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他在一次讲道之后获得了10美元的报酬，获得了成为牧师之后的第一笔收入。随后，格雷厄姆迅速地扩展他的工作领域，使之超出了拯救灵魂的范围。在1830年，他成为宾夕法尼亚州禁止使用烈酒协会的讲演者。像早期很多的禁酒协会一样，这一协会的主要目的是降低当时一直居高不下的人均饮酒量。但是，格雷厄姆从一开始就主张完全禁酒。
很快，他开始谈论饮食、性和酒。格雷厄姆鼓吹他从来不读书，他的理论完全由自己发展而成。但是，他对当时的几位医学方面的作家非常熟悉，而当时医学刚刚开始从艺术向科学转变。他撰写的书籍和小册子实际上是抄袭几位医学作家的作品。
是1832年流行的霍乱使格雷厄姆一举成名。这种疾病首先在1826年从印度开始流行，19世纪30年代初开始袭击欧洲。毫无疑问，新大陆也无法幸免。当时，除了知道这种疾病能够很快致人死亡之外，人们对它几乎是一无所知。直到19世纪80年代，人们才发现导致这种疾病的微生物是什么，甚至连通过污水传播的事实也只是到了19世纪50年代才被人们发觉。一旦知道某人了解这种疾病，人们便蜂拥而至来聆听有关的讲解。此时，格雷厄姆充分地发挥了戏剧方面的天才，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他把霍乱归因于鸡肉饼和过度纵欲，这样他至少没有失去听众。
随着这场流行疾病的消退，格雷厄姆开始到处谈论饮食和性，以及它们对人类本身其他方面的影响。面对大多数的饮食时尚追逐者，他基本上反对每一种给人带来快乐的食品。他的基本前提是：任何“刺激物”的作用都会自动衰弱。他这里的刺激物自然不仅包含酒类食品还包括肉类、热水浴和甜味食品。
格雷厄姆最有名的饮食忠告是：最主要的食品是面包，应该在家里由母亲或妻子，而不是仆人，用粗面粉制作。白面包很流行是因为这种面包比黑面包昂贵，而且松软。不过，格雷厄姆讲它在营养方面比不上黑面包，碰巧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在除掉麦麸的过程中，同时也除掉了大麦中所含的很多维生素和矿物质。
他很快就开始在东部沿海一带做巡回讲演，一个晚上的演讲费通常会高达300美元，相对于当时年收入为1 000美元就算是中产阶级而言，这绝对是高收入。格雷厄姆对自己的成功很是得意，马上鼓吹道：“没有人能像我这样旅行，或坐车或乘船，行程轻松……而且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每到一处就开始鼓吹素食摄生法……演讲后不会马上遭到听众的提问……什么!你是素食主义者?”确实，为了满足格雷厄姆素食主义追随者的要求，很多城市都建有格雷厄姆饭店和宾馆。霍勒斯·格里利是一位虔诚的格雷厄姆学说的追随者，通常在纽约的一家格雷厄姆宾馆就餐。
同样，也有人拿格雷厄姆和他的素餐食谱开玩笑。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把他描述成一位“黑面包和南瓜诗人”。甚至连他自己家乡的报纸（在他人生的最后15年中，他一直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北安普顿）也称他是“锯末布丁哲学家”。
然而，另外有一些人对格雷厄姆难以忍受。屠夫们反对格雷厄姆的素餐食谱，尤其是他们成天都要面对着活生生的屠宰现场。面包师同样反对格雷厄姆呼吁人们在家中制作面包，更是反对他对面包师在面粉中掺杂大豆粉、甚至是粉笔和石膏粉的指责。
在波士顿，他们对格雷厄姆予以回击。屠夫和面包师们恐吓演讲厅的所有者，预定的演讲被迫取消了。格雷厄姆于是找到当时还没有竣工的莫尔伯勒宾馆的所有者，莫尔伯勒宾馆是全国第一家不卖酒的宾馆。尽管当时波士顿的市长说他无法保证演讲的安全，宾馆的所有者还是鼓足了勇气同意格雷厄姆在宾馆里演讲。
素食主义者用木板封住第一层楼的全部窗户，并派人携带熟石灰袋在楼顶上侦察驻守，当屠夫和面包师们攻击旅馆时，就向他们撒熟石灰。用《哈泼斯》杂志上的话说：“楼顶上的侦探们受到了惩罚，暴民们失去了控制，拼命上前阻止（向他们撒石灰）。”
最后，格雷厄姆的听众转向其他的兴趣（颅相学和“早产儿葬礼”在19世纪40年代极为流行），他自己也引退到北安普顿，变得越来越古怪，健康状况也每况愈下（或许并非出于偶然，这好像是健康改良主义者共有的特征）。他在1851年去世时只有56岁。
格雷厄姆早年的追随者中有一些人仍然很富有，并且具有很高的声望。凯洛格兄弟在格雷厄姆的影响下建立了一个很大的产业。尽管他预言自己的坟墓上将竖起一块花岗岩纪念碑，他的居所将成为朝圣地（实际上，现在变成了一家酒馆），但是格雷厄姆本人现在还是被完全遗忘了。
但是，在一个方面格雷厄姆还没有被遗忘。即使是现在，在成千上万的学校里，上午课间休息时，孩子们通常要吃一份快餐：一杯牛奶和全麦粉饼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