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吃惊的是，9·11之后，面对严重的新的不确定性和继续存在的不平衡情况，不仅主要的华尔街公司的预测仍绝大多数是正面的，而且这些预测仍是同样的单向预测，给出的下一年经济增长率仍只是一个数字而不是一个范围。在我看来，这种单向的预测似乎总是隐含着一种不现实的精确度，因为未来的前景总是很大范围内的一系列可能性。预测家们大概也认识到了其预测的有限性，但消费者可能不那么老练，且完全不可能就一个预测结果做出可能性的判断。生活是不确定的。想预测经济次年能增长多少的预测家往往未能考虑进去的不仅包括特定的不确定性，还包括不确定性是生活基本原则这一因素。在不确定的世界相互依赖宣言第十四章相互依赖宣言
刚开始在华尔街工作时，美国之外的全球经济所发生的事对我和我的同事几乎没有什么影响。那时，作为纽约最顶尖的投资银行公司之一，高盛公司一个海外办事处也没有。我们和欧洲的工业化国家以及日本有一些业务联系，但我们从没想像过会在发展中国家有重要的业务。
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简直难以置信。我在从业生涯中所亲见的最根本的变化之一，就是美国与世界其他地方联系的极大增加。几十年前，财长们出访，访问的是伦敦、巴黎、波恩和东京。在我担任财长期间，我访问过的国家包括阿根廷、巴西、中国、科特迪瓦、印度、印度尼西亚、莫桑比克以及菲律宾、乌克兰和越南。正如我们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见到的，我们的经济健康越来越多受到全球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的影响。现在美国40%的出口输往发展中国家，他们已经成为我们的世界中的重要部分。
在任职期间，我关注最多的是将我们的利益与其他国家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和金融联系。这些仍在很大程度上未得到美国公众的充分认识。我国人民仍极需更好地理解贸易自由化、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的扩展以及金融市场的开放等复杂的现象，他们常常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而经济联系仅仅是更广泛的相互依赖的一个方面而已，大多数人对此更是缺乏认识，因而同样需要公众更好的理解。我认为，所有这些都应当使人们更加深刻认识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如何对我们本国的福祉有多么重要。
在2002年夏天一次到亚洲的公务旅行中，我和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聊了两个小时。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对这位内阁资政多少有了些了解，当时他显示出了对地缘政治以及地区问题的极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他指出，目前还没有一种冷战期间曾经存在的范式，可用于理解作为世界事务中一个因素的极端伊斯兰宗教狂热，在这个问题上的大多数看法都是简单化的。我赞同他的这样一种看法，即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如何来理解恐怖主义和其他地缘政治风险。在我看来，一般的狂热宗教暴力和特定的反西方恐怖主义，都仍与贫困、不平等问题分不开，也与这样一个事实分不开，即尽管近几十年来世界许多地方的生活水平都有极大提高，但仍存在广大的极端贫困地区，无缘享受现代经济所带来的各种好处。
当然，贫困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很有争议，也非常复杂。“9·11”事件背后的恐怖分子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专家们也指出，有许多因素导致了恐怖主义所赖以存在的那种深深的仇视。然而，贫困孕育了怨恨、隔膜和绝望，并进而制造了一种有利于恐怖分子的环境，世界贸易中心遭到袭击之前一段时期的阿富汗的情况正是如此。
实际上，恐怖主义只是我们所面对的与全球贫困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众多风险中的一种。在执政之初，克林顿总统曾传阅过一篇罗伯特·卡普兰撰写的题为《即将来临的无政府状态》的文章。该文认为，西非地区最为突出的那些可怕的问题如环境破坏、疾病、贫困和政治冲突可能越过边境传播，损害富裕国家的安全。这促使我又读了卡普兰的著作《地球的末日：21世纪前夜之旅》，他详细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有门禁的社区”式的生活方式在把工业化国家与世界其他地方的问题隔开方面越来越缺乏效能，而我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某种程度上在纽约都见过这种生活方式。
对有关全球贫困不仅对发展中国家也对发达国家构成威胁的问题，我已经想了很长时间，卡普兰的著作使这一系列想法具体化了。如今，公共健康方面的危险已经从那些根本无力为其大多数人民提供哪怕是适度的医疗保健服务的国家迅速传播开来。而跨国的环境危险如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大气的污染从那些人民每天都在挣扎求生、不可能真正关注环境问题的国家传播到我们身边。在某些发达国家，试图逃避贫困的移民潮正带来社会和政治问题。国家崩溃或陷入冲突时，国际社会一般要为由此导致的大规模人道主义问题负责。为了生活在那儿的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努力解决较贫困国家的贫困问题。但是，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境况对我国自身的利益同样至关重要。
许多深切关注全球贫困问题的人都对全球化和开放市场抱有很大的疑虑。我认为，有时被概括为关心贫困问题的人与全球化的支持者之间的分歧的那种争论是虚假的。克林顿总统认为繁荣的经济是最佳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这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对他们来说，经济的快速增长对提高生活水平、使人们摆脱贫困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对增长是极其重要的，并对许多国家和数量庞大的人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正如克林顿总统同样经常说的，增长和市场本身是不够的。政府还须实施促进广泛分享增长的政策，并致力于那些市场本身不足以解决的重要需求。而这些政策反过来又将提高工人的生产率。这在全球范围内也同样适用，贫困和不平等及其所伴随的社会弊病仍是巨大的问题，并且对生产率和增长构成了巨大的障碍。在贫困国家，某些市场经济运转所需的最基本的前提如法治和廉洁有效的政府以及足够的教育、保健，诸如此类的问题，也常常缺乏。
每次访问发展中国家后，我总是会再次意识到这类国家的问题是多么难以解决。比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墨西哥的历任总统和财长都实施广泛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因为明智的政策选择，墨西哥经济的许多基本面都非常健康，该国的前景也看好。然而，其经济增长率一直不高。仍有太多人难以获得合理的医疗保健和足够的公共教育，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公共资源也不足。除此之外，墨西哥还面临着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所必需的清明的法治的挑战，还要更有效地与腐败做斗争。而且还需要鼓励更高的储蓄率。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困难的，不仅是从实质内容上来说，也是从政治上来说。
在思考美国的市中心贫民区及其贫困问题时，我首次开始关注“并行议程”这一想法。这种提法的意思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以及与更为广大的经济的一体化和促进增长的基本政策，应与“并行”的一套帮助满足市场所不能充分满足的需要的政策相结合，诸如为那些因变化而失业的工人提供合理的社会保障网和再培训项目。此后，由于墨西哥和亚洲金融危机，我关注这些与新兴市场有关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有效实施“并行议程”，可以促进全球化利益的更广泛的分享，而这反过来将提高生产率，并促进增长，提高发展中世界对全球化的政治支持。
尽管近几十年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世界银行和大多数专家估计世界近一半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仍不到2美元，有20%的人每天不到1美元。某些分析家争辩说这些数字将这一问题夸大了可能近一半。但即使用更保守的估计，也有数量巨大得不可接受的人生活在贫困中。他们常常得不到足够的清洁水源和基本的保健服务等等。而全球化和增长的好处老是只为相对少数的人所获。不管进步有多大，显然还是不够。
多年来，我一直觉得发展中国家的富人似乎老是将这些可怕的不平等现象看成是可以接受的事。但在近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访问中，我已经注意到如今许多商人越来越深刻地从实质上认识到，除非能更有效地对付贫困问题，否则他们不可能有他们想要的那种经济和社会。
处理这些问题的最佳方法是什么，这仍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2002年秋，我原来的老财政部团队的一些成员——拉里·萨默斯、戴维·利普顿、蒂姆·盖斯纳和卡罗琳·阿特金森——在拉里的坎布里奇寓所聚会，讨论与此书有关的一些问题。令人惊奇的是，在四小时热烈的讨论中，尽管这些人对这一问题都很精通，他们的看法有时仍相互冲突，而且他们都认识到有很大的不确定的领域。大多数严肃的专家都承认，对发展中世界的贫困和增长问题，他们还有许多东西不了解。我们都同意，某些因素一般在快速经济进步中的作用比较突出。这些因素包括如全球一体化和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至少起码有效的政府，某种水平的社会凝聚以及过得去的基础广泛的教育，基本的医疗保健，稳健的财政政策和高储蓄率。确定性小得多的，是如何鼓励各国去追求这类与成功联系最密切的政策。
人们也不清楚为什么显然类似的改革在各国带来的结果会如此不同。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可能是如何满足数百万贫困人口的需要，他们生活在那些由于政府腐败和无能而无力进行改革的国家。虽然新兴市场国家——就此事而言，也包括发达国家——的政府也都并非完美有效，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腐败的，但基本上无效的政府似乎不可能实现成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