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全球即时通讯网络，这些国家能够提供的就不仅仅是制造出的产品，还有对于经营一个企业至关重要的各种服务，从后台办公室和支持型职员到产品开发人员，甚至是研发实验室，应有尽有。有关就业机会外流的辩论自从该问题于2003年年初成为一个公众问题后迅速升温。与许多经济问题一样，专家们对于其长期的影响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但从实际角度来说，就业机会的外流和内流将随着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追求竞争力得以继续。而我们认为，这一点不应该予以阻止。在短时间内，阵痛是在所难免的—谁都无法预计有多么痛苦—但从长期的角度说，所有国家都会因此而受益。
投资泛滥的世界
反映在这些情形中的许多表现看起来很不合理。但是，其背后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投资资本的过度供应。例如，经济繁荣时期美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了1/3，而平时只有1/6。仅仅在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私人部门的债务上升到了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将近180%—而20世纪90年代初期该比例仅仅为大约140%，20世纪60年代为100%。其结果是“金融历史上最大的信贷狂潮”。
事实上，整个世界都充盈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资金。金融业超过了其他任何领域，已经变得没有了界
线—而且越来越没有控制。在截至20世纪90年代的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信贷扩张还是由严格规范的银行系统控制的。如今，信贷多少成了所有人的免费品。在旧体制下，每个国家都是一个封闭的经济。如今，这种格局已经不复存在。全球电子金融基础设施可以以光的速度在任何时候将资本转移到任何地方。正如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所说的，“整个世界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
运用精密的金融创新工具—衍生交易、二级贷款、担保债务责任等诸如此类—新的系统还创建了规模史无前例的信贷。各银行的主要角色不再是风险套利商，而是越来越多地成为其经销渠道。贷方将自己的大部分信贷风险打包、出售给不受规范控制的资本市场玩家，比如投资基金、保险公司、实业公司和私人投资商。
人们就这些做法是否会在某个时候冲击金融体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但是，没有人探讨过其目前的影响。在这个全球封闭的系统中，信贷不仅相对便宜，而且由于衍生交易的作用，越来越多直接借贷的风险相对降低了。英国银行家协会估计，2004年全球的衍生交易总额达到了4.8万亿美元。由于主贷方可以出售其贷款，他们也许没有从前那样细致审视风险的动力。如果你根本不需要承担失败的后果，那么做出贷款决定无疑要简单得多。
在狂潮翻滚的那些年里，企业的投资违背了对收入和利润增长抱有高期望值的根本特征。正如《经济学人》（Economist）所指出的那样，“廉价信贷和虚假利润期望值导致的是错误资本类型的过度投资和‘不良投资’。”
“不良投资”包括挥霍在花里胡哨的网络风险企业的数百亿美元，包括比较常见的各行各业不必要的产能的扩大（比如用于电信的光纤电缆）。如今，剩余产能出现在了各种类型的市场上，而那里的现有玩家和新手们都以为自己能获得优势。
产能严重过剩
如果说发展中国家在建设新的、成本较低的生产能力，你或许会觉得其他地方的企业会相应淘汰自己过了时的产能。这是在理论上应当奏效的方式，而且从长期来说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形。但是，产能的严重过剩情况在钢铁、汽车、日用化学品和航空等行业中已经存在了多年。而且，从个人电脑和软件到通讯设备，越来越多的行业因此备受煎熬。准入障碍很容易克服，因为仍然有大量的资本在寻找出路，而因为多种原因，退出障碍就不太好对付了。
人的一个自然倾向是不撞南墙不回头。许多人盘算着，如果他们以蚀本的代价撤出在实体和机构资产方面的大量投资，则损失过于惨重。还有人之所以负隅顽抗，是因为每一个竞争者都认定自己能够最后胜出，他们所有人都为市场份额而展开残酷的厮杀，以便提高自己成为幸存者的概率。竞争者们甚至会增添产能，期望因为他们的产能更新、更有效率，因此他们就能以他人的陈旧产能为代价获取市场份额。
家用电器行业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像索尼和松下这样的高效创新型公司将美国和欧洲的制造商逼上了死路。接着，更多的竞争对手出现了，不仅在日本，还有韩国，以及最近的中国。在追求市场份额、放弃投资回收目标的过程中，每一个玩家都在杀价。零售商和消费者获益颇丰，但如今几乎没有一个制造商能够持续地挣回自己的投资成本。
有时，只是因为玩家们不讲求实际。那些坠入陷阱的人们经常以为自己拥有一种特殊产品，而事实上，那不过是一种普通的大众消费品。
比如，某企业多年来通过在研发中不断改进其产品而取得了成功。但该产品的一种新的代用品面世了—没有那么优秀，但对于该企业的大部分客户来说已经足矣。十有八九，这个企业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精心培育的宝贝，那么多艰苦努力和发明创新的结晶，竟然在市场上没有了立足之地。发明者确信自己卓越不俗，而且他们的确很出色。但问题是，他们没有因此获得回报—因为客户并不看重这种差异。
20世纪90年代，联信公司（AlliedSignal）就是这样吃了大亏。90年代初期，该公司的尼龙业务赢利喜人，不断发展。这时，地毯制造商们—该公司的一大客户群体—受到了国内竞争者的追逐：他们用聚丙烯开发了一种便宜得多的纤维。联信公司的人看了看聚丙烯，视之为劣等品而不屑一顾。他们接着用数年时间继续改进自己的产品。与此同时，地毯制造商们却转向了聚丙烯，尼龙的销售每况愈下。等到联信公司接受了正在发生的事实时，企业已经赔了钱，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浪费在了一种市场份额正在缩减的产品上。
在制造多余产能方面，政府也起到了作用。在欧洲，苛刻的劳动法使得各公司很难解聘工人，有时几乎没有可能。美国的公司灵活性大得多，但是许多公司同样受到所谓“遗产成本”的束缚，需要履行给员工承诺的养老金和医疗福利，从而被迫维持本来应该关闭的企业。环境法规也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产能继续得到应用。石油、化工和其他重工业常常担负不起关闭已然被淘汰的工厂的后果，因为如果关闭工厂，他们就要背负巨额的环境清理费用。而且政府有些政策的目的就是要确保继续使用多余产能。雇佣了很多人或者被认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大行业能获得各种形式的资助，从津贴到关税保护，以及对垄断组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还有古怪的经济学。有谁没听说过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的美德呢？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发明了这个词，用来描述生机勃勃的新生事物取代没有竞争力或者被淘汰的企业。但是，在过去的10年左右时间里，发生了一件怪事：像美国航空（US Air Ways）、联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凯玛特公司（Kmart）和世通（MCI）这些理应倒闭的奄奄一息公司还在依靠生命维持系统四处游荡。他们也许会破产，但很难得到清算，因为有太多的债主等着瓜分他们的抵押资产。整合行为也许能削减产能，但很少能够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