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经过三个小时的紧张磋商，他们拟出了一个解决方案。穆赫伦设计了一套复杂的股票购买权交易，借此可将都市服务公司股价进一步下跌给布斯基带来的损失转移给斯比尔·利兹和凯洛格公司。这样，布斯基就不用抛售余下的股票，从而减轻市场上的销售压力。作为回报，布斯基手里的都市服务公司股票日后若有收益，一半以上归穆赫伦及其所在公司所有。股票交易所官员对此表示同意，认为这种安排化解了布斯基的抛售压力，也符合资金管理规定。
穆赫伦和布斯基一直相信都市服务公司的股票是有价值的，事实果然如此。尽管海湾石油公司退出了对都市服务公司的收购，但皮肯斯还在“继续玩”。正像华尔街的人常说的，一个公司一旦被别人瞄上，除了举手投降或寻找救星，基本别无他法。就在两个星期后，奥克西邓特尔（Occidental）石油公司介入收购，出价每股58美元，引起股价猛涨。最后，穆赫伦及其所在公司从布斯基拯救计划中赚了将近1000万美元，穆赫伦在公司上下被叹为英雄。据估计，这场危机使布斯基损失了2400万美元，约为其公司资产的三分之一。
这场变故似乎使布斯基变乖了。那个月底他和穆拉迪安翻看账目时，他说：“你知道吗，这样的月份会让你变得谦虚。”他让穆拉迪安把一些有关这次交易的记录搜集在一起，放在一个专门的文件夹里，封面上注着：“荨麻酒”。他叮嘱穆拉迪安不要向别人说起这个文件夹，但他后来也从未再提起过，于是穆拉迪安最后把它给扔了。
此次失利确实对布斯基影响很大。他对穆赫伦非常感激，认为穆赫伦在他身陷绝境时出手相助，这种友谊是真诚的，是弥足珍贵的。他给穆赫伦打电话说：“真没想到你这样够意思。”不久，布斯基问穆赫伦能否担任他子女的信托基金的联合受托人，穆赫伦接受了。显然，这种邀请是一种感恩。穆赫伦觉得这样很不错。他说自己是一个“正直的人”，并以此感到自豪。
布斯基像这次这样差点全军覆没已不是第一次。当时，他感到他的全部家当就要耗尽。他的岳父母一家不会容忍他再有任何闪失，特别是他在拿他们的钱这样玩火。让布斯基窝火的是，他在这起交易的运作上并没有错，谁都不会预料海湾石油公司会中途转向。布斯基的推理始终是正确的，然而，他几乎被他所能控制之外的东西所摧毁。
就在都市服务公司股票突然看跌的那个星期五（即8月6日）晚上，布斯基在他基斯科山的家里举行了一个晚餐会，参加的客人有穆赫伦和几个他所在公司的合伙人，以及他们的妻子。这个晚餐会是先前就计划好的，而并不是因为都市服务公司股票形势突变而安排的。一轮鸡尾酒下肚，大家开始谈论市场的不利形势。穆赫伦说：“我希望这只股票不会崩溃，不然我们可能都会完蛋。”这时西玛插了进来：“我想，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再发生了。”并以强调的语气重复道：“永远不会再发生了。”
穆赫伦知道布斯基公司的资金有很多是西玛的，因此觉得她的意思是，她不会再让布斯基把这么多钱投到一只股票上来冒险。
而布斯基有其他考虑。这永远不会再发生，说的好。有控制乃至消除风险的方法。套利不像摔跤比赛，没有裁判在旁边监督他执行规则。他要再次站起来，这次是永远站起来。
就在紧接着的下个星期，即在奥克西邓特尔石油公司介入对都市服务公司的收购从而解救套利界之前，布斯基拿起电话打给马丁·西格尔。
“你好，马蒂。”布斯基说，声音显得随意而轻松，听不出他被一起收购案搞得焦头烂额，自己的公司都差点搭进去，也听不出他要发出一个邀约，这个邀约将不可挽回地改变他们的命运。“你该考虑考虑参加哈佛俱乐部的事了。我们去那里喝两杯怎么样？”
1982年6月的一天，西格尔邀请布斯基去他家打网球。西格尔的家坐落在一处名叫绿色庄园的高档生活区，家里的房子是按他和简·戴的设计建造的，最近刚竣工。这所房子很时尚，室内墙上包着一层灰白色木质壁板，两层楼连体大型落地窗是用平板玻璃制成的，隔窗可以看到池塘的风景，还可以隔开外面的声音。近来，西格尔在这里玩起气滑板来。院子一侧放置的是西格尔常用的东西，他的私人网球场离池塘不远，掩映在柏树丛中。
一辆粉红色的劳斯莱斯跑车拐入西格尔家的私人车道，然后轻轻地在泊车位上停下来。布斯基笑容可掬地从车上下来，肩上背着他的网球拍。西格尔有点好奇地发现，布斯基还夹着一个皮包，就是有些欧洲男子经常携带的那种，不过这个皮包与他的气质根本不吻合。西格尔寒喧着夸他的新车漂亮，布斯基说：“是西玛给我的。”
西格尔同时邀请的还有两个富商，其中一个叫塞缪尔·海曼，以前当过检察官，后转行成了一个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目前对正在兴起的兼并收购行业很留意。海曼也住在绿色庄园，而且就与西格尔家挨着，那是一幢巨大的用石材建成的乔治风格的楼房。海曼家有一架直升机，用院里的草坪作起降场地。这架飞机经常捎载西格尔去曼哈顿。
那天下午，他们四个人打了一场单打循环赛，最后海曼赢了。布斯基的球技明显最差，不过他输得很体面。布斯基的网球水平之差让西格尔很吃惊，因为布斯基好像一心一意想让他的儿子成为网球明星，为此还雇了一个教练。
便餐后，其他两个人先走了，西格尔送布斯基上汽车，两人边走边聊。西格尔对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财政状况很担心，但更担心他负责的兼并业务。这方面的交易正变得越来越大，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客户都是中型公司，这种客户基础逐渐不合时宜。1981年，西格尔获悉联合技术公司打算收购卡里厄（Carrier）公司，但当他上门为卡里厄公司提供应对服务时，该公司却把业务交给了摩根·斯坦利公司，认为摩根·斯坦利比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实力强。
更不妙的是，西格尔觉得他正在逐渐淡出由律师马丁·利普顿和约瑟夫·弗洛姆领导的兼并收购俱乐部。利普顿仍以自己的方法行事，他往利普顿那儿送客户，但都不是大生意。弗洛姆与第一波士顿银行和摩根·斯坦利公司这样的客户合作不好，西格尔担心他最终会失去这些大客户。西格尔曾问弗洛姆，为什么与这些客户合作不好，问题出在哪里。弗洛姆说：“他们想依靠他们传统的投资业务员。”
西格尔就这样向布斯基诉说着他的忧虑。布斯基说：“来我这儿干怎么样？你考虑考虑。”
虽然西格尔向布斯基一个劲儿地诉苦，但他仍然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无可争议的年轻明星，也成为公司吸引优秀商学院毕业生的一个招牌。每年，来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实习的商学院暑期实习生都要到西格尔在康涅狄格的新宅第畅玩一天，又是游泳，又是玩滑浪风帆，又是打球，最后美餐一顿。
那年春天，西格尔的妻子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34岁的西格尔拥有娇妻爱女，住着豪宅大院，他的家简直就是一个功能齐全的乡村俱乐部。借此，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不无鼓动地向商学院毕业生发出这样的信息：“来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吧，明天你也会拥有马丁·西格尔的生活。”
在公司的组织结构中，西格尔仍然隶属于公司金融部，但他实际上已把其他人都甩在后头，现在直接向德农齐奥负责。德农齐奥似乎挺喜欢这样，不过其他人对此感到不平衡。1981年底，德农齐奥把西格尔叫来核算他的奖金。西格尔的薪水是8万美元，他的收入中主要部分是奖金。“你要什么？”德农齐奥问，“你认为你该得到什么？”
西格尔实际想的是，他应该得到一部分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股份，但他没有向德农齐奥提出来。德农齐奥拥有公司7％的股份，是除艾尔·戈登之外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德农齐奥决定公司的股权分配，这种对公司所有权结构的支配是他权力的来源。虽然西格尔很能干，但德农齐奥在向他奖励股权方面一直很吝啬，宁愿把股份分配给能力逊色但对公司忠诚度高的员工或资历老的员工。因此，为了找出一种他认为公平的补偿方法，西格尔查看了公司的成果和他个人的贡献。然后，他算出德农齐奥股份的收益，提出要求相同数量的奖金。这个数字是52．6万美元，德农齐奥如数给了他，什么也没有问。这使他成为公司里身价最高的员工。西格尔还是公司里惟一拥有个人“叫车账户”的人，无论什么时候，车子和司机都可以召之即来。
尽管如此，西格尔的焦虑仍然与日俱增。除了担心兼并收购业务和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衰弱，他的消费支出看来越来越高。康涅狄格的土地和房产花了他将近75万美元，现在简·戴又得全职带孩子，同时他们还需要在曼哈顿购买一套公寓房。按照德农齐奥的要求，公寓的档次要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地位和形象相匹配，因此必须在第五大道、公园大道或萨顿广场找。他和简·戴在这些地方看了几处三室和四室的房子，显然，要买一套合适的公寓房又得花100万美元。突然，西格尔觉得手里的钱那么不经花，一年50万还难以做到收支平衡，虽然他的收入其实已堪称丰厚。
同时，他还被工作的压力所困。一场紧张而变化莫测的恶意兼并战会使他精神时刻绷得紧紧的，一周要工作上百个小时，然后才会结束。他会突然感到心力交瘁，昏昏欲睡，晚上九十点钟一到就想上床睡觉。他甚至患上了轻微过敏症，开始吃一种叫耐奎尔（Nyquil）的药，而且剂量不断增加。有时在晚上，他要一口吞下七到十盎司的药物。每起业务结束时，他会更加紧张，因为这意味着下一个紧张工作可能又要开始。
这就是布斯基打电话邀西格尔到哈佛俱乐部约会时，西格尔的处境和感受。
纽约市哈佛俱乐部大楼是西44街上著名的标志性建筑，它是由麦基姆·米德和怀特公司设计的。该俱乐部是独立于哈佛大学的一个自发性组织，虽然其成员必须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和教职员工，或者是哈佛的荣誉员工。布斯基是通过一般人想像不到的方式获得入会资格的：他向哈佛大学最不知名的研究生院——公共卫生学院捐了一大笔钱，被任命为学校监事会成员，从而成为哈佛大学的荣誉员工。因此，实际上，他参加该俱乐部的资格是买来的。
布斯基对自己拥有与哈佛的联属关系感到无比自豪。哈佛俱乐部墙上镶着暗色的嵌板，悬着严肃的肖像，地上铺着东方地毯，窗子上挂着深红色的布帘，整个环境透射出一种体面和尊贵的氛围，而这正是布斯基所渴求的。然而，这些东西却没有给西格尔留下什么印象，他推开双层门，走进最受欢迎的烤肉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