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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落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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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即11月15日)上午,西格尔和简·戴来到拉考夫的办公室。这天西格尔的心情比前一天好多了。昨天晚上,他把有关问题又详细地给妻子讲了一遍,简·戴表示,无论发生什么,她都会支持他。他感到一个沉重的担子卸了下来,轻松了许多。他信任政府,愿意改正。他会受到惩罚,但之后一切都会过去。他觉得政府似乎有点像他的父母,会关怀他的。
在拉考夫的办公室,拉考夫的本案搭档奥德丽·斯特劳斯提醒西格尔:“马蒂,昨天你情绪太低落,而今天又太高涨。”
拉考夫和斯特劳斯给西格尔夫妇进一步介绍了认罪的利弊,安慰他们,说事情总是看起来困难重重、前景暗淡,实际并非那么悲观,一切都是有希望的。
接着,拉考夫去见卡伯里,卡伯里直入正题:“我们掌握他的情况。我们有三个证人:伊凡·布斯基、送钱人和送钱监督者。我们认为西格尔对我们可以有些用处。我们了解弗里曼的情况。”拉考夫对卡伯里提到弗里曼这个名字吃了一惊,这个名字是他刚在西格尔坦白案情时知道的。拉考夫自忖卡伯里是否在虚张声势。
“为便于讨论,假设案情是这样,”卡伯里继续道,“我准备提出四项控罪。”
拉考夫先不做出反应,他要多了解一些对方的条件。比如到时候会赶上什么样的法官?在曼哈顿联邦法院,犯人与政府达成认罪协议时赶上哪个法官,该法官就将一直负责该案的审理,直到宣判。拉考夫希望西格尔认罪协议的达成要选时恰当,以便赶上一位仁慈的宣判法官。卡伯里说政府会尽量保持灵活性,但西格尔要与政府合作。拉考夫问是不是要西格尔带窃听器,卡伯里说是的。
拉考夫把卡伯里提出的条件回来告诉西格尔,西格尔说可以接受。于是拉考夫向卡伯里提供了一个非正式的价值预估,表示西格尔能够提供华尔街一家大公司的套利主管有罪的证据,但拉考夫没有提出弗里曼的名字。作为交换条件,卡伯里提出把对西格尔的控罪减去两项。拉考夫说可以达成协议,但还要视与证交会的谈判情况而定。
接着,拉考夫给证交会的林奇打电话。证交会仍然被布斯基一案的不利宣传刺痛着,急于把西格尔作为与布斯基合作的成果来炫示,以说明布斯基的合作是有价值的。舆论曾批评证交会对华尔街的罪犯过于心慈手软,它不准备再冒遭受进一步批评的风险。拉考夫问证交会想要什么。
“很简单,”林奇回答有,“除了他的两座房子,我们都要。”(拉考夫把这个情况告诉西格尔时,西格尔惊叫道:“天哪,我只从布斯基那里得了70万美元。”)拉考夫激辩说,证交会这样做是不合理的,最起码西格尔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挣的钱应该保留,这些钱是清清白白的血汗钱,与非法活动无关。在证交会与拉考夫的谈判中,证交会方面主要是斯特克出面谈的,他最后同意了这一点,并以此达成了协议。但是,沙德和证交会其他委员否决了这个协议。他们坚持要没收西格尔所拥有的几乎一切东西。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对西格尔任意摆布,而且他们决心借此消除以前不利报道所造成的影响。他们允许西格尔保留他的养老计划缴纳金和两座房子,就这些。西格尔甚至还必须放弃1000万美元的股票和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奖金,证交会不允许德莱克赛尔把这笔奖金发给他。
拉考夫认为可以就这些严苛的条件与证交会再争一争,但西格尔说他不想再争了。事情到这一步,西格尔吃惊地发现自己对钱已经不在乎了。以前,当他的收入达到六位数时,钱似乎很重要,但它从不足以给他带来所需要的安全感。如今,他已被毁了,无论他有多少钱。所以,即使一分钱没有又有什么关系呢?
西格尔还认为,严厉的惩罚有助于减轻他在公众心目中的罪过。如果严惩就是赔罪的代价,他甘愿接受。如果说还有什么挥之不去的疑虑的话,那就是他怕以前的华尔街同行们说他与政府商定的协议是一项“赔本买卖”。对一个技能娴熟的业务员来说,这种评价是令人尴尬的。
虽然政府协议的最终细节到12月中旬才能定夺,但与证交会的协议一周之内就大体就绪了,而与检察官办事处的认罪求情协议很快就最后确定了。现在,西格尔开始了秘密与政府合作,就像布斯基在他之前所做的那样。
感恩节那一周的一个晚上,拉考夫和西格尔来到世贸中心对面的联邦邮政大楼,悄悄从后门走了进去。他们要在这里与卡伯里等人见面,而选这个时间(晚上10点)在这个地方见面是为了保密。西格尔被带到邮政巡查员办公室,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卡伯里和杜南。
卡伯里是个不修边幅的人,有一个“科伦布”的外号。西格尔第一眼看到他,就发现他的外表印证了这一点。卡伯里的衬衫紧绷着裹在滚圆的腰身上,上面有几处蕃茄酱留下的污渍。西格尔还见到了杜南和罗伯特·帕斯查尔。杜南负责具体安排西格尔做秘密调查工作。西格尔仔细端详了一下杜南,发现他看着像一个强壮的爱尔兰人。西格尔觉得杜南身上好像有什么东西似曾相识,但他肯定以前并没有见过这个人。
卡伯里对西格尔印象颇深。西格尔是他提讯的第一个“顶层”投资业务员,利文和威尔基斯当然不属于这种人,而布斯基更不是,他是一个套利人。另外,西格尔形象俊朗,富有魅力,而且镇静自若。
“他们会盯住你的眼睛看,以识别你是否可信。”拉考夫此前告诉西格尔说,“回答他们的问题,告诉他们实情。”在会面中,西格尔把他与布斯基和弗里曼的所有交易原原本本讲了一遍。尽管都是凭记忆追述,但他尽力做到精确。有些交易涉及的收购案很复杂,特别是与弗里曼一起进行的那些,例如尤纳考公司收购案,其中的股票回购比例计算非常复杂,再如斯托勒通信公司收购案,这起收购案旷日持久,一波三折。那天晚上的问讯用了约一个半小时。后来,类似的会面又进行过多次。
西格尔在供述中从不试图为自己开脱,没有暗示他的行为是不慎落入了“灰色地带”或华尔街上每个人都在这样做,等等。他没有给自己找任何借口。利文和布斯基也表示过悔恨,但他们的主要懊悔似乎是自己被抓住了。检察官们认为,西格尔的态度是真诚的,他切实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想要赔罪。
这些问讯都没有证交会的律师参加。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与证交会之间的关系不和谐,西格尔对此感觉很明显。检察官办事处仍然顾忌于证交会的不利报道。他们不让西格尔向证交会律师们透露任何事情,特别是关于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情况,担心被泄露。
“不要给他们讲。”杜南对西格尔说,“他们只会把事情弄砸。”
1987年1月,证交会要求让西格尔印证一些布斯基的供述,于是安排伦纳德·王在格拉莫西公园饭店一个房间里讯问西格尔,同时参加的还有另一位证交会律师。美国检察官办事处要求西格尔只讲与布斯基有关的内容,不要提弗里曼的事情。
当西格尔同意与政府合作时,拉考夫提醒他说,他以前所熟悉的生活很快就将成为过去,他必须面对这个现实。他现在和过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能要受到严密审查,他必须接受这一点。西格尔同意认罪时,拉考夫要他去看一位精神病医生或心理医生。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可能去医生那儿了解情况。病人纪录未必不让在联邦法庭上披露。
拉考夫和斯特劳斯敦促西格尔尽快搬家,远离现在这个“风暴中心”,以便在西格尔认罪的消息公开之前有时间调整心态。这个计划简·戴特别难以接受,她喜欢康涅狄格的家,那里的布局和装潢都是她和西格尔亲自设计的。而且,离开这里就意味着要离开她的亲朋好友,还要把孩子们从他们熟悉的学校转走,一想到这些她就黯然神伤。然而,她知道迁居是必要的,既然同意与西格尔站在一起,就要接受这个到另一个地方筹建新生活的计划。他们选择去佛罗里达,该州的宅地法保护被告人的家产不受债权人侵夺。西格尔把康涅狄格的房子和纽约的公寓放到市场上出售,并用几个周末的时间到佛罗里达州的各个城市物色新家。他从坦帕开始,沿西海岸一路南行,然后折往东海岸,再一路北上,最后到杰克逊维尔。在路上,西格尔又产生了自杀的冲动。开车在95号州际公路上行驶时,他想,自杀是多么容易啊,只需动一动手里的方向盘,迎头撞向对面疾驰而来的车辆就行了。但是,一想到这样会造成交通事故,会伤及无辜,他阻止了自己。
西格尔决定把家安在杰克逊维尔,因为坦帕和圣彼得斯堡太沉闷,迈阿密太喧嚣,而棕榈滩是富贵人扎堆的地方,住在这里会传送错误信息。此外,他不想在新居住地碰到华尔街和商业圈里的老同事。西格尔喜欢杰克逊维尔浓厚的商业气氛。他想,一旦渡过这场劫难,他可以在这里开创一份事业,——但愿有这么一天。而且,西格尔在杰克逊维尔看上了一所漂亮的房子。那是一幢高高的现代风格的小楼,就坐落在庞特维德拉海滩上。这所房子共有三层,一、二层住人,室内装有壁炉,第三层是一个角楼,在主人卧室上面,视野很好,可以改建成一个完美的家用办公室。房子一侧有一个可停放三辆车的车库,车库顶上可以建几间儿童房,给孩子们用。西格尔还买下了与房子毗邻的那部分海滨地的产权。这所房子、土地和改建扩建共花了西格尔350万美元。
西格尔原有的两处房产没怎么费事就出手了,康涅狄格的房子卖了350万美元,纽约的公寓卖了150万美元。曼哈顿的房地产市场仍然很红火,西格尔的那套公寓中意者很多,最后的买主是第一个看房者。几乎所有的卖房所得都用在了杰克逊维尔的新家购置、缴纳税款和支付律师费上。没有人知道西格尔夫妇将要搬到佛罗里达去,但他们卖房的消息不可避免地传了出去。邻居们马上得出结论说,西格尔和简·戴要闹离婚。更让西格尔恼火的是,一个邻居给他打电话,急切地问他的喷气式快艇是不是也要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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