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代表四位工人的一位律师，找到了卡内基的合伙人亨利·克莱·弗里克（他是罢工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并说可以把一份履行甲板合同时存在欺诈行为的“证据”卖给他。弗里克告诉律师说这几个工人是“赤色”分子。但是，这个律师找到了政府，政府同意把基于证据而得到的罚金的25%作为这些人的奖励。
接着，政府任命了一个三人委员会，利用律师所提供的信息对整个事件展开调查。委员会提交了一个报告，证明卡内基钢铁公司有罪。但是，当弗里克被召到华盛顿并被告知海军打算处以一笔相当于合同标价的15%的罚金时，卡内基钢铁公司一下子就知道有人在调查。
当然，调查过程是以典型的独断方式进行的，弗里克和卡内基钢铁公司非常恼火。他们向格罗夫·克利夫兰总统申诉。可是霍姆斯泰德罢工的矛头是指向他的海军大臣的，而卡内基钢铁公司应对此次事件负责，所以克利夫兰作为一个民主党人，并不想支持卡内基钢铁公司。但律师出身的他，也意识到这家公司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他把罚金的比例降低到仅为10%。但罚金总额仍然达到约14.05万美元，这在19世纪80年代可不是一笔小数。
海军案的关键问题是，迄今为止，送交的这批钢板中只有三块钢板低于规定要求，因而被退货了，其余大部分钢板质量仅仅高出标准5个百分点，有少量钢板高出20个百分点。而在海军的逻辑中，既然有钢板的质量能高出合同规定要求的20%，那么，所有的钢板都应达到这一质量。
只有根本不考虑制造整齐划一钢板的实际困难的官僚主义者，才会认定此事属于欺诈行为。实际上，这样做的目的却只是想保护海军自己，这一意图才是真正的欺诈行为。实际上，这是极端地不动脑筋的行为。
譬如说，合同规定装甲钢板不能有因不稳定的冷却过程而造成的砂眼。在国会听证会上，查尔斯·施瓦布，霍姆斯泰德厂区的主管，作证说：在一流装甲钢板的制造过程中，砂眼是不能避免的，如果在钢铁中加入更多的硅，那么就可以很容易地避免出现砂眼，但是，这样就会降低整个钢板的强度。他非常有力地质问道，海军需要什么样的钢板，是一个有砂眼的高强度钢板，还是没有砂眼的低强度的钢板?他指出，德国的克虏伯公司，是世界上最领先的制造商了，1892年，它们在芝加哥国际展览会上所展出的钢板，是世界上最好的钢板，也是满布着砂眼。
查尔斯·施瓦布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他担心以后那些吹毛求疵的规章制度，要给海军制造无砂眼、又是最好的钢板。当政府检查员无法提出反对意见时，他就是这样简单地封住了他们的嘴巴。
卡内基钢铁公司完全可以走到法庭上去，而且还可以获胜。但是，卡内基和弗里克都认识到政府的买方垄断权利，也认识到如果不赶快支付罚金，那么，就给了海军取消合同的口实，到头来只剩下一堆钢板，而且谁也不会再要了。他们还害怕海军可能再也不给他们生产合同，这样，没有客户的钢板就砸在手上了。作为务实的商人，他们忍气吞声，支付了罚金。
事态又恢复了正常，卡内基钢铁公司，作为1901年美国钢铁业的创始者之一，在20世纪之初，在美国海军将自己建设成世界级的军事力量的时侯，从政府那里获得了钢板制造合同。
但是，1913年，伍德罗·威尔逊内阁上台后，一些公司也开始进行竞标了，它们也可以制造差不多相同的钢板，这时气氛就开始不安起来了。原因也是很简单的。海军害怕如果将全部的合同都给予最低报价者，那么，一些效率不高的公司就会被赶出装甲钢板市场，这时国家在战时就可能没有充足的钢板供给。所以，在实际操作时，它就给所有的公司以相同大小的合同份额，而且还认为这些公司会以最低价进入。但是，钢铁公司却没有竞标的动力，所有的公司都没有这样做。
约瑟夫斯·丹尼尔斯，威尔逊内阁的海军部长，认为解决之道就在于要成立一个政府性的钢铁厂。海军报告中估计这样的一个钢厂的年生产能力为1万吨，建设成本为840万美元，每吨的生产成本为314美元，而钢铁制造商的售价却为每吨454美元。
钢铁公司对政府这一想法并不满意，政府本来就是个买方垄断者，现在又成了竞争者来拼命地竞争这些项目。但是，他们根本就不必担心。当这个钢铁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三年后建成之时，它已经超出了预算数百万美元，而且其生产成本几近于钢铁公司售价的两倍。这个钢铁厂在第一批装甲钢板出厂之后，就再也没有开工过。
在最近的100年中，左派历史学家们经常引用“装甲钢板丑闻”来说明资本主义的最坏之处就在于其贪婪。当然，这个例子实际上说明了政府不能既是一个消费者又是一个生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