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半小时，皮特、劳克等人被请了回来。林奇说他认为可以制定出一个更满意的协议，并解释说把梅耶尔包括在豁免对象中有些问题。但是，皮特坚决要求莱屋银行的所有人员都得到保护。林奇让步了。
皮特认为这次会谈很成功。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把莱屋银行拖入了很危险的境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利文要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销毁证据反而使莱屋银行和他自己失去了保护能力。如果没有在妨碍司法方面受美国起诉的危险，莱屋银行尽可简单地承认有一位客户发起了这些交易，然后利用巴哈马银行保密法为这位客户的身份保密。莱屋银行这样做横竖都没有错，而美国证交会为要求莱屋银行披露这位客户的名字，至少得花费数年在巴哈马法庭上来回折腾。但是，由于莱屋银行销毁了证据，容易受到妨碍司法的指控，这种选择不再可行了。
当皮特和劳克等人把文件装进包里准备离开时，王和菲斯切尔禁不住向皮特催问莱屋银行的那个客户是谁，他们急得憋不住了。但皮特不准备这么早就把王牌亮出来。
“别着急，你们会钓到一条大鱼。”皮特向他们保证。
斯特克突然大声说：“你们问那个家伙是谁？不用说，他肯定是条巨鲸——莫比·迪克。”
曼哈顿圣安德鲁斯广场面积不大，隐藏在高耸的市政大楼和联邦法院后面。联邦法院位于福利广场上。当纽约的律师们说起圣安德鲁斯广场时，他们是指一个司法机构——美国检察官办事处。长期以来，这个检察官办事处一直被认为是名气最大、声望最好和力量最强的司法部派出机构。它之所以给人以这种印象，部分原因是它的司法权限大（负责曼哈顿、布朗克斯和纽约州南部地区提交的联邦案件），而且距离美国的金融中心华尔街近。历史上，绝大部分最复杂的金融案件都是这个检察官办事处办理的，同时，它也办理过纽约的有组织犯罪和贩毒案。
以前，经过历代检察官多年的努力，这个检察官办事处树立起了小心谨慎、讲求质量、廉洁正直的声誉。认为手段和目的同样重要，不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对工作人员要求标准高，就是对最年轻的助理检察官也是如此。这里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回避宣传报道。1983年鲁道夫·吉尤利安尼被任命为这里的美国检察官时，这个传统仍然存在，但他很快就把它改写了。
20世纪30年代托马斯·Ｅ·杜威在这里任美国检察官时，很有作为，名声显赫。从那以后，这里再没有出现可与他比肩的人，直到吉尤利安尼来此上任。吉尤利安尼来这里以前，已经是一个闻名全国的美国检察官。当时，他在里根政府任助理司法部长，是司法部的第三号人物。他还是里根政府最活跃的发言人之一，经常出现在新闻和访谈节目里，谈论犯罪和执法问题。吉尤利安尼口才流利、精力充沛、锋芒毕露，他一来到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就急于在这里打下自己的印记。
吉尤利安尼到任时，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状态不佳，亟待重振雄风。他的直接前任小约翰·马丁在任期间，该办事处主要依靠老本过活，不思进取。结果，其谨慎作风丧失殆尽，显赫之名渐成明日黄花。吉尤利安尼刚一接任，立即把该办事处的资源和人力转移到两个确保吸引媒体目光的领域——有组织犯罪和吸毒贩毒，并且很快就取得了重大成果。此后，新闻发布会成了这里的例行活动。这些做法与吉尤利安尼爱与媒体打交道的特点相吻合。吉尤利安尼甚至还发起了一场打击布朗克斯区地下贩毒活动的运动。这场运动虽然没有捉到贩毒分子，但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仍然在媒体上大出风头，报纸上还出现了吉尤利安尼身穿黑色皮夹克的照片。
媒体对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的报道几乎一律是积极的，近乎吹捧。吉尤利安尼称，这种报道可以提高办事处的知名度，而办事处的名气对阻遏犯罪有重要作用。其实这一点很难说清楚。无论如何，吉尤利安尼到任后，纽约检察官办事处成功办理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案子，名声更响了。
吉尤利安尼给该办事处带来了一种处世观，其特点是是非、敌友界线分明。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天主教、甚至耶稣会的世界观。他似乎把犯罪与罪恶、惩治与自罚、合作与忏悔等同起来。他还具有一种冒险精神。1986年，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我做这项工作不是为了求安全。如果你从不努力追求什么，你就永远不会失败。我宁愿失败。”
办事处的助理检察官们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新的工作理念和管理制度。许多人对吉尤利安尼的方法感到欢欣鼓舞，但也有人表示担忧。现在无论做什么决定，都要考虑媒体会作何反应。传统派成员指出，该办事处现在有一种新的“莽撞”精神。这个词有点贬义，暗指一种先斩后奏、鲁莽行事的倾向。
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下属的反欺诈处就反映出该办事处所发生的变化。反欺诈处主任是彼得·罗马托斯基，负责过威南斯内幕交易案的调查，但他已经宣布辞职，接任者是查尔斯·卡伯里。
卡伯里在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人缘很好，每个人都喜欢他。他身材肥胖、外表粗犷、说话坦率，而且聪明、幽默、自谦。他的低调作风和无懈可击的正直品质博得传统派成员的好感。像吉尤利安尼一样，他也追随天主教处世观，而且他在罪与罚方面的观点也与吉尤利安尼的一致。卡伯里在纽约长大，从科尔盖特大学退过学，后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并在福特汉姆法学院主持过法律评论。他第一次申请美国检察官办事处的工作没有被录用，之后在斯卡登、阿普斯律师事务所工作一年，接着进行第二次申请，这次获得成功。
当卡伯里在梅耶尔被传讯后第一次与林奇谈起莱屋银行调查一事时，对此案不是那么有兴趣。在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吉尤利安尼对内幕交易案不是很重视，没有把这类案件列为优先处理对象。由于资源和人力都被转移到有组织犯罪问题的检控上，反欺诈处的规模实际上缩小了。总体来说，卡伯里对本办事处在内幕交易案上取得的成果感到失望。在一起涉及摩根·斯坦利公司一名投资业务员的案子中，上诉法院做出判决称，如果投资业务员或其他受托人向他人泄露机密信息，而信息获得者据此实际做了交易，那么该投资业务员或受托人就犯了内幕交易罪。在卡伯里看来，这个案子的成果算是大的了，办事处受理的大多数内幕交易案涉及的都是“不入流”的雇员，主要是层次很低的印刷工和律师事务所或投资银行里的秘书。卡伯里精通证券法律，熟谙股市情况，在这方面该办事处无出其右者。他深知证券市场上内幕交易很猖獗，但他认为这方面的执法最好由证交会去实施。
然而，随着莱屋银行调查案的发展，卡伯里对此案的兴趣越来越大了。这看来是一起预谋性很强的违犯机密规定的内幕交易案，对市场公正构成了严重威胁。皮特和同事们与证交会会谈后几个星期，来到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讨论莱屋银行调查案中涉及的刑事问题。罗马托斯基、卡伯里、证交会的律师以及皮特等人一起坐在罗马托斯基的办公室，展开了认真的研讨。（这个办公室里有一张旧式栎木办公桌非常显眼，多年来它从一任主任传给下一任主任，不久就由罗马托斯基传给了卡伯里。）反欺诈处的检察官们先听取皮特和证交会律师的介绍，然后互相进行讨论。
检察官们觉得，在给予莱屋银行豁免一事上问题不是很大，而这正是皮特所需要的。当然，他们这样做可能招来批评，但他们知道，没有莱屋银行的合作，获取那个关键客户的身份会极为困难，即使有幸最后获取了，也可能得花费数年时间。他们很少能有机会这么快就可以进入一场内幕交易活动的核心。根据皮特讲述的情况，他们确信，检控这个客户要比检控莱屋银行重要得多。吉尤利安尼同意他们商谈给予莱屋银行豁免事宜，华盛顿司法部官员也表示同意。于是，卡伯里让皮特和林奇继续进行豁免协议的谈判。
这项豁免协议的谈判进行了几个月。证交会坚持增加一条：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如果最后莱屋银行提供该客户身份未果，则该协议无效。皮特不同意，辩称莱屋银行只应进行“诚信”努力，如果受制于巴哈马当局的禁令而不能泄露该客户身份，则不应失去豁免。证交会坚持立场，最后皮特只好让步。
接着，要对戴蒙德账户的交易记录进行检查和分析，而皮特需要先确认Ｘ先生的身份。虽然他已经知道Ｘ先生的名字叫丹尼斯·利文，但他不能肯定这个人与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工作的投资业务员丹尼斯·利文是同一个人。按照劳克的建议，皮特安排助手们广泛查找有助于确认该客户身份的背景资料或照片，但没有找到确凿的材料。皮特不想为此事与德莱克赛尔联系，担心引起该公司对这项调查的注意。最后，皮特的助手找到了一本原莱曼兄弟银行的年鉴，上面有一张利文的照片。皮特让助手们把这张照片混在其他人的照片中，然后他拿着这些照片去莱屋银行，让每个与利文接触过的银行人员辨认。“你能认出戴蒙德先生吗？”他问。结果，毫无例外，他们都指向利文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