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外企的深水舞台　　李金水为别人打工已经有26年了，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企里度过的。人们都戏称他喜欢去趟外企的深水。念大学时，李金水学的是计算机，毕业后做软件工程师，却嫌“编码太辛苦，做了一段时间挺闷的，收入也不好”，就转而做了销售；在全面负责康柏中国之前，李金水所在公司都是卖大型机的，“做惯了大型机，就瞧不起PC的。曾经微软请我做过市场经理，我反问道，微软是谁？”1997年康柏收购天腾，一路卖大型机的李金水“做了两年又给人家收购，心里很不舒服”。回忆当时的感受，李金水说，“我从中学读到大学，突然给一家小学收购了，那时候康柏是什么公司我还不知道，我只知道PC把我收购了。所以说我的第一印象是他们收购我干嘛？”　　同时，李金水深刻感受到，一般中国人在外企工作，接触到最多的东西还是别人给你设计好的。你根本就是一台随着老板指挥而不断重复运转的机器。李金水用他自己作比喻就是：“我以前在大公司打工，我是一个机器人，我每天所做的工作是公司替我设计好的：每天10点钟要把昨天的销售数字报上来；你每天要跟代理商谈话。到了晚上，还要和不同区的经理统计报表，每天都是数字、数字、数字。一年一年下去，一天到晚坐在办公室里，人变得完全没有活力。”　　他选择离开康柏不愿再做改嫁女人的时候，是46岁，这个年龄对于职业经理人来说不是年轻，但也绝对不是年老，是一个不上不下的年龄。然而6年经历4次企业兼并的震荡，使得他身心倍感疲惫。在得到惠普康柏要合并的准确消息后，他痛苦迷茫，但他毅然坚决地选择了离开。“如果不合并，我不会走，但是今年1月我看大势已去，所以根本没等公司公布就走了。”　　他表示不愿再做机器人，虽然46岁就退休真的是太年轻了。但他不想再看到新的合并事件在他自己所在的公司发生，尤其是自己的公司被别人收购。这在他的心里是再也无法忍受的事情。可他又不敢保证命运之神不会再一次捉弄他。于是，他宁愿选择做个下课的CEO。　　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　　2002年3月15日，李金水正式离开工作了6年多的康柏公司，去马来西亚休息整顿了两周。这段时间对他来说也许是苦闷与彷徨的，对他来说，下课CEO最怕的是失落感。然而下课了的CEO又不能不失落。幸运的是，这位失落了一段时间后的前康柏CEO很快有了人生的新起点——开办属于自己的公司，这就是现在的安雅咨询顾问公司，它的总部在北京和美国。在外企工作了20多年的经历让他拥有丰富的人生资本去赚取现金资本。而且他也是成功的，现在他的公司业务正蒸蒸日上，很多时候是别人愿意主动上门来找他谈生意。这让他工作没有压力，而且在轻松舒适中还能赚到比过去辛苦做机器多更多的钱。　　浮沉在接力　　时间总是在不断修正笔尖纸刃锋芒下流光的错觉。曾几何时吴士宏的《逆风飞扬》火热地燃烧着热血青年的灵魂，他们的脑际平台上不断推演着属于自己的财经灰姑娘剧本。然而始于IBM的败局到TCL的折翅正使她头上的光环慢慢散去，时间将所有怀疑者的矛盾眼光和仰慕者的无上崇拜一起锁进历史的杂物房。　　短短几年间，在吴士宏的脚印依然清晰的路上，多位曾经在镁光灯下风头无两、业内业外叱咤一时的著名职业经理人也纷纷如秋叶落，他们的经历共同质化为中国经理人职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黑色逻辑。　　“我们不是打工仔”的慨叹完成了姚吉庆的资本转化，祝剑秋有且仅有的一句“再不去国有企业”把他和方正集团利益纷争下的恩怨彰显无遗；李金水在东家多次被并后的格式化洗牌经历中选择了拒绝再玩，吴士宏在低调而孤傲地布置“天地人家”的同时与李东生的商业逻辑渐行渐远，最后把自己也隔绝在TCL的权力神坛之外；褚时健的悲剧是不公平的分配机制下造成的人性扭曲，屈云波的下海更像是这位在咨询界久负盛名高级智囊为了满足一睹企业真貌，好好验证理论知识应用效果的实习式经历；吃到虚胖之后又反弹到本位线的方正并没有让资历深厚的李汉生再有张扬他明星光芒的机会；“开朝元老、劳苦功高”的标签同样没能让倪润峰抵挡住“业绩至上”的致命一箭，廉颇老矣成了政府企图给老帅下落台阶的真实谎言……　　然而，媒体们所钟爱的经理人的悲情故事似乎并没有要结束的迹象，2003年的SARS风潮掩盖了人们对其他事情的关注度，但资本与知本博弈的硝烟味引领我们继续翻开大公司高管的离职日志：　　3月5日，由于杀毒软件市场竞争已经变成了纯粹的市场宣传战和价格竞争，擅长技术的反病毒专家刘旭从被辞掉北京瑞星电脑科技开发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的职位。　　5月12日，茅道临辞去新浪CEO职位，5月16日，又辞去他在中国的另一份职务：阳光文化媒体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职务。对于茅道临是功成身退还是遭受逼宫，众说纷纭。　　7月15日，因为收购SIS、ALI失败的联华电子集团CEO，赫赫有名的联电三杰之一宣明智被辞去联电CEO职位。　　6月，甲骨文公司宣布业务模式转型，曾带领甲骨文中国公司一直突飞猛进的胡伯林Oracle中国区董事总经理职位被宣布取消。9月20日，胡伯林从Oracle中国公司辞职。　　时间送走了SARS，但经理人的浮沉仍接力在2004年：　　4月6日，朗讯以其中国总裁戚道协涉嫌违反《海外反腐败法》为理由将其解雇。　　5月16日，国资委党委书记李毅中正式宣布免去三九集团“教父”、掌舵三九近20年的赵新先所有职务——党委书记、总裁、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9月10日，甲骨文以公司调整销售和咨询业务模式为由，宣布大中华区总经理陆纯初正式离职。　　11月1日，用友公司宣布年薪500万的职业经理人何经华因“个人理由”辞去公司总裁职务。　　11月18日，搜狐公司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古永铿以“个人原因”的理由结束了在搜狐的6年职业生涯。　　12月8日，中国航油总裁陈久霖因投机性石油衍生商品交易业务使公司蒙受约40多亿元人民币巨额亏损事件，被新加坡商业事务调查局逮捕。　　12月19日，曾在国内手机业叱咤风云的万明坚以所谓“健康理由”辞去TCL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总经理。　　舆论的口诛笔伐还没来得及去解剖问题经理人的道德神经，更多的CEO已在“个人理由”无力遮盖的业绩嘲讽中应声倒下。从他们被鲜花、掌声和殷切目光送到权力之巅的那天起，聘者和被聘者相互认知的错位使败走麦城的隐喻似乎就早已注定。救火者出于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而过分神化了经理人的作用明显缺乏理性，资本对知本的放大效应也为职业经理人制造了太多“一步三回头”的心理负担，偏差累加的后果最终就演化成了竭尽全力的知本被清洗离场的唏嘘结局。或许，这已是喜欢越俎代庖同时又不太专业的董事会对他们最为仁至义尽的施舍了。　　当然，名企CEO的浮沉故事大可以当作璀璨烟花撒下的满地流光，报刊杂志偶尔粉墨登场的相关“专题报道”也会被当成花边新闻一样读完就束之高阁。但是，“如果深藏的职业经理人在中国生存、成长所面临的众多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就极有可能毁掉这一代职业经理人成长的基础，中国企业在不远将来的国际竞争中，将面临整体竞争力与话语权的丧失”——龙新勇的这句警示并不是在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