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在演说和电视访谈中，我则谈一些似乎是适当且有益的问题，也就是建议投资者充分关注风险和估价并对此表示担忧：人们放松了对这些克制性原则的遵守。在我看来，无论市场状况如何，进行这类劝说似乎是一种合理取向，而且没有那些就市场水平进行评论所产生的不利之处。
与我们的日本同行极其不同，艾伦和我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不就股市发表评论，而他们则往往认为，决策者应该管理市场。我记得与日本通产相进行的一次双边会晤，期间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股市是否过于强劲。这位日本官员对我说：“为什么你们不使股市降下来呢？”显然，政府行为——包括金融和货币政策——的确能影响股市。但日本（官员）认为，政府可以通过提供引导或——就汇率而言——通过干预来影响市场。我以及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和决策者都认为，众多参与者的客观判断引导市场。从长期来看，股市类似于外汇市场，往往是基本经济环境的反映，尽管他们有时也从这个或那个方向偏离一般规律，有时还持续偏离。在任何情况下，在长期以及短期内，市场按自己的规律运行——政府官员施加的影响至多只能产生转瞬即逝的效果。正如我经常对克林顿政府中的其他人所说的，“市场自然涨落”。某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深刻的见解，而另一些人则视之为最明显不过的自明之理。
尽管如此，一位财政部长可能很少必须要就股市非同寻常的剧烈变化发表评论。1997年10月27日，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554点，这是那时在单日内产生的最大降幅。促成因素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引发国外股市下跌，这种下跌在美国股市引起普遍担忧，即：这些问题可能会传播到我们这里。另一种心理要素加重了对局势的担忧，这就是：就在10年零一个星期之前，道琼斯指数在历史上遭受了当时最大的跌落，即1987年股市崩盘。人们后来将那一天称为“第二个黑色星期一”。
现在，1997年的554点、7.2%的跌幅远不如1987年“黑色星期一”508点或22.6%的跌幅。而且，10年前的那场崩盘倾覆了用于整理和清除各种买、卖单据的那些系统。纽约证券交易所因此而无法正常运转。这一次，市场的单据清理和保护系统的运转要好得多。通过所谓的“断路系统”——1987年股市崩盘后投入使用，交易在那个交易日结束前就停止了。然而，在国内外发生大幅度跌落、市场日益波动的背景下，这次股市下跌使我们感到担忧并在当天一直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我就是否发表公开讲话而心神不宁。一方面，我不想成为股市的啦啦队员，因为这样做违背理智、不大可能有效，而且对人们的信心具有潜在的反作用。另一方面，美国金融市场上存在着巨大的紧张和不确定性，这似乎需要有某种令人放心的东西出现。拉里·萨默斯、艾伦·格林斯潘、吉恩·斯珀林和我在经过大量讨论后决定，我应该发表某种声明。我们不想影响市场的方向——也不抱这样的希望，但我们的确想着手驱散某种惊恐氛围。我们仅仅希望，任何事情的发生都将以一种平静、有序的方式进行，而不要像1987年所发生的那样。
格林斯潘当时待在财政部，我们四人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与财政部其他官员一道起草了一个简短的声明。该声明称，我一直与其他官员保持接触，我们一直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我们进行的）这些磋商表明，市场机制（如交易结算系统）正有效地运转着。声明继续指出，“重要的是要记住：美国经济的基础是牢固的，并且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如此）。”作为最后一点说明，我们补充道，伴随着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率）的经济增长的前景仍然良好。
这个声明的发布是一个戏剧性的时刻。我走下财政部大楼的阶梯，对着众多电视摄像机镜头宣读我们起草的那个声明。接着，我转身步入楼内，没有理会记者们叫嚷着提出的问题。这被视为一个重大新闻事件，各大电视网打断其正常节目播出，对此进行直播。
第二天，股市夺回了一些损失，而媒体则表达了这样一种普遍观点：我的讲话起到了一种有益的作用。让这样一个人——他被认为在市场和经济事务方面具有一定信誉——平静地、考虑周全地发表讲话，这可能的确对某种不稳定局势下的心理状态起到积极作用，尽管他的讲话与眼下的市场现象无关。避免就市场进行草率地评论，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建立和维持某种信誉，当真正需要时，他就会有用武之地。
鉴于道琼斯指数在克林顿于1992年当选后显著上升，白宫的政治人士常常希望总统以股市的强劲势头居功。我争辩说，通过指明股市的运转良好来证明自己政策的正确，这对总统们来说永远是一种错误。股市可能因各种原因而发生起伏，并且可能持续夸大或不充分地反映现实。我有时以这样的论点对克林顿的顾问们进行劝说，即：如果克林顿以股市的上扬居功，那他也会因股市的下跌受责。剑能助你生存，也能导致你死亡。
成为财政部长大大增加了我与美联储的交往。在国家经济委员会，我始终支持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的独立地位，我在财政部继续坚持完全相同的立场。这里的基本逻辑是我们所熟知的：一国中央银行行长具有为反经济周期而采取行动的职责——在经济下滑期间促进增长，而在强劲的增长有可能造成通货膨胀的危险时限制货币供应。后一项任务本质是不受欢迎的。历史上任职美联储主席时间最长的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说过这样的名言：美联储主席就是那个在派对刚要开始时就把潘趣酒碗拿走的家伙。因此，美联储主席应该有一个固定的任期——其任期的确也是固定的，而不是由总统加以任免。这有助于使他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1993年前，总统和财长有时就美联储在利率问题应该做什么发表意见，并且有时还试图以各种方式对美联储主席施加压力。相对而言，比尔·克林顿始终坚持不公开评论美联储政策这一原则。每当白宫有人提出相反的建议时，我就会争论说，由于几个方面的原因，（公开）评论是一个坏主意。首先且最根本的是，美联储有关货币政策的决定应该尽可能不受政治考虑的影响；其次，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显而易见的尊重可以巩固总统的信誉、经济信心以及对我们金融市场的健全所持有的信心；第三，任何这类想法都可能影响到债券市场，即：美联储主席处于那种可能对美联储行动产生影响的政治压力之下。前往财政部之后，我开始意识到另一个因素：我们建议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如比索危机期间的墨西哥），应该使他们的中央银行行长不受政治压力影响。试图对我们自己的中央银行施加政治压力，这就可能破坏我们给别国提出的那种解救方法（的可信度）。
无论总统就公开评论美联储一事持有什么样的哲学，他们每一位私下可能都对他抱怨不止。就任何不让经济增长得更快一点的决定而言，人们事后自然可能对他品头论足，尤其是当这样一个决定产生于选举临近时。即使就在原则上和实践中都尊重美联储独立性的克林顿总统而言，幕后讨论有时也变得相当激烈。1994年，白宫中的一些人怀疑——完全错误地：作为一名共和党人，艾伦·格林斯潘可能正出于某种政治偏见而不必要地提升利率。我回应说，在我看来，格林斯潘似乎正在防止经济过热，以延长复苏。这最终会使总统在政治得益——当他参加1996年连任竞选时。
后来的经济发展证明了格林斯潘在1994年采取的那些行动的正确性。但这类针对政治动机的怀疑——尽管在这件事上没有被证明为具有合理性——但留下令人不安的问题。如果美联储主席不断犯错或办事不力或为政治动机所驱使，人们该怎样办，而且谁该做出这些判断？就格林斯潘而言，我们显然从未陷入必须面对这些难题的境地，但这些问题不是能够轻易回答的。
在财政部，我与格林斯潘的私人关系也变得更加密切了。财政部和美联储工作人员在众多问题上紧密合作，尽管一定程度上有那种历史上一直存在的机构间竞争。有这样一个传统：财政部长和美联储主席定期会晤，在我之前的劳埃德·本特森保持了这个传统。于是，我现在每周至少与艾伦会晤一次，在我或他的办公室里共进早餐，拉里·萨默斯不久也参加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