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9·11”事件的后果，许多人都很害怕袭击事件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大多数人也不知道应当如何来应对。袭击发生后股市关闭了好几天，谁也不知道重新开市后股价下跌的幅度可能有多大。许多和我谈过的人都担心这一冲击对资产价格和流动性可能产生重大打击。
我自己最初的反应是袭击会对经济信心产生巨大的影响。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消费者、投资者和企业都是在某些框架下进行决策的。在这一框架下，人们会做出过度的决策，然后市场会回归中间状态，如此往复。但袭击注入了一个新的远远超出了几乎每个人以往经验的变量。人们需要新的参数——且尚未得出。这类根本性变化是很罕见的，它使所有人在弄清如何适应新现实之前都只能等待，因而能使经济活动暂时停滞。由于在袭击发生之前我就认为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就已处于更大的困难之中，我的个人观点就是情况可能比许多人所担心的更糟糕。
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我接到许多电话邀请我上电视讨论其经济影响。在一个星期之内我拒绝了所有邀请。首先，我并不很清楚应该如何看待这件事，在更清楚自己的观点之前，我也不愿意在公众面前说什么。我也不认为把我的最初印象说出来会有什么帮助。人们在寻求有关经济的某种安慰。而我却没有多少安慰的话说。不管我如何表达我的观点，他们的效果都可能是使人们更加不安。
但是每一天我都在不停的思考如何看待和讨论9·11经济后果这一问题，像往常一样在一个标准拍纸簿上做笔记。按照我的考虑，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公众面前以一种既忠于事实又具有安慰和镇静作用的方式来发表讲话。这是一个我以前也碰到的问题，在与吉恩·斯珀林交谈过几次以后，我形成了一个“竞争性考虑”的框架。一方面，袭击可能会损害信心，并对许多经济部门包括航空、旅馆和旅游业等造成负面的影响。由于安全要求以及安全成本在整个经济中将会上升，贸易的便利性和成本也会因此受到损失。另一方面，政府在军事和安全方面的支出将会增加，从而提供一种经济刺激。9·11对一个处于困境中的经济的净影响因而是所有这些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的平衡值。我的想法是把对短期的分析与某种对本国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肯定结合起来——但一直要注意实现这种潜力需要面对许多挑战。这使我能重新关注诸如长期产生状况、贸易自由化、教育和内城区问题之类的问题。
在纽约的日本学会发表预定的演讲时，我即兴提出了两种可能的前景。正面的前景是美国即使在未来的几个月或几年中继续受到重大的恐怖主义威胁，任何此类袭击都在一个我们的社会能够适应的范围之内。在此后的一年里，9·11之前就已经存在的那些不平衡将会自己逐步得到解决，而袭击对经济信心的影响会减少。与此同时，政府将会出台强有力的经济刺激措施。所有这些将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到2002年第三季度，信心将会恢复，美国经济将会再次拥有健康的经济增长率。负面前景是恐怖主义事件可能继续大规模的发生，在更长的时间里动摇经济信心，这和9·11之前已经存在的问题结合起来将导致一个长得多的困难时期。
我也不知道这些前景的可能性分别有多大。尽管对经济前景有许多预测，没有其他任何人，不管他多么了解情况，真正具有判断各种相对可能性的能力。那天晚上我回避说出的是我个人的一个直觉，那就是负面前景比正面前景的可能性要大些。
第一个星期快要结束时，我接到一个前通用电器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打来的电话，他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莱斯利·斯塔尔请他参加“60分钟”节目。这个节目想进行一次在星期天晚上播出的讨论，在第二天早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其他金融市场重新开市之前。沃伦·巴菲特已经同意参加，杰克说他也会参加，问我是否愿意也参加这个节目。
起初我想拒绝，因为我要说的，即使是以竞争性考虑的方式说出来，似乎也完全没有建设性。但我确实认为，我们三个人在电视里镇静地讨论经济状况可能本身就能提供某种安慰，即使我对前景的看法好坏参半。因此我对杰克说我愿意参加。接着我就和罗恩·克兰、吉恩·斯珀林和戴维·德雷尔举行了一个电话会议。他们三个努力帮助我预测我可能被问到的各种问题。重新开市之后，你会买股票吗，或者你会卖掉股票？你觉得明天的市场情况会如何？你觉得人们应该怎么处理他们的投资？
我的观点和往常一样，就是投资要有长远的眼光。但这不可能使我不用回答我可能要面对的对经济状况和股市短期的看法。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思考如何来谈论这些。那个周末当访谈录像时，我已决定用两个结论来表述我的分析。我认为，由于袭击，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困难的危险性增加了。但我仍继续相信，美国经济长期的潜力是强大的。这些似乎都不是危言耸听，也确实是我的观点。
在实录之前，我们开了一个准备性的电话会议，莱斯利·斯塔尔说：“我可能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你认为星期一市场的表现会怎么样？你会买还是卖？'”沃伦的回答是——重新开市后他什么也不会卖，如果价格足够便宜的话，他甚至可能买些股票。杰克回答说，他可能会留着他的股票，因为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佳投资地。
接着莱斯利说：“你怎么样，鲍勃？”
“我不想谈论市场。”我说。我觉得一个前财政部长，他的意见可能会对某些人产生影响，因此应当在说话时小心谨慎——尤其是关于股市水平和联储的话题——即使他已离职。
“你必须得谈谈市场。”她说。
“不，我不会谈论市场的。”
“好吧，那么我就会问问你有关联储以及他们是否应当降低利率的问题。”她说。
“你可以那么做，”我说，“但我也不会谈论联储。”
“你什么也不说吗？”她问道。她变得很焦虑，“我希望你参与到节目中来。”
“别担心，我会找到可说的东西的。”
然后我们就进行了录像，我确实说了些话，尽管我说的大多数话在编辑时都不见了。
总统对恐怖主义与军事手段回应的决定在政界得到了广泛支持，但如何应对其经济影响的问题无论从实质上还是从政治上来说都要复杂的多。一系列的问题由此产生。政府是否应当支持受9·11事件影响的航空业、保险业或其他行业？政府是否应当采取行动以某种方式来刺激经济？如果应当，用什么样的刺激——紧急支出、减税还是两者都用？如果减税，什么样的减税？我很快就开始接到要应付所有这一切的国会议员电话。
在帮助特定产业的问题上，我认为一般原则是除异常特殊的情况以外政府不应对任何产业进行支持。我们拥有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应该让市场自身针对新情况进行调整，除非某些对我们的经济及其重要的部门，受到严重影响才能考虑进行干预。航空业对经济是极其重要的，在已经脆弱的行业状况下，由于停止经营好几天，旅客需求疲软，他们的损失急剧上升，有关门停业的危险。因此我支持采取某些措施使主要的航空公司能继续运转。但国会非常迅速的通过的帮助航空业150亿美元援助法案似乎过分，是一种补偿早在9·11之前航空业就在经历的糟糕市场状况。
保险业的问题更为复杂。尽管保险公司包括花旗集团的旅游保险子公司都面临惨重的损失，但即使损失最大的公司也并未面临破产或业务受到严重干扰问题，因而在我看来不应该得到公共资金来补偿由于袭击导致的损失。但该产业确实面临一个需要政府关注的问题：由于袭击，保险公司再也不愿意为恐怖主义或战争提供保险——损失过于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