多少还有点假惺惺的话，这一派打出“为民请命”的旗号就显得正宗多了。他们拉出队伍的目的更多的是争夺话语权力，而不像既得利益群体那样出于直接的利害关系。在更大的视野中，这一派与经济学界的非主流派以及思想领域的“新左派”暗合。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派在股市争论中，最响亮的论点就是“反洋”，股市中“阴谋论”就是这一派的发明。虽然他们还没有打出更加不着边际的“爱国”旗号，但股市的熊市如果发展下去，他们亮出这个在当下中国特别具有诱惑力的旗号恐怕只是时间问题。在最近《南方周末》举办的一个很有点幽默意味的评选中，一位人士就自命为“人民自己的经济学家”而在网上到处拉选票。这个聪明的“发明”在让人哑然失笑之余，也提升了我们的警觉。因为这种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自命，再往前走一步，就可能和“义和团”相当接近了。熊市可以毁灭人，但同样可以造就英雄。股市中的民粹主义者是这个英雄“职位”的主要候选人。他们既反洋务，又天然地代表中小投资者，没有什么人比他们更有竞争力了。
一个是要解套，一个是要维护既得利益，一个是要乘势（乘熊市之力）而成为英雄，昔日琴瑟不合（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三股力量，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了同一个声音：拒绝熊市。当然，算盘还是各打各的。于是，有人绘声绘色地描述有“台湾机构”恶意做空导致股市大跌以便外资全面抄底，也有人干脆提出允许庄家合法化这样荒谬的主张。文革式的政治棒喝中隐隐夹杂着爱国主义的古老诅咒。难怪有香港财经媒体称：中国股市舆论大乱。不过，作为隔岸观火、无关痛痒的香港媒体很难体会在这种舆论大乱表象之下所隐藏着的，是熊市给中国股市带来的难以承受的痛苦。当然，熊市以及熊市的痛苦不仅仅属于市场参与者，也同样属于管理层。
除了极小一部分提前逃离熊市的幸运儿之外，惟一能够在这场熊市大火中“心安理得”的，大概就是所谓“洋务派”。这一批主要由有西方教育背景的研究人员构成的派别，经常被人调侃地称为“海龟”。2001年股市大跌之后，有关海龟的黄“段子”也在私下开始迅速流传。其中半是刻薄，半是发泄，海龟们招人怨恨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虽然有人经常将“海龟”们扣上外国投行代理人的帽子，而民粹派则索性毫不掩饰地将他们称为买办。但公平的说，这群人更多的是一个知识共同体，起码利益代言色彩不如既得利益群体强烈。而这群人之所以被扣上利益集团的帽子，则是因为他们出于同一种教育背景而对中国股市得出的一致结论。在当今中国的经济领域，海龟派的话语影响力出奇的大。虽然这种影响与他们对中国现状的理解能力并不相称，但将他们与外国资本的利益等同起来，多少是出于某种习惯性的阴谋联想（我们并不排除海龟们在未来以某种不道德方式与外国资本勾结在一起）。或许是为了撇清干系，或许是市场巨大的做空能量已经代表了他们，海龟们在最近一段保持了奇怪的沉默。他们在等待什么呢？难道他们曾经预测过（实际上不仅仅是他们预测过）并且已经成为现实的熊市，真的像他们所说那样不会引起其他的连锁反应吗？在这个问题上，海龟们可能会犯极大的错误。他们看到了泡沫，但并不了解泡沫的中国原因，因而他们很难知晓泡沫破灭的后果。
在这个股市的冬天，熊市还在延续着它的冷清和寒气，但围绕股市的舆论却越来越热闹，越来越诡谲。所有的利益集团都在粉墨登场。站在这个角度看，股市实在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标准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