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将会首次在其历史拖欠债务，在这种情形按预计成为现实的前三天，也就是11月2日，我们决定从信托基金进行借贷。我们的借贷从两大基金入手，即文职雇员退休基金和一项联邦储蓄计划。我们没有从社会保障（基金）中进行借贷，这部分出于技术原因，部分则是因为，要使退休人员相信这一点是很困难的：借贷社会保障基金不会危及他们的补助金。我认为，我们的许多反对者都抱有这样的希望：我们会动用社会保障基金，这就会给他们一个机会，挑起针对我们的愤怒情绪。
我从不认为我们的这些行动是试图保护总统，尽管他们肯定产生了这种效果。我只是试图履行自己的法定责任，在不引起某种其他无法接受的后果的情况下，偿还政府债务。但反对克林顿的那些人被激怒了，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自己使总统陷入了某种难以脱身的困境，而我们为继续履行偿债义务所采取的措施却把总统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他们的策略就是利用债务限额迫使总统屈从。尽管我们已经处在原有债务限额的最高额度，但我们找到了获取现金的途径，这迫使他们采取某种新的、更直接的策略：关闭政府，以迫使克林顿同意他们的预算。这一策略对他们来说危害极大。反对政府作用的情绪并不像某些保守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深刻。大多数美国公众并不认为关闭政府——哪怕只是暂时地——是一个好主意。出于各种理由，大多数人把造成这一关闭的责任归咎于国会而不是白宫，这使共和党国会的支持率下降，总统的支持率上升。
我们决定从信托基金中借贷，把总统从拖延债务偿还这一威胁中解脱出来。在我们宣布这一决定，将他作为为达成某种协议而施加的压力后，总统的某些反对者变得更加不安了。新闻界引用了詹姆斯·贝克——由于担任过财政部长，他是我的前任之一——的一番讲话，即：我个人要对借自信托基金的那些款项负法律责任。（我在华尔街干得很好，但就使联邦政府多维持几秒钟而言，我干得不够好。）来自德州的共和党议员、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比尔·阿切尔称我正在挑起一场“宪法和立法危机”，并提出一项旨在阻止我使用这些信托基金的议案。来自弗罗里达的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米卡作证说，由于我们使用来自信托基金的现金，我成为了一个盗贼。我记得希拉里大约在那个时候告诉我，看到我如何应对自己所遭遇的恶毒攻击，她从中受到鼓舞。
一天早上，我醒来后读到罗伯特·诺瓦克在《华盛顿邮报》上的一篇专栏文章，其中谈到，金里奇不再“信任”我，并且不会接我的电话了。另一篇报道引用了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人、众议院规则委员会主席格里·所罗门的谈话，他说，他考虑弹劾我——如果我再借更多的钱。在我于国会山参加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共和党众议员当着我的面提到有关弹劾的传闻。我对那些就我的正直所进行的毫无根据的攻击深感不安，但在与同事和朋友的交谈中——或者甚至在非正式的采访中，我轻松对待弹劾传闻，指出：朱迪想要我回到纽约，当她听说弹劾这一威胁时，她打电话问我，她如何能够帮他们作证。
当冲突进一步发展时，这种尖刻的攻击和人身诋毁是华盛顿政治中经常采用的手段，他可能不利于人们做出明智的选择。决策者可能会乐意变得极其保守。（因为）在这种环境里，微小的错误可能产生一些影响巨大、歪曲事实的后果。我强烈意识到，某种无足轻重、出于善意而犯下的错误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影响，但他可能会对我们的整个努力产生干扰。尽可能地少犯错误是明智；强调完全不犯错误则适得其反。对公职人员的严厉批评完全有可能使错误发生率减少——这一点也完全适用于对华尔街交易人员或任何一家公司的职员所进行的严厉批评。但与此同时，代价也是昂贵的——使个人那种主动行动、进行有价值的冒险的意愿受到打击。
你决不可能不犯错误，即使那些具有最好动机、最能干的人也是如此。我们有一次发现，仅仅因为在复杂事务管理中出现的疏忽，我们计算错了某些数字。从实质上看，这一计算错误所产生的后果并不重要，但造成的政治影响则可能是巨大的。另一个事例则是，我们指出，作为财政部发送有关支票的代理机构，美联储不能够就不同类型的政府付款进行区分。这就意味着，在发生债务拖欠的情况下，政府在继续发送社会保障支票的同时，也不得不向——比如说——国防承包商付款。但后来我们发现，这也许并不完全正确。
我记得，在华盛顿与朱迪一道外出就餐时，我对我们在这个问题所处的困境深感不安：在发生债务拖欠的情况下，我们能否发送社会保障支票？我认为这个问题可能会引发激烈争论，因此我告诉朱迪，我可能得辞职，“我们现在意识到自己的那种断言也许是错误的。”在与朱迪就此事进行交谈后，我找到利昂并告诉他所发生的事情。我对他说：“我不知道我们是如何把事情搞糟的，但我们的确把它弄糟了。”
利昂同意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的对手不会认为某事仅仅是疏忽造成的。我记得白宫立法事务顾问帕特·格里芬并非完全开玩笑地对我说，也许我想离开这个城市一段时间。事实上，我们的断言以美联储官员最初告诉我们的东西为基础，而且实际上可能是正确的，尽管美联储的电脑工作人员后来说，如果及时通知，他们能够区别支付对象。因此，我们在这件事上也许有点言过其实了。不管怎样，并不存在排定付款对象的法定标准，与此相伴的至少就是混和众多不确定性。
这两个相对不具有实质性的错误没有引起公众注意。如果他们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那么对债务限额危机的处理以及我的财长职位——在我的信誉正已经受到攻击的情况下——都有可能处于危险境地了。换言之，就这样一个具有高度爆炸性和充满争议的问题而言，常人犯下的错误——这是不可避免的——很容易被从尽可能坏的角度加以阐释并产生某种完全超越其本来意义的巨大影响。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围绕债务限额展开的争论仍然是令人不快的。我们的对手继续对我的（职业）道德和可信性提出质疑。我的担忧部分源于个人（声誉），部分则与职业有关。我不愿自己的正直遭遇无端质疑。但我更担心的是，如果人们开始认为我不可信，那么我就很难有效行使财政部长的职责。
我们继续从各种信托基金进行借贷，但到1月下旬时，我们没有更多的回旋余地了。到3月1日，我们就没法发送社会保障救助金领取者和退伍人员应得的300亿美元的支票了。但在我们落到这样一个地步之前，发生了几件事情，它们增强了我们的地位，有助于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我们的对手开始收到其某些选民的来信，来自金融界的这些选民认为，拖欠债务——无论是对退休人员、承包商、或是对债权人——并不是一个好主意。接着，幸运的是，穆迪公司——一家债券评级机构——发出警告：联邦政府债券可能会失去其享有的AAA等级——标准普尔公司早些时候也是这样警告的。这就使我们对不履行偿债义务的后果所表示的担忧显得更有根据——尽管某些共和党人认为这种后果并非迫在眉睫，直到艾伦·格林斯潘私下告诉他们，我们的预测是正确的。
更为重要的因素也许是在政治领域及公众舆论发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11月和12月的政府停止办公事件证明是令人反感的，此后，拖延债务这种想法变得在政治上极具爆炸力，几乎无人再想与他联系在一起。许多众议员——包括查尔斯·兰格尔（民主党-纽约州）、斯特尼·霍伊（民主党-马里兰州）、桑迪·列文（民主党-密歇根州），以及罗伯特·马特苏（民主党-加州）——一直在公共（舆论）领域进行宣传，反对拖欠债务。此外，媒体也开始更加关注不履行偿债义务所造成的后果，并开始在审视在这一问题时持更加批评的态度。我们的对手在某个时候停止了争斗并逐步退却，提升了债务限额。我感到惊奇的是，那些先前说我坏话的共和党人似乎怒气全消。我记得过了一段时间后碰到金里奇，他谈及他们对我过分了点，但华盛顿的游戏就是这么回事。
金里奇态度非常友好，我也一样。但即使在华盛顿待了几年后，我仍然无法认同这一点：当有人把你称作骗子和盗贼时，你不要把这当做人身攻击。把政策和政治分歧转化为个人攻击，这种倾向可能会对决策产生影响。心理上某种程度的独立也许更容易使人做出某些含有实质性风险的决定（当然，财政上的独立也许也可以有助于做到这一点。）。我的自我意识并不产生自我（现在）的职务，这就意味着我更能够甘愿冒失败的危险。在不确定的世界言谈技巧第七章言谈技巧我继续惊讶于财政部与白宫这两个环境的巨大差异。从许多方面看，领导一个内阁机构类似于管理一家公司，但某个从私营部门到内阁任职的人可能会轻易为这些相似性所误导，从而无法知道该如何应对其中的差异。作为一名内阁官员，你是一个具有等级结构的大型组织的领导。正如鲍勃·里奇在我调往财政部时所告诉我的，很大程度上与私营部门的首席执行官一样，你得“自己管理一切”。在两个领域里，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设定目标、建立有效的责任机制以及拥有能干的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