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作为一个新崛起的群体，中国职业经理人，近年来频繁地被笼罩在媒体的聚光灯下。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推出一份颇具轰动性的调查报告，对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重新整理归类，划分出“十大阶层”。其中，“经理阶层”排在“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之后，名列第二位。 在市场经济日渐深化的今天，经理人群体的兴衰荣辱往往暗含着市场阴晴变化的征兆和符号。 毫无疑问，他们，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 　　静坐于星巴克，挥杆于高尔夫球场，品酒于长江游船上，狂热的舆论文字打造了职业经理人闪闪发光的职业徽标；而鲸吞企业财产，带团跳槽，犯罪诈骗，尖锐煽情的大肆报道又把这群时代精英推向另一个极端。或许，这还不成其为“最好”和“最坏”时代的标饰。在实际水平与外部期望的巨大差距，以及商业和社会平台的简单搭构下，他们宿命般地成为矛盾中寄生的一群，这一独有的繁殖状态造就了中国职业经理人群体的特殊形象。这种畸形的生存状况，使很多人更倾向于用“准职业化”来形容他们，而对于他们来说，笼罩在职业经理人头上的固有光环和抹在他们躯干上的斑斑油污，自然成了大时代来临之前的混沌状态，也成为“准职业化”的注解词。　　中国职业经理人时代到底来了没有？在有太多细碎片段的现实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中国职业经理人时代到来的轨迹。华帝“七雄让贤”的故事造就了被称为“中国第一位职业经理人”的姚吉庆，连“经济国宝”吴敬琏都不吝给出赞赏。再后来，大大小小的经理人开始出现在大大小小的企业里，他们或从外企乘伞而来，或从海外飘洋而往，或来自国内名企，或出身显赫名校，耀眼的学历背景和丰富的职业经验为他们筑建了攀爬的楼梯。一时间，疯狂的媒体和无数意气风发的“局内人”一起憧憬着中国职业经理人时代的美好未来。　　然而，热热闹闹的“筑台拜将”、 轰轰烈烈的“新官猛火”过后，很多职业经理人走向了沉重，在知资博弈、角色错位、价值缺位等种种的阴霾下，更多职业经理人自愿或非自愿地选择了“离去”。这当中，有在逆风中飞不起来的吴士宏，有违背了“五年海誓”的何经华，有新浪元老王志东，有卓越美女王树彤。而王惟尊与喷施宝的道德纠纷，陆强华与黄宏生的江湖恩怨，又为中国职业经理人的发展史沉淀了更多的黑色碎片。2002年3月，“中国第一经理人”姚吉庆被华帝“扫地出门”，发出了“我们不要做打工仔”的由衷哀叹，似乎昭示着中国职业经理人在短短几年间，从萌芽走向发展，从发展走向息微，走了一圈又走回到原来的起点上。　　诚然，我们已经走进了中国职业经理人的时代，有人承认，也有人不承认。这个时代确实又一次印证了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最好时代”和“最坏时代”之说：在刀尖上追逐他们的职业理想，在风暴中演绎他们的人生跌宕，中国职业经理人奔走在荆棘途中，在环境和自身各种因素的矛盾交织中一往无前。平台之缺、知行之别及市场之争使中国经理人不得不表现出一种早产儿的扭曲的生存状况，这又外化为一种营商行为的偏差，和各方期望交互后就演变为一种难以承受的身心压力。但是，这一切不应成为经理人时代没有到来的注解。如果我们掉入环境决定主义中，中国职业经理人只会堕入宿命论的旋涡。偏偏是这种缺失，促使我们专注于中国职业经理人的生存状况，通过全面展示中国职业经理人的生存画卷，我们期望就此基础上的分析以及其引发读者的思考，能给中国职业经理人走向良性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