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咖啡店文化中让人眼花缭乱的知识分子思潮是存在主义，在某些程度上我认同存在主义。但我的存在主义观与我所读到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内容没有多大关系。相反，我认为它是一种把一切都看透了的认识。我在哈佛时，形成了一种感觉：一方面，此时此地关系重大；而另一方面，从整个时间和空间上，在某些终极意义上，其重要性则大大下降。今天发生的事与几万年后有什么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内在化的认识使我既集中精力做我正在做的事情，而与此同时保持一种透视感和一种认为我总是能够选择完全不同类型生活的想法。
直到四年级我在哈佛才真正形成某种归属感。事实上，我刚进大学时的焦虑是不现实的。但正由于有这种焦虑感，尽管在某些方面是有害的，但在其他方面则是有益的。担忧，如果没有损害你的话，可以成为有力的驱动器。原来担心我可能毕不了业，但1960年我从哈佛毕业时，出乎意料的获得了“优秀毕业生”和“成绩极其优异毕业生”荣誉，毕业论文也被评为优秀总结性论文。
毕业后，我给普林斯顿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写了一封信，四年前该校曾拒绝了我的入学申请。我写到：“我想你一直在注意着你们毕业生的情况。也许你有兴趣了解一个曾被你拒绝录取的人的去向。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以哈佛‘优秀毕业生’和‘成绩极其优异毕业生’荣誉毕业。”这位院长给我回信说：“谢谢你的来信。我们普林斯顿大学认为自己有责任每年拒绝一定数量的高素质人才，以便哈佛大学也能够录取到有一些好学生。”
大学四年级时，我曾申请进哈佛法学院学习和申请攻读哈佛经济学博士学位。这两个申请都被批准，但我拿不定主意选择哪一个。实际上，至少在当时，我一点也不清楚自己想选哪一个。秋天我回到坎布里奇，在法学院待了三天，但在刚刚度过了四年紧张的大学生活之后，我还没有做好再大干一场，应付紧张学习生活的准备。其他同学都在买书，而且看上去很严肃，但我不是那样。所以我去找法学院助理院长，告诉他我准备离开法学院。
他说：“你才刚被录取。不能退学。你已经占了其他人本来能够得到的位置。”
我告诉他，无论如何我都要走。
这位院长说：“如果你退学，我们以后不会再录取你，除非你确实有可以原谅的理由。”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院长说如果我去看心理医生，而且心理医生说我在做这一决定时头脑是理智的，他将允许我在第二年重新入学。
所以我去看了心理医生。这位医生告诉我，在他准备上医学院时，他休学了一年到国外旅游。他说我的状态很正常。但他还说，如果院长觉得我的所作所为太让人反感，或许院长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在法学院开学前几天，我曾碰到了一些大学同学，他们准备到英国学习一年。有一个同学要到牛津大学学习，这听起来很吸引人。我动手太晚了，已经来不及申请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但我发现我还有可能在那年到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我打电报申请，强调我在哈佛获得的荣誉。伦敦经济学院回电报说，他们录取了我。然后，我打电话告诉我父母，说我有一个让他们吃惊的消息。我从法学院退了学，准备去伦敦。
我迅速启程前往英国的惟一麻烦是我必须先回迈阿密老家去见我的征兵委员会代表。在学研究生可以推迟服兵役，但该学校必须是征兵委员会认可的学校。在征兵委员会接待我的是上一个时代的南部商人。
他说：“我一点也不了解伦敦经济学院。白人小伙子的麻烦是他们不想去打仗。”
我卑躬屈膝地对他说：“我绝对不反对战争。我只是想到伦敦经济学院学习。”
他说：“但我怎么知道伦敦经济学院是一所名牌大学？”
我答应给他看一封信。所以，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阿瑟·史密斯不得不写了一封信，说明伦敦经济学院是一所公认的学术机构。
在我到伦敦前，除了指望着全家到墨西哥旅行或小学组织到古巴集体游览，我从来没有出过国。我在欧洲的一年极其增长见识，所以我向所有有机会的人建议，在大学毕业后到国外去待一年。就在我出国前，我在迈阿密和一位经常到世界各地的妇女有过一次谈话，她是我父母的一位朋友。她告诉我，说我应当张开身心，吸收我所有能够吸收的东西。而且，在某种合理的程度上说，那也是我的想法。
哈佛大学代表着一种美国文化，虽然因为有大量外国留学生，尤其是在其研究生院，它也是一种国际都市文化。另一方面，伦敦经济学院是一种真正的国际文化，有来自全世界尤其是英联邦国家、前英联邦国家以及很快就要成为前英联邦国家的学生。我碰到了印度人、非洲人、澳大利亚人和西印度人。这些学生所代表的政治见解远比我以前所碰到的广泛得多。许多学生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反映出当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社会主义都有着广泛的支持。我当时想，就像我现在想的一样，国家控制经济活动和经济资源的国有制概念有可能是效率非常低下的。但围绕着这些问题的辩论也有助于我形成自己在贫困和收入分配问题上的兴趣。
与经历和观点与以前我所遇到的人如此不同的人接触使我开阔了思路。哈佛的人认为重要的是生活水平和经济学的问题，我第三世界的朋友则认为这些也是尊严和尊重问题。例如，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为了显示他们与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优秀，希望拥有自己的钢铁厂和航空公司，尽管有人认为这对低工资国家来说是一种巨大的低效率的资源配置。从不同视角看同一个问题有非常大的不同，就此而言，上述观点都有局限。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认识到，承认和尊重个人尊严的极端重要性。这种尊重本身是一种根本的价值观。而对这种希望得到承认的基本心理需求的敏感性，对于处理管理和政策问题，不管是在华尔街的交易厅运作生意还是在制定和实施国际经济政策方面，都是极其重要的。
我是以所谓“插班生”身份在伦敦经济学院注册入学的。因为是为了获得学位证书而不是为了一种真正的学力用功，我在这所学校没有特别上心地学习。我会去听讲座和写指导教师布置的论文，但我也把大量的时间用于与人们交谈。自由的感觉是太好了。在我所住宿的厄尔考特路的宿舍里，如果我喜欢的话，我可以在半夜里吃晚饭，晚睡晚起，整天读书。或者我可以去听可能会让人感兴趣的讲座，然后去会个朋友和打墙网球。我随身带着一本词汇手册在地铁里学习法语。我也有些像是个政治旅行家，例如参加在特拉法尔加角广场举行的抗议刺杀卢蒙巴的示威活动，卢蒙巴曾被选举为刚果共和国总理。我没有参加抗议活动，而只是饶有兴趣地旁观。
我还认识了一帮住在厄尔考特路邻近、年龄和我相仿的外国人。有一些来自如马耳他和波兰等地的假贵族和真贵族。我和伦敦经济学院的朋友一起，围坐在一起讨论政治、经济制度和生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