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的判断标准是银行的费用支出不能高于存款的0.5%。然而，自由民银行，因为存在很多分行，而且账户都很小，所以，它的费用支出高达存款的5%。又因为自由民银行的营业执照中规定它只能投资于国库券，而当时国库券的利息率为6%，如果再派发红利，那么，银行几乎就什么也不剩了。寻找新的更能盈利的投资，这一压力从未消失过。
自由民银行还具有另外两个严重的缺陷。第一个就是，因为它的费用支出相对于存款来说，是相当高的，所以，它就不能支付竞争性银行的工资。结果就是，它雇佣了很多缺少记账技能的甚至根本就不会记账的好心人。
另一个缺陷就是银行的高层管理。理论上讲，自由民银行是由50个托管人所管理的。它一开始开出的名单，都是当时美国商业界的名流。但是，就在其成立的同时，这个委员会中最有名望的7个人就立即辞职了。显然，他们的名字只是被当做橱窗里的衣服一样用来向国会展示，从这些人那里并未得到为银行服务的承诺。
实际上，银行的理事委员会从未对银行及其高级职员的行为进行严格的监视。威廉·卡伦·布赖恩和其他的几个人，从未参加过一次理事会会议。那些经常参加会议的人，也只是在银行高级职员放在他面前的东西上盖个章。到1870年时，自由民银行的权力实际上已经集中在这些高级职员和三人财务委员会的手中，而且，还没有人来监管他们的所作作为。从美国银行业的历史来看，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当少数具有私心的人掌握了其他人的大笔金钱，而且还知道没有人来监管他们，这时灾难就降临了。
银行的高级职员开始游说国会，要求改变其营业执照。很快，一项允许自由民银行从事房地产投资的议案在白宫无争议地通过—而房地产却是最无流动性的行业，因此，本质上也是最为麻烦的投资方式。
在参议院，只有两名参议员投了反对票，反对自由民银行将储户的本就很少的钱用于如此风险的行业。令人注目的是，其中有一个就是西蒙·卡梅伦，他是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的党魁，而且，他还在银行业中赚了很多钱。“相信我，”他警告说，“你们允许他们将钱……用在房地产之时，就是这个机构降低信用、降低稳定性之时。”
但是，参议院没有听从卡梅伦的忠告。他们更愿意听查尔斯·萨姆纳的话，可是萨姆纳从不清楚，为了一个美好的事业，应该等待现实条件的实现。银行被允许向房地产业借款，条件是抵押物的价值要两倍于贷款数额。当然，无论在那时还是在今天，房地产的价值总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东西，而且，波动非常厉害。
因为营业执照有了新的修正，自由民银行就以惊人的速度变得非常具有投机性。它开始将它的“存款准备金”，即应该持有在手中以满足取款要求的钱，投向了问题债券，如铁路债券，在那个时候，这些都是垃圾债券。实际上，提出这一方案的委托人，就是铁路公司的主管，他们立即从自由民银行借到了17.5万美元。
分行也开始向外借贷，而不必从华盛顿的总部得到授权。很多贷款都是不动脑筋的，而其他的贷款则是违法的。有一个司库，他只是一个小雇员而不是银行家，竟然无视他在自由民银行里所从事的工作性质，向他的女婿贷出6 000美元，以掩盖其作为县征税员所犯下的不法行为。
本身的不完备，加上投机性以及欺诈行为，加速了自由民银行末日的到来。安森·斯佩里，从最早的时候，就在银行里工作，而且，他也真正想帮助这些自由民。但是，作为银行的检查员（即要他检查每一个分行的账簿），却是相当不合格的。“我应该知道更多，但是，我却没有多少积极性。”他在银行破产后承认说。他在银行的很多账本的余额表上签了字，写的是“正确，E&OE”。一个迷惑的国会检查员在银行破产后问他E&OE是什么意思，他说E&OE是指“如果没有错误和遗漏的话”。这就像证明说：除非某艘船在船体上有洞，否则这艘船是适合航海的。
1873年恐慌时，储户们拥向银行去取钱，这对于银行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银行将它手中的政府债券资产组合实现，就如同当场发动了一场风暴，可是它现在想变革其做法也是太晚了。具有良好愿望但又不称职的约翰·艾尔伍德下了台，取而代之的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人们希望这个伟大的人可以使黑人储户们重新树立信心。
但是，货币审计员很快就报告说银行的亏损约为21.8万美元。可是银行的总资产（很多还是问题资产）只有300万美元，这个亏损可不是一个小数字，恐慌性的挤兑又开始了。道格拉斯在接任总裁之前被人误导了，他马上就认识到：这家银行根本就没有希望，于是，在1874年7月2日，银行关门了。当很多贷款被证明无法收回时，储户们就再也没有看到他们辛苦挣来的钱，连一分钱的影子都没看到。黑人社区由于这一崩溃而导致的苦涩，在几十年后还久久不能散去。
引用桑塔亚那（美国哲学家和作家）的那一句正确的话：“进步并非仅仅存在于变化中，它还来自于吸取以前的教训……那些不能记住过去的人，一定会自食其果。”自由民银行以及存贷款灾难，可能是我所知道的这类事情的最好例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