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下旬，即在利文被逮捕后两个月多一点，布斯基飞往贝弗利山去找米尔肯。两人坐在米尔肯家的水池边窃窃私语。利文的被捕对他们两人震动很大，政府在证券市场上的执法力度之强出乎他们的意料。米尔肯警告布斯基，鉴于目前的形势，他们最好限制交易。布斯基欣然同意。
他们还谈论起那笔530万美元的所谓“咨询费”，这笔钱弄不好会给他们招来麻烦。两人决定想办法使他们的虚假解释自圆其说。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可以多做些文件，以在表面上表现出该公司在布斯基收购圣芭芭拉金融公司和斯科特和费泽尔公司等没有结果的交易上替他做过研究，提供过咨询。但他们的会计记录（即瑟内尔和穆拉迪安一起做的平账材料）怎么办？这些东西必须销毁。
8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布斯基返回纽约。他一回到办公室就给在公司原址上班的穆拉迪安打电话。
“我是伊凡。”布斯基神秘兮兮地说，“咱们找个地方谈谈。”
穆拉迪安不知道布斯基要搞什么名堂。他和布斯基一天打两三次电话，有什么事电话里就说了，很少有需要面对面谈的。更奇怪的是，布斯基还要穆拉迪安到西52街的帕斯特拉米恩－瑟英斯咖啡店见他。这里是布斯基和西格尔经常密谈的地方。
虽然店里几乎没什么人，布斯基还要带穆拉迪安到楼下一层，选一个较偏的地方坐下来。他压低声音对穆拉迪安说，他今天要说的事情穆拉迪安必须严格保密，不能对第三个人讲。穆拉迪安同意地点了点头。
“德莱克赛尔的那些账表还在吗？”布斯基耳语道。穆拉迪安觉得耳语说话怪可笑的，因为房间里根本没有别人。
“在。”穆拉迪安以正常声音说。
“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里？”布斯基问，仍然是耳语。
“在我的办公室里。”穆拉迪安回答。
布斯基倚着桌子，把脸贴过来，都快碰着了穆拉迪安的鼻子。“把它们销毁。”他说。
8月中旬，华尔街上各公司出去暑休的人基本上都走了，他们成群结队地前往汉普顿斯、康涅狄格乡下或欧洲，只有一些基本的交易人员和后勤保障人员在公司留守。林奇和卡伯里感到，他们要休假也必须赶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时间不大会有重要情况发生，比较能脱得开身。于是，卡伯里和妻子开始了计划了很久的英国之行。林奇和家人一起开车前往缅因州的友谊城，这是位于佩诺布斯科特湾的一个小城。他们在这里租了一所木棚屋，以前夏天度假也来过几次。
林奇想借休假好好放松一下。这段时间他真是太忙了，甚至在利文于5月份被捕以前，各种紧张、烦扰的事情就开始接踵而来。虽说现在是放松的时候，但关于布斯基的问题却总是不时地往林奇的脑子里钻。布斯基的问题可能是一起大案，而且会比林奇想像的要大得多，也重要得多。布斯基是个名闻遐迩的套利人，甚至证券业以外的人都知道他。林奇也知道布斯基的神话，而且现在了解的更多了。他和卡伯里自从利文招供以来几乎每天电话联系。他们看了布斯基写的《合并热》一书，并在电脑上把每一篇关于布斯基的文章都探索、整理出来，包括曾让西格尔惴惴不安的《洛杉矶时报》和《财富》上的那两篇文章。他们还研究了布斯基提交的数量繁多的13－Ｄ报告。这些调查都是秘密进行的，甚至在证交会和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内部也是保密的。
林奇知道，即使有利文的合作，查布斯基的问题也不容易。他一直觉得，查找套利人进行内幕交易的证据很困难，因为他们的交易都是根据各种消息和市场信息进行的。布斯基在多数收购案中都进行了大量交易，他会宣称他在交易中所依据的信息都是合法的，而且他的合法信息确实会有很多。尽管如此，林奇根据本能决定继续加紧对布斯基的调查，甚至决定对他立案审理，尽管可能会输。
证交会委员们批准了继续对布斯基进行调查的决定。第一步，证交会执法处的律师在8月初准备了一份内容详尽的传票，发给了布斯基。传票要求布斯基接受讯问，并提供各种文件和交易记录。同时，传票上的问题设计显现出足够的布斯基被利文牵连的特征，使布斯基从中认识到利文已经把他供了出来。到林奇结束休假返回的时候，布斯基回复传票的时间就要到了，届时可能会出现有趣的事情。林奇预计将会发生一场广泛持久、艰苦卓绝的战斗，而这种战斗可能是执法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8月26日，星期二，林奇和家人从外面回到度假屋，发现一条哈维·皮特发来的电话信息。皮特怎么会把电话追到这儿来？林奇有几分不悦，觉得受到了烦扰，但他还是马上把电话回过去，皮特这时正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
皮特先对打扰林奇休假表示歉意，然后接着说：“我们需要见个面，有要事相商。”这次，皮特不是谈莱屋银行的事，他现在是布斯基的代理律师。
“你是不是要谈传讯的事？”林奇问，“如果是，我看完全可以等等。我在休假。”
但皮特坚持要见面。“我们现在必须见个面。”他说，“我们不能等。”
林奇同意在中途找个地方与皮特见面，地点选定在波士顿。“这个地方应该不错。”他说。
“我不会浪费你的时间的。”皮特回答。
其实，皮特已经打乱了自己的休假。他本来正在与家人在弗吉尼亚的海滩度假，因为布斯基的事把家人撂在度假地自己返回了华盛顿，也没有给家人说为什么。这件事太具爆炸性，不能给任何人透露，即使自己的妻子也不行，况且她也没有必要知道。刚离开度假地那几天，皮特每天给妻子打个电话，每次都说要再过一天，后天就可以回去。最后，妻子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干脆直接说你根本不回来算了，这样更容易。”
布斯基收到证交会传票那天就给皮特打电话，说有重要事情要跟他谈。其实，传讯本身很正常，多年来，布斯基像其他股票交易量大、提交持股报告多的人一样，总是时不时地被证交会传讯。但是，从布斯基在电话中的声音听得出来，这次情况与以往不同。皮特有些愕然。
皮特很快就明白了为什么：这次传讯要求布斯基提交几乎所有的文件和资料，并要求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就做出回复。这决不是一次例行调查。
皮特知道证交会发传讯必须有正式调查令。他给证交会执法处打电话，索要一份这种调查令，但被执法处人员拒绝了。这让他感到非常惊奇，在他十八年的律师执业生涯中，还从未见过证交会发传讯不给正式调查令的。这也说明情况异常严重。
最后，证交会对皮特说，他可以到证交会来看这份正式调查令，只要他答应不复制。皮特找了三位同事一起前往，他们在看调查令时每人默记一页，出来后根据记忆复制出来，使皮特有了一份调查令的“复印件”。皮特马上得出了两个结论：一、利文供出了布斯基；二、这将是一次大规模的调查。为审慎起见，皮特决定再找一个律师事务所帮助，与他一起处理布斯基的案子，于是他打电话联系西奥多·利文。西奥多·利文是皮特在证交会工作时的同事，现在是华盛顿威尔默、卡特勒和皮克灵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与西格尔也认识，两人一起参加过收购业务研讨会。皮特打电话时，西奥多·利文也是正在外面度假。
当听到布斯基已成为证交会的调查目标时，西奥多·利文惊叫了一声：“哦，天啊！”他也立即中断了休假，返回华盛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