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时候，即使市场已经下跌，而持有的头寸看起来很便宜，继续持有也许并没有意义。我记得有一位顾客，他在商品套利交易中是位大户。他买进了大豆粉而卖掉了大豆，因为豆粉比大豆便宜。他希望在情况好转、价格与价值接近后能够获利。相反，价格与价值差距进一步加大，他不得不向债权人弥补更多的资金缺口。随着差价的扩大，他用光了自己的资金而无力弥补更大的缺口，因此，他持有的头寸被变卖以偿付债务。最后价格的确重新接近价值了。但到这时候，我们的客户已经破产了。就像据报道凯恩斯所说的：“市场维持着不合理状态的时间可能会比你维持着偿付能力的时间要长。”心理和其他因素会造成持续时间很长的扭曲。从长期来说，你可能是对的，但从短期来说你可能肯定是错的；或者你可能由于任何一种可能的原因而在对价值的判断上错了。
在1973年-1974年的市场衰退中，我们就像是那位拥有豆渣的交易者一样，相对于我们的忍耐能力来说，我们承受了过大的经济风险。在我们的情况中，问题不在于维持偿付能力，而在于我们对亏损的忍受限度。我最后去见古斯。我们重新评估了我们持有的每一种证券的价值以及我们愿意为继续坚持下去冒多大的风险，然后我们决定卖掉我们所拥有的头寸的一半。
回首那段时期，我认识到我们一直没有随着经济和市场的变化而对我们拥有的头寸进行重新评估。决定继续持有一种现有的投资与决定再次进行投资是一回事。当市场变糟时，你需要忘掉你到那时所遭受的损失，而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做一个新的期望值分析。即使这个期望值一直有吸引力，你的各种投资也必须维持在如果局势继续困难，你也能够忍受很长时间的程度。面对你的各种头寸进行祷告——在困难时期交易厅中常常会出现的情况——不是应对逆境的明智之举。
大约在1976年L．杰伊·滕纳鲍姆从高盛公司退休前后，在公司负责股票销售业务的瑞·扬给我提了一些建议。他说现在L．杰伊就要离开公司了，我需要做出选择。我可以继续以我在交易环境中已经形成的方式行事——全力以赴干我的业务，与人打交道少，而且形成一种非人性化的态度。瑞预测说，如果这样，我会继续做一个成功的套利商人。但我还有一种选择，我可以开始更多地思考交易厅和从事销售的人——思考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和看法——以及如何使他们能够成功。瑞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将不只是局限于做套利业务，而且能够更广泛地参与公司的生活。
瑞·扬的建议给我指出了一个全新的、我以前所没有考虑过的世界。我个性的发展趋势是生硬和高高在上的，这是那个时代华尔街交易商的特点，有一个插曲典型而突出地反映了我这种个性发展趋势：投资金融部的一位同事来问我市场对她正在研究的一项合并事宜的影响。她无法清楚地向我解释这项合并，于是我对她说我很忙，我不明白一个人不懂得一些基本的公司财务情况怎么能够在高盛公司工作。我打发性地建议她回到楼上，等她想好了再回来。瑞使我明白那种态度限制了我在公司内的进一步发展，限制了我在那里工作的兴趣。
我的生活经验是，如果可能的话，大多数人也仅仅能够在有限的范围内改变自己。许多人认识到批评和忠告，但相当少的人能够将其内化而显著转变他们的行为。有时候，一个人能够在一个方面改变自己，但在另一方面却不能。在那些岁月里，我在高盛公司参与过许多讨论，这些讨论集中于这个问题：一个在职业上非常有才华但在某种程度上有局限性的人，能否成长起来承担更大的责任。这些局限性经常与同事和下属有效地合作的能力有关。
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这个忠告对我影响这么大。也许这是当一个我所尊敬的、始终关心我的发展和前途的人提出了一个我所没有考虑过的问题、把我的发展前景摆在我面前时，我所做出的回应。朱迪的看法是，瑞所批评的我态度举止生硬的问题是一个表面的原因。更可能的是，两个原因都是真的。不管怎么说，我的思维模式的确发生了变化，我开始更好地倾听别人的话，试图理解他们的问题和关注以及更恰当地评价他们的看法。就像我曾经对其他人说过的，这不仅对瑞所建议的我的商业生涯产生了影响，而且给了我所未曾预料到的感受，一种全新的为别人取得的成就而感到的高兴。
我也把瑞对我所说的话与理查德·蒙希尔的评论联系起来。理查德是高盛公司一位资历比我深的同事，在事业上乐于向我提供帮助，他在我进入高盛公司工作一两年后对我做了一个评价。迪克说，在你刚开始自己的事业时你可能会对于将能力强、更年轻的人带入自己的圈子很谨慎。对有些人来说，这种感觉仍然存在；他们仍然认为，聪明、更年轻的人会超过自己，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威胁。但迪克预测，在某个时间点以后，我会对自己的地位感到非常满意，而急切地想为套利部物色极其有才华的年轻人。
他的话是对的。最初我对让能力强的年轻助理到套利部工作感到不安。但很快我的看法就改变了，我希望年富力强有闯劲的人与我一起工作以把工作干得更好。而且，我从我以后所做的每一件事发现，与其他人分享荣誉并不意味着我的荣誉少了。相反，我不仅由于工作成绩更优异而获得赞誉，而且也因为与别人分享荣誉而受到夸奖。我也为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得到承认而感到高兴。迪克是对的，许多原本能够成功的人没有弄清楚这一点。他们把聪明年轻的助理视为是自己的威胁，而不是他们作为经理自己能力的反映。
我过去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进行管理。但一旦我开始考虑这些问题，我发现他们非常让我感兴趣。你如何让人们在工作中很好地相互配合？你怎样吸引和留住能力强的人？你怎样激励他们全力以赴地工作？你怎样让整个机构在战略上有活力并且在棘手的问题上采取行动？我从来没有上过商学院，甚至也没有读过一本关于管理方面的书，但我通过经验形成了我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
朱迪仍然痴迷戏剧，而且在她在一个节目中得到了一个角色后，还加入了演员工会。但当她怀上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时，她结束了这一刚刚开始的职业。因为朱迪的缘故，我们看了很多戏剧和舞蹈，我尤其喜爱芭蕾（她自己去听音乐会和看歌剧）。曾和我一起在耶鲁法学院读书的舍温·戈德曼非常热衷于美国芭蕾舞剧院的活动，他在很多场舞蹈表演中看到过我们，所以他以为我喜欢舞蹈，要求我加入美国芭蕾舞剧院董事会。虽然就我的情况而言，我不适合募集大量资金，但我认为舍温是在努力地为董事会培养一个未来的年轻干部。
我曾经谈到我认为读者们可能会把我当选为小学四年级班长和后来进入内阁联系到一起，说明机遇和偶然事件在生活中发挥着多么大的作用。你们甚至可以更直接地把我参加美国芭蕾舞剧院董事会与随后的一些机遇联系起来，因为担任一个艺术组织的董事会成员使人们认为我是那种参与市民活动的人。此后不久，古斯要求我帮助林肯艺术中心募集资金，他是那里的财务主管。1976年古斯去世后，一直鼓励我参与社会活动兴趣的邦尼·腊斯克让我担任了西奈山医疗中心董事会成员。就这样，参加了一个机构接着引起参加另一个。关键是有了一种开始的意愿。对我来说，至少在一系列关键的连接点，其他一些人例如我的四年级老师或邦尼提供了关键的推动力。
从一开始，我就希望参与公司外的活动，而且这种愿望从未减弱。我在闲暇时间没有感觉到厌倦或陶醉，尤其是在我们的儿子贾米什和菲力普在1967年和1971年出生后。但在公司外部的参与丰富了我的生活内容，使我得以了解其他人的工作和生活，给我提供了一个为超越自己的工作而做奉献的机会。还有，外部的参与有助于我在高盛公司的工作，因为常常遇到也是我们公司客户或潜在客户的成功人士。最后，这些外部活动开始为我在这个社会圈子里开辟一席之地——尽管我在别人建议我担任美国芭蕾舞剧院董事时可能会稍微有些退缩，但当这家公司面对10%的赤字时，没有人会留意在《天鹅湖》中表演天鹅的演员是否少了10%。
然而，我真正的兴趣是参与政治。我在纽约的一些政治活动中做了一些工作，但总的来说并不多。更多地参与政治的道路在1969年打开，当时曾担任过林登·约翰逊政府财政部长的亨利·福勒加入了高盛公司。福勒被所有人称为 “乔”， 他是位温文尔雅的弗吉尼亚律师，祖先在17世纪就已经来到美国。
高盛公司的许多人对于福勒在政府中做了什么并不非常感兴趣。但对我来说，乔是一位非常有吸引力的人物——一位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就在华盛顿工作，并在以后历届民主党政府中任职的人物。我利用一切机会和他谈政治，并且有时谈到我也喜欢参与政治。乔打电话把我的情况告诉了刚刚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财务主管的鲍勃·斯特劳斯。
斯特劳斯与福勒有不同的魅力。鲍勃不是恭维你，而是羞辱你。1972年我在纽约见到他时，他告诉我如果我想参与政治，那我对他毫无用处。但如果我想募集资金，那我们应该谈谈。他说，尼克松打算竞选连任，所以他正集中精力于如何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确保民主党人保持对国会的控制。然后斯特劳斯说了一件让我记在心里的话：在政治上，许多人承诺做某件事情，但很少有人真的去做。如果你不想做别人要求你做的事，那就说不。但如果你说你准备做某件事，坚持下去会使你与众不同。然后斯特劳斯对我说：“你知道，从书面介绍上看，你还不错。但现在我见到了你，我认为你并非多么重要。所以你最好努力干。”看起来这是一种让别人帮助他的奇怪的方式，但事实上，这正是一个伟大友谊的开始。
我休了一个星期的假，打电话给我所认识的人，要求他们努力支持鲍勃。尽管我没有与募集资金相关的性格，但不管怎样，我决心去干。我主要给套利界以及与套利界有联系的同行打电话，他们当中仅有为数不多的人同情民主党人。我募集到的钱不足25000美元。但在当时，能募集到这样一笔钱已经是不错的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