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后过了一会儿，美国检察官鲁道夫·吉尤利安尼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他说，这些逮捕行动只是“漫长重要调查”的开始。在一项明显针对米尔肯、德莱克赛尔、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以及其他牵涉到这些活动的未具名者的评论中，吉尤利安尼说：“如果他们知情明理，还有几分道德感的话，就应该与政府合作，努力帮助美国政府清理这个混乱局面。”
提审结束后，弗里曼回到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与套利部前主管罗伯特·鲁宾进行了交谈。鲁宾对弗里曼因布斯基一案收到传票倒没感到担忧，但政府的逮捕行动使情况发生了变化。
“这完全是瞎说。”弗里曼说。
鲁宾显然是公司董事长约翰·温伯格接班人之一，他在公司里支持弗里曼。鲁宾决定负责这起调查工作，与佩多威兹密切合作。当他看政府的逮捕证时，对上面的“广泛共谋”的说法感到不相信。如果弗里曼与西格尔有共谋的话，为什么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在政府指控中没有提到的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一些其他交易中竟然赔了钱？鲁宾很了解弗里曼，他所了解的鲍勃·弗里曼绝对不会做这些事。鲁宾对吉尤利安尼公开污辱弗里曼和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怒不可遏。作为一位民主党筹款人，鲁宾不愿让共和党的吉尤利安尼以贬损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而获得政治上的好处。
鲁宾和佩多威兹找到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因素。当他们更加仔细地检查政府的指控时，很快做出断定：政府是非常错误的。杜南签署的宣誓书在描述尤纳考公司收购案一情时有一个差错：它说有关尤纳考公司的信息是在4月由弗里曼泄露给CS-1的，而不是这起交易的实际时间5月。
杜南在转抄帕斯查尔的笔录时愚蠢地犯了一个错误。对这种情况政府可能会在后来做出澄清。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政府对此进行了澄清，说它在时间说明上犯了一些纯粹技术性的错误，这些是因匆忙而造成的无过之错。但是，对于存心相信弗里曼无辜而认为政府错误的人，政府的这些澄清只是过耳清风。按照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强硬态度，即使政府的差错程度再小，政府证据的可信性也要大打折扣。
那天下午，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管理委员会举行了一个非正式会议，会上一致决定支持弗里曼。与此同时，鲁宾要佩多威兹继续进行调查，说他要在弗里曼是否真地做了错事的问题上弄清真相。然而，他们关心的问题主要是政府是否能够排除一切怀疑地“证明”指控的真实性，而不是弗里曼是否做了错事。因此，他们的调查主要是为可疑交易寻找看似真实的借口，而不是审查弗里曼与西格尔是否真地有内幕交易关系。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可能也是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强烈的反政府心态的必然结果，弗里曼被捕后，这种心态在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很有影响。
那天晚些时候，威格顿与律师交流完毕后，本能地返回自己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办公室。当同事们看到他从门口进来时，都站了起来，热烈欢迎他。威格顿给妻子打了个电话，说他会准时回家吃晚饭。下午5点45分，他和以往一样，与其他两个同在新泽西住的搭帮用车的同伴一起乘车回家。在路上，他们边走边聊，谈论起当天的市场活动和他们的周末计划。出于对威格顿的尊重，他的同伴们没有谈论他被捕的事。威格顿自己也没有提这个话题，他认为提这种事会显得失礼。
在威格顿等人被逮捕和提审当天，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和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都公开发表声明，否认自己有违法行为。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发言人说：“本公司向来反对根据非公开信息进行交易，这是公司的一贯政策。就我们所知，这项政策得到了严格遵守。” 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声明说得更直截：“根据我们自己的内部审查，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本公司的套利部主管或本公司有任何违法行为。”
CS-1当然就是西格尔。星期四一早，杜南就给西格尔打电话。“今天不要去上班。”杜南命令道，“直接去杰德（即拉考夫）的办公室。”在去见拉考夫的路上，西格尔意识到杜南是准备让他进行法庭答辩。根据他与检察官办事处的协议，何时答辩他要听从政府的安排，而不许自己选择答辩时间。
上午10点半左右，西格尔到了穆吉·罗斯律师事务所办公室。拉考夫告诉他，配合政府进行秘密调查的行动停止了，他被安排于次日进行答辩。（“他们可能会要你在星期五——即13日——答辩。”几个星期前拉考夫曾这样预测道。现在看来他言中了。）西格尔给他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办公室打个电话，告诉他的秘书凯茜他没去上班。凯茜再次成为西格尔的重要消息传送人，她十分兴奋。“他们逮捕了威格顿、塔伯尔和弗里曼。”她说，“他们是把他们铐走的。”她把股市行情收录器上打出的这条消息放在面前，读着上面的内容。当然，这三个人凯茜都认识：威格顿和塔伯尔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弗里曼经常给西格尔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