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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后，诗人们怀着高昂的爱国热情、同仇敌忾的民族义愤，投身于抗战的伟大斗争，在参加其它活动的同时，拿起诗笔，作为武器，为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呼唤、歌唱。他们走出战前狭小的生活天地，去到人民群众争取生存的广阔空间。有的作者走遍了半个中国，目睹了祖国的穷迫和危殆；有的作者亲历了多年的前线生活，体验到战争的观苦和光荣；很多作者都经历了从前方战区辗到大后方的过程，身受了战争各个阶段的考验，深切地理解整个民族的灾难和希望。很多诗人为了寻求光明，冲破重重困难险阻，从国统区奔赴抗日民主根据地，象柯仲平、田间、何其芳、艾青等都先后去到了延安。战争不仅振奋了、鼓舞了诗人，也在它进行的过程中锻炼和造就了他们。作者思想提高了，视野开阔了。不少诗人这个时期的创作取得了新的进展，达到了新的高度，其中还出现了艾青、田间这样具有代表性的诗人。新诗在为民族革命战争服务的过程中发展到新的阶段。诗歌与现实斗争的关系更为密切了。工农兵群众开始成为民主根据地中许多诗人的歌唱对象。街头诗、朗诵诗等富有鼓动性和群众性的形式，在抗战初期受到了许多作者的重视。随着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从短诗到长诗，从抒情诗到叙事诗，成为抗战诗歌的一般发展趋向。新月派、现代派中某些脱离现实斗争或者具有形式主义倾向的诗风，受到更多诗人的厌弃。新诗较战前大众化了，然而也更散文化了。 抗战刚一爆发，郭沫若就“别妇抛雏”(注：《战声·归国杂吟》)离开日本，回国参加战斗。他于七月下旬回到上海，很快亲历了八·一三淞沪战争。民族革命的号声激起他歌唱的热情，仅在八月内，他就创作了近十首诗歌，这些后来都编在《战声》集内，这本诗集反映了全民抗敌的激情，表达了争取胜利的决心，充溢着战斗的喜悦和力量。如《民族复兴的喜炮》写道： 上海的空中又听到了大炮的轰鸣， 这是喜炮，庆祝我们民族的复兴。 《战声》集里的诗歌，虽因战争现实的紧迫和创作过程的急切，造成一些篇章未及锤炼，在艺术上不免粗糙，但它却具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高昂的斗志和热烈的情绪，它保留了作者从《女神》开始的创作中所特有的乐观和信念。这里既反映了抗战刚开始时全民族普遍振奋的史实，也表现了作者本人刚刚回国，“今日归来入阵营”(注：《战声·归国杂吟》)的兴奋心情。正如周恩来同志说的：“一旦抗战爆发，他便奔回祖国，他的革命热情，也就重新爆发出来”(注：《我要说的话》，1941年11月16日重庆《新华日报》)。二是具有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先锋战士所特有的思想风度，和当时大多数诗人首先努力于具体反映民族的苦难或战斗的激愤不同，作者善于从时代的高处，以政治的远见，对这场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作出思索和表现。在这些诗歌中，涉及了长期抗战的思想(《抗战颂》)，发出以战争求取和平的号召(《战声》)，歌颂团结和集体的力量(《们》)，并提出对恐日病的批判(《血肉的长城》)等等。在战争的最初时期，作者即以诗歌形式指出这些问题，显然具有独特的重要的意义。以后的很长时期内，郭沫若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以充沛的精力在国统区从事繁重的革命文化工作，他的创作活动则主要集中于历史剧的领域，获得了重要的成就。诗歌作品留下较少，《蜩螗集》所收的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这部分诗作，如同《战声》集一样，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政治意义。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反动腐朽面目的日益暴露，作者的诗歌从抗战初期热烈的歌颂、号召转为较冷静的揭露、讽刺，兴奋的心情也为深沉的义愤所代替。如一九四年为重庆大隧道万人死亡的惨祸而作的《罪恶的金字塔》一诗写道： 心都跛了脚—— 你们知道吗？—— 只有愤怒，没有悲哀， 只有火，没有水。 《“双十”解》中的讽刺批判，恰恰与《战声》集中题材相似的《人类进化的驿程》成为鲜明的对照，反映作者对国民党统治认识的发展。《第十八次“十·廿三”》则总结历史经验作为现实的借鉴。这些诗歌在当时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斗争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三十年代中期曾经参加过《新诗歌》编辑工作的田间，很年轻时即开始诗歌创作。他坚持忠于现实、富于热情、勇于创新的作风，经历了诗歌风格和形式的明显发展，于抗战的烽火中锻炼成为有特色、有代表性的诗人。 田间是安徽无为县人，生于一九一六年，早年在农村生活，一九三三年到上海，后参加左联。他写第一部诗集《未明集》中的作品时，还不到二十岁。由于创作时距长达三四年，因此这些诗作的情况也不一样。它们大多描写工人、农民、兵士等受苦者的命运，含有真切的感情，又表达了作者反抗的愿望，也有一些则缺乏向往和希望。在语言上，田间的诗作大多朴实明朗，可以看出他当时追求大众化，学习民歌的努力，也有少数诗句比较晦涩欧化。但不论内容或语言上如何存在差异，这些诗歌具有明显的特点：出发于现实，有所为而作。正如作者在《我怎样写诗的(代序)》中写的：“没有诳语，诚实的灵魂，解剖在草纸上，……”这是对他早年诗歌特点的确切的自评。 写于抗战前的集子还有《中国牧歌》和《中国农村的故事》等。《中国牧歌》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的苦难和斗争，表现出作者对农民日益深切的关心，诗集的情绪比《未明集》强烈，反映生活也较为充实。作者热爱农村，呼喊着“田野，我底母亲”(注：《中国牧歌·唱给田野》)，向往农村中新鲜活跃的生命力。但侵略战争给祖国农村、尤其是东北大地带来了苦难，诗歌发出了激昂的呼声，号召斗争：“在中国，养育吧，斗争的火焰”(注：《中国牧歌·走向中国田野的歌》)，“射击吧，东北的民众呵”(注：《中国牧歌·松花江》)。这些诗歌的句子是“燃烧”、“粗野”、“愤怒”的(注：《中国牧歌·诗，我的诗呵(跋语)》)，充满了对苦难的抗议和反侵略斗争的激愤。作于一九三六年夏的长诗《中国农村的故事》共分三部：《饥饿》、《扬子江上》、《去》，它以高昂的情绪，激动的语言，揭露和控诉着农村中的不平：农民的饥饿，母亲的哭泣，地主的欺压，帝国主义的著杀……。长诗以扬子江象征祖国和人民，呼吁它觉醒，号召它战斗，并相信“人民的春天”将“踏着战斗的路回来”。长诗写作在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要求日益高涨之际，民族的愤怒，阶级的仇恨，都在诗中有所体现。通过对“农民军队”的歌颂，并“寄托着对红军的希望”(注：《家》，1962年第4期《安徽文学》)。 和当时一些有成就的作者一样，田间通过这两部诗集，把自己的深厚感情呈献给祖国的农村、原野，关切着农民问题这个中国革命的基本课题。这两部诗集也反映了作者更善于表现的是激昂高亢的情绪、坚定强烈的斗志，但在当时还缺少凝炼成熟的形象。 抗战开始后，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创作都有了较大的进展。一九三八年初写的《论我们时代的歌颂》(注：《给战斗者》诗集的《代序》)，表现出他要为保卫祖国的战士自觉地创作出“情绪饱满”的能反映现实苦难和斗争的好诗的愿望，并进一步表示了参加到实际斗争中去的决心。不久，他就去到延安，同年冬天，又过封锁钱，以后较长期生活、战斗于晋察翼边区。在延安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田间都是当时街头诗运动的“积极分子，是发起人和坚持人之一”(注：《写在〈给战斗者〉的末页》，见1959年版《给战斗者》)，他写出了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品。如曾经传诵一时的《义勇军》： 在长白山一带的地方， 中国的高梁 正在血里生长。 在大风沙里 一个义勇军 骑马走过他的家乡， 他回来了： 敌人的头， 挂在铁枪上。 不多的诗行，就勾画出一幅色彩丰富、意境深远的画面，读者仿佛可以看到战士枪刺上闪亮的寒光。它用形象启示人们：“正在血里生长”着的，不仅是长白山下的高粱，而且有全中国人民心底的仇恨。这个骑着战马、挂着敌头，胜利归来的义勇军，既是现实战斗中的英雄形象，又是人民内心希望的象征，给了读者有力的鼓舞。田间这个时期所写的诗，很大一部分编入重要的诗集《给战斗者》，它们充分体现了作者投身实际斗争后取得的新收获和诗风上的新发展。 《给战斗者》共分六辑，包括抒情诗、街头诗、小叙事诗等多种体式。其中尤其有代表性的，是一些鼓动性强、被称为街头诗的短诗。如《给饲养员》： 饲养员呵， 把马喂得它呱呱叫， 因为你该明白， 它底主人 不是我和你， 是 中国！ 后来闻一多谈论田间的诗作时，曾以本诗集内的街头诗《多一些》等为例，肯定作者是抗战“时代的鼓手”，并指出他诗歌中具有一种积极的“生活欲”，“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注：《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见《闻一多全集》(三)，1948年开明书店版)。这不仅是田间街头诗的特点，也是作者整个诗集的特点。 作者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将自己的诗笔紧密地配合着伟大的民族解放任务。从诗集中可以看到，对于战争的责任感激发了他创作的热情，而深入实际斗争的自觉性，又加深了他对斗争的了解和热爱。诗集中洋溢着胜利的、鼓舞人的激情，唱出了“中国的春天是生长在战斗里，在战斗里号召着全人类”(注：《给战斗者·中国的春天在号召着全人类》)这样乐观的基调。写于一九三七年底的长诗《给战斗者》，是具有代表性的好诗。作者曾说这诗是一个“召唤”，“召唤祖国和我自己，伴着民族的号召，一同行进，我的希望，是寄托在人民身上”(注：《写在〈给战斗者〉末页》)。它以朴实有力的诗句叙述祖国受侵略欺凌的命运，歌颂人民奋起抗战，号召人们“在斗争中胜利或者死”，指出“战士底坟场会比奴隶底国家要温暖，要明亮”。长诗表现了田间诗歌的重要优点：富于现实性和战斗性，充溢着对伟大祖国深沉的爱。如诗中一段： 在中国 我们怀爱着—— 五月的 麦酒， 九月的 米粉， 十月的 燃料， 十二月的 烟草， 从村落底家里 从四万万五千万灵魂的幻想的领域里， 飘散着 祖国底 芬芳。 这是一首既体现时代精神、又具有饱满情绪的好诗，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 诗集比抗战前的作品有明显的进展，尤其在它抒写了更为具体的战斗的劳苦者的形象，他们离开村庄，去战斗，去“播种人类的新生”(注：《给战斗者·土地》)，“从顽强的脸孔上，浮涌着战斗的欢喜，战斗的红笑，——因为她啊，也流了血为着祖国”(注：《给战斗者·荣誉战士》)。特别是写于一九三九年的《曲阳营》等多首小叙事诗，从各个方面写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战士、群众的形象，他们新的战斗生活和新的思想面貌，写了他们在斗争中的成长发展。诗作大多能表现出劳动人民朴素而可敬的思想和战斗要求。这种新的人物和题材，在当时的诗歌创作中虽非初见，但作者如此热情、如此不倦地讴歌，突出地反映了他在实践新的创作方向上的努力。 在《中国牧歌》、《中国农村的故事》中，作者已开始在诗歌形式上作出新的探索，到《给战斗者》，表现得更为成熟，即所谓“鼓点”式的诗行。作者善于以精短有力的诗句来表现战斗的激情，又以连续反复的出现来渲染雄壮的声势，这精短和反复，自然地在节奏上形成一种急促感，增强了鼓动性，有力地激起读者感情的共鸣。诗歌形式与风格上的这种特点，与抗战前期的时代精神正相契合，因此产生很大的作用。 同一时期，田间还创作了《呈在大风沙里奔走的岗卫们》和《她也要杀人》两部诗集。前者写于一九三八年三——五月，共二十五首，大多描写作者参加的党所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斗争，战友们的活动等，充溢着深厚的感情，唯有明确认识这些革命工作的意义、对工作满怀激情者，才能写出。如《播音》形象地描写了歌咏队广播的政治意义，《你们到国境上去》为战友的远离抒情：“我祝福你们底呼声，灌进沙漠……而且把睡眠的土地，从大风沙里唤醒。——让它看见我们呵，为什么，要和仇敌战争。”优秀的朗诵诗《儿童节》正说明了作者当时在服务团工作的实绩。 长诗《她也要杀人》写一位中国北方农村妇女的悲苦命运，从中反映了中国农民在民族压迫下日益觉醒的历史真实。善良的白娘身受日寇侮辱，儿子遭害，房屋被烧，她克服了死的欲念，拿起刀来，呼叫着“我要杀人”，奔走在旷野上。从求死到斗争，从善良怯弱到刚强，正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这种觉醒。作者充满强烈的爱和憎，向侵略者作了愤怒的抗议，并且在广大受害人民身上寄托着信任的希望：“群众的火陷正在这边扩大着”，“在她底前面，中国的森林、大河、高山和人民底田野道路……已经披起了战斗的武装”。 但可能受掣于作者难以抑止的情感，长诗中较多激动的呼唤、急促的跳跃，而叙事诗要求的实感则嫌不足，人物形象不够明晰，缺少发展。她奔跑呼号，但不明方向；她有仇恨，但孤独；她从极度痛苦中产生的略带疯狂的性格，未能提高到投身民族解放斗争的高度，这就使本是产生于现实生活的“斗争的纪录”(注：《写在〈给战斗者〉末页》)，却受到了损害。作者于一九五四年曾对此作了很大的修改，基本上克服了这个缺点，增强了作品的斗争产感，人物的心理、性格也都可信、健康得多。 抗战后期，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作者的诗歌创作，在风格上、内容上都出现新的发展，它们体现于后面要谈到的《抗战诗抄》、《戎冠秀》、《短歌》、《赶车传(第一部)》等作品中。 在大革命时期就开始诗歌创作的柯仲平，抗战后进入他创作的最重要阶段。他不仅保持着早期固有的热烈的情绪，更主要的是在作品的思想内容、描写的人物题材等方面，都有了全新的开拓，抗战开始后作者较早去到延安，在认真创作的同时，从事着其它的战斗活动、文艺工作。这种深入实际斗争的努力，使他的作品始终发扬着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长处，较少流露非无产阶级感情，这在当时比较知名的作者中，是颇为少见的。 作于一九三八年的《边区自卫军》和《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两首叙事长诗，不仅是作者的代表作品，也是当时诗歌创作短诗、抒情诗居多的情况下值得注意的收获。作者在《边区自卫军》的前面写到：“我们的文艺方向是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这方向统一着我们文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我们正往这方面前进。”两首长诗体现出作者正是自觉地遵循着这个方向的。《边区自卫军》描写边区人民武装捕捉汉奸的故事，歌颂李排长、韩娃等人机智、勇猛和纯朴的性格，也歌颂他们在战斗中的成长，全诗洋溢着对于子弟兵的亲切感情，较好地反映了欢快的边区斗争生活和人民战争必胜的信心。《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第一章)虽然只写了大队的产生，未及描绘他们正面的斗争，但作者通过共产党员李阿根按照党的政策，团结和教育工人，组成坚强的队伍等描写，突出宣传了坚持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一思想，具有较大的教育意义。 作者写这两首长诗，都起因于听来的故事，但他并未拘泥于真人真事。如《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中的人物，就是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典型”来写的(注：《边区自卫军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改版序》)。作者虽非亲历其事，但他在根据地这段斗争生活的实践，以及以前“有一时很接近工人”(注：《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自序》)的经历，有助于补足这个局限，因此，所写战士和工人比较生动，有鲜明的个性，具有一定的感染力。《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更是正面描写工人集体行动的最早出现的长诗。 柯仲平还十分注意诗歌形式的大众化，努力采用和吸收民间歌谣、群众语言和日常口语的长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长诗中不乏形象的语言、比兴的手法，节奏也较明快整齐，易于诵唱。虽然长诗的不同章节在风格、水平上还未能保持均衡、一致，成为较明显的缺点，但这种粗糙正和新鲜、活跃的特色一起，反映了较早尝试中的得失。 作者还力求将创作与朗诵结合起来。早年写作《风火山》时期就曾尝试这样做，抗战开始后作者更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这两首长诗写成后，都经过朗诵的实践。这个特点既反映了作者努力实现诗歌大众化的愿望，也说明了他对创作精益求精的严肃态度。 在这一时期，柯仲平还写了一些短诗，后收在《从延安到北京》集内。数量不多，但很有特色，艺术上比较完整。这些诗歌和两首长诗一样，情绪昂扬，斗志饱满，革命精神充沛，具有鼓动的力量。如《告同志》等在当时有很大影响，《民主剧团歌》、《“打肩”》等写出了作者对边区的爱和深入民间的热情，《延安与中国青年》中感情深沉的歌唱，不仅为了广大的青年，也正是作者自己在延安的生活和创作心情的抒发。 前一时期创作了《烙印》、《罪恶的黑手》等重要诗集的臧克家，抗战开始后带着充沛的热情写下大量诗歌。《从军行》、《泥淖集》、《呜咽的云烟》等集子，是较早的收获。作者当时正以文化工作者的身份，亲历着前方的战斗生活，他感受到时代的伟大精神，渴望自己的诗歌能随着战斗生活的深入，更好地表达出时代的声音。他在战时第一首诗《我们要抗战》中即曾写道：“诗人呵，请放开你们的喉咙，除了高唱战歌，你们的诗句将哑然无声”。他这时的诗歌，自然地反映着热烈兴奋的情绪，充满着战斗的希望和信心；又由于他在前方目睹了战士的牺牲，人民的痛苦，以至汉奸的无耻，所以诗作中又时而流露出悲痛和愤慨的心情。《伟大的交响》、《血的春天》等都是较感人的作品。前方的实际斗争生活，还给他的诗作带来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真切地表露着对于祖国命运的责任感和战斗的抱负。在不少诗作中，他对自己，也对青年战友们，提出了热诚的勉励。他在《别潢川》中写道：“为了祖国，把生活浸在苦辛中，为了抗战，甘愿把身子供作牺牲。”其它如《换上了戒装》、《为斗争我们分手》、《匕首颂》、《祖国叫我们这样》等，都表现了这种战斗的意气。这些诗集，具有作者一贯的创作特点，如比较注意诗歌的形象等，同时也如抗战初期不少诗歌那样，由于形势发展的急促，字句上一时未能从容锤炼。作者以后曾严格地、详细地谈到这些诗歌存在着深入生活和艺术琢磨两方面的不足(注：臧克家：《十年诗选·序》)，但应该说，它们虽不象作者前期诗歌那样精细、凝炼，却也别有长处，大体上比较奔放流畅，富于抒唱的意味，语言也较朴素。 《淮上吟》包括长诗两首，纪录下作者一个时期的实际斗争生活，艺术上较为精炼。 作者自己比较重视的是稍后的诗集《泥土的歌》和长诗《古树的花朵》等。《泥土的歌》分三部分：《土气息》、《人型》、《大自然的风貌》，共五十二首，作者日后曾称它“是我从深心里发出来的一种最真挚的声音”(注：《泥土的歌·当中隔一段战争》)。还曾写道：“我就在这样乡村里，从农民的饥饿大队中，从大自然的景色中，长成的一个泥土的人”(注：臧克家：《十年诗选·序》)。这些诗歌不同于上述诗集，而与前期《烙印》等集诗作相似，抒写的是农村的生活，农民的命运。由于作者的笔触回到他最熟悉、热爱的题材中，诗句大多具有生动的形象，感情也较真挚、沉凝。如《手的巨人》、《海》等，都倾诉了对农民深切的爱。但《泥土的歌》中又的确表现了比较古旧的感情，作者在《诗句》中虽然提到“有愁苦，有悲愤，有希望，也有新生”，然而，诗歌中的希望、新生，大多还是比较模糊的期望，对农民的歌颂，也较多停留在传统美德、甚或某些在新时代中应该变化了的东西上，如近乎无抵抗的“牺牲”，沉默被动的命运等。正象作者在《海》中写的：“我爱那红的心，黑的脸，连他们身上的疮疤，我也喜欢。”它们缺少在当时激烈斗争形势下产生的新的性格。作者本人后来曾几次谈到这个局限，指出“那种忧伤的情感，和昂扬的斗争的真实，相去又多么远哪……”(注：《关于〈泥土的歌〉的自白》，见《文艺生活选集》之四《创作经验》，智源书局1949年11月版)。《古树的花朵》是作者化了很多精力创作的五千行长诗，如《序》所说，诗中的主人公范筑先是诗人“用自己的心血塑成的一个艺术上的人物”，这是在山东省坚决抗日的军人，长诗歌颂了他组织群众、团结抗日部队、坚持战斗、最后牺牲的史实。诗歌感情庄严深切，格式比较自由。但长诗创作，正当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蒋介石反共高潮之中，这一重要的历史特点，未在长诗中得到必要的反映，对于蒋介石政府的认识不符时代实际，真正的抗日力量也未得到表现。这些极大地影响了作品的历史真实性。同时创作的还有《向祖国》集，收叙事长诗六首，其得失也同《古树的花朵》相似。 抗战期间，何其芳从事诗歌散文等多方面的创作。《夜歌》集反映了他诗歌创作的重要发展。 诗歌，是何其芳最早运用的文学形式。抗战以前的诗作都收在《预言》集内，其中一九三二年左右写的最有代表性，当时作者二十岁，“成天梦着一些美丽的温柔的东西”(注：《刻意集·初版序》)。这些诗歌吐露了一个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的心声。他寻找和向往着人间美好的东西，尤其是爱情。他以赤子的热忱寻找它，珍惜它，以至心都“颤抖”了，他只敢轻轻地歌唱，暗暗的试探，并且悄悄地聆听和等待这美好东西的“足音”的来临，而没有热烈的追求。纵有，也只是在怀念中或梦中。作者开始创作时就注意形式的整齐，音节的和谐，韵律的严格，特别是诗的形象的描绘，以求意境的完整。所以这些诗歌大多具有细腻、缠绵而又低徊的情调。但现实毕竟敲到了他“紧闭的门前”。在作于后几年的诗歌中，连青春的向往也已很少，更多的是“成人的寂寞”(注：《预言·柏林》)了。即使还有“梦”，也已失去了幻美，作者时时从梦中惊回，向现实投下一瞥，哪怕只是身边的狭小的现实。写于抗战前夕的作品，开始感染了时代的气氛，作者已经领略到人间的苦辛，诅咒战争，诅咒侵略者，写到了农村和城市的不平、痛苦。同时也开始改变自己诗歌的美学要求，“再不歌唱爱情”(注：《预言·送葬》)，“不爱云，不爱月，不爱星星”，而要“叽叽喳喳发议论”(注：《预言·云》)。但明显地体现这种改变，则有待于以后出版的《夜歌》集。 《夜歌》一开始就向现实呼唤。写于一九三八年的《成都，让我把你摇醒》，是为了唤醒在一个应该觉醒奋起的时代的昏睡的现实，这也正反映了作者本人已从早年的梦境中醒来。很快，他到了延安，此后的诗作，有了更明显的进展。写于一九三九年的《一个泥水匠的故事》用炽热的感情、明白的口语歌颂了为民族牺牲的英雄，这是他诗歌中前所未有的，受到人们注意。诗集中的绝大多数作品写于一九四——一九四二年。作者曾严格地指出其中有“旧我”与“新我”的矛盾，“旧的知识分子的矛盾”(注：《夜歌·初版后记》)。应该说，这种矛盾是带着未克服的旧我的思想感情奔向新的斗争生活时的矛盾，是文艺为个人的传统习惯与文艺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的良好愿望的矛盾，这种矛盾就使他的诗歌纵然在进展，有时又退让，挣扎着前进。但不论《夜歌》集里的矛盾如何明显，比起《预言》来，却完全是别一个世界了。如同《快乐的人们》、《北中国在燃烧》等诗歌所反映的那样，从自我到了集体，从梦境到了现实，从厚厚的墙内到了根据地的旷野，叹息变为劳动、战斗、歌舞，星、月和云变为燃烧的烽火，这是很大的发展。只是当作者歌颂到革命的意义和理想时，往往好象失去了时代的、阶级的实感，而代之以快乐、美丽、诗意、光辉、谐和等比较抽象的向往。 当然，时间不同，情况也有变化，如一九四年的五支《夜歌》就较多地反映了这种矛盾：既“喜欢做着一点一滴的工作”，又“喜欢梦想”；既“快活地爱好我自己”，又“痛苦地想突破我自己，提高我自己”；既“要起来到工人们中去”，又是“我什么地方也不去”。而一九四二年的《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生活是多么广阔》等十首短歌，则都有明朗向上的调子，歌唱现实，歌唱群众，歌唱青春，也歌唱自己的革命变化，即使偶而写到过去的苦难，也都能在现实的鼓舞下洗去忧伤。这正反映了延安的革命环境对他的影响。 如果说，当时其他很多作者在描写着现实的变化，何其芳似乎更多地在细致地剖析着这变化的现实中，一个要求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内心的发展。在他的诗中，总有自我的心在跳动，虽然有时只是较小的天地中的悲喜哀乐，但他却总是真心实意地对待它。他的创作接受时代的影响也许缓慢些，但他又总是十分殷切地积累着，他的诗歌和其它文字充满了恳切的思索和自我否定。这预示着以后扎实的进展。这些诗歌虽然生活思想内容不一定很饱满，但充溢着作者的热情，爱和恨，否定和向往，又由于作者严肃的创作态度，较明显的艺术特色，因此具有一定的影响，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好的历史作用。这种情况在现代文学史上不是罕见的。 光未然的朗诵诗当时曾被人广为传诵，特别是他那些配曲的歌词，更得到广泛的传唱。一九三五年八月，光未然在武汉发表了歌颂抗日志士、反对卖国投降的诗篇《五月的鲜花》。作者以浓郁的抒情笔调写道：“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烈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抗战爆发后，光未然参加了火热的抗日救亡宣传，他日睹民族的灾难，敌人的凶残，人民的奋起，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在延安创作了堪称民族史诗的《黄河大合唱》组诗。诗篇一开始，作者便借黄河上船夫拚着性命与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象征中华民族和日本侵略者的生死搏斗。接着，诗人歌颂“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的“伟大坚强”，用以唤起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增强战胜敌人的信心。面对奔流不息的黄河，作者深沉悲愤地“哭诉我们民族的灾难”：日寇入侵，百姓遭殃，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但是，在黄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祖国优秀儿女，决不甘心当亡国奴，在万山丛中、青纱帐里，他们“端起了洋枪土炮，挥动着大刀长矛”，为“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向敌人勇猛冲杀，讨还血债。黄河发出的怒吼，是向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黄河大合唱》全诗气魄雄伟，震撼人心。诗人通过巧妙的联想，把黄河的形象与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使黄河的流水跳动着时代的脉搏，黄河的波涛响彻着时代的声音。《黄河大合唱》经著名作曲家冼星海谱曲，“音节的雄壮而多变化，使原有富于情感的辞句，就象风暴中的浪潮一样，震撼人的心魄。”(注：郭沫若：《序〈黄河大合唱〉》)一九四年，作者在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的低政治气压下，又在重庆写出了长篇叙事诗《屈原》，借历史故事曲折地表达了人民群众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强烈要求。在四十年代的群众民主运动中，光未然还写了一些揭露国统区社会黑暗的政治讽刺诗。抒情与叙事紧密结合，使光未然的诗歌具有一种强烈的感人力量。作者惯于为朗诵或制曲而锻句，他认为“诗歌的语言，主要地不是诉之于视觉，而是诉之于听觉的”(注：五月花·后记)，因而很注重语言的简明和音响的和谐。 力扬(1908—1964)有诗集《枷锁与自由》、《我底竖琴》、《射虎者及其家族》。由于作者选录较严，所以连同解放后出版的《给诗人》集内新辑入的作品，总计长短诗歌仅四十余首，其中绝大多数于抗战期间。作品数量虽不多，但创作认真，极少粗糙之作。作者为抗战时期的诗歌留下了切实的成绩。 这些诗歌，感情深沉而并不低徊，高昂又不流于浮泛，反映了一个要求革命的知识分子对于现实斗争生活的严肃的思索、愿望和理想。艺术上注意形象的手法，语言朴实清新，富有感染力。 抗战开始，作者首先将自己的诗情付与动荡的战斗的祖国，歌唱人民“在风暴里勇敢地扭继锁链……呼唤着新生的太阳”(注：《枷锁与自由·风暴》)，欢呼“春天终于来了”(注：《枷锁与自由·太阳照耀着中国的春天》)。在长长的战争岁月中，作者始终“用最清脆的、最美丽的声音，谱着各式各样的歌曲”，诉说着对祖国的“衷心的爱情”(注：《我底坚琴·爱恋》)。即使抒写个的眷念，也都升华为对祖国、对革命的热爱(注：《枷锁与自由·同志，再见》)。作者长时期在国统区的大后方，面对腐朽衰败现象，能坚持乐观的信念，“迎着翩翩而来的黎明”(注：《我底竖琴·黎明》)，既播种希望，又播种斗争(注：《我底竖琴·播种》)，走着冬天的道路，瞩望着春日的回归(注：《我底竖琴·冬天的道路》)。这种乐观，深刻地联系着对革命根据地的向往，他遥想着延安的“幸福”(注：《我底竖琴·茅屋》)。作者这时还在不少诗章中抒发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职责，如《雾季诗抄——我们为什么不歌唱》、《我底竖琴》、《给诗人》等。在《短歌》中，他写道：“我把自己的生命磨成匕着；把人民的声音当作最宝贵的经典；向明天歌唱而前；”他的很多诗作，正是表现了这种为人民战斗的深情。 作于一九四二年、发表在《文艺阵地》上的《射虎者及其家族》表现出感人的力量，是诗人的代表作，也是当时出现的较优秀的叙事长诗。它写出旧中国一个农村家族的“悲歌”，他们终生勤劳而惨苦，身后留下的唯一的遗产，就是强烈的永远的仇恨。这仇恨中虽也纪录着生活的艰险，自然灾害的磨难，但更主要的，是地主阶级的欺凌压迫。和作者的其它作品一样，长诗感情纯厚真挚，语言沉实有力，在不平与控诉中，还带着寓意深长的询问： 我是射虎者的子孙， …… 我纵然不能继承 他们那强大的膂力， 但有什么理由阻止着我 去继承他们唯一的遗产 ——那永远的仇恨？ 这是作者面对现实斗争时发出的激越的心的呼声。后来他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当我现在重新读着在那些日子里所写的作品的时候，我就仿佛重温了我底生命的那一段历史，我仿佛又看见了那幽暗的铁窗，狱吏的皮鞭，一切伪善的狞笑着的吸血者们的形象，心头上涌起了仇恨。”(注：《给诗人·前记》)显然，“射虎者的子孙”的仇恨，已不仅属于一个受压迫剥削的家族，而是属于整个阶级和时代。 比上述作者稍晚开始创作的袁水拍，这一时期作有诗集《人民》、《向日葵》、《冬天冬天》等。作品总的数量虽不多，抒写的内容却较广泛，如祖国在日帝侵略下的苦难生活，香港九龙等殖民地的悲惨情景，以及人民的反抗要求等。不少诗歌还反映了国际的反法西斯斗争，歌颂了苏联人民的英勇业绩。诗歌情绪比较饱满，有激愤的抗议，也有忧伤的沉思。由于诗作大多能在全世界反侵略战争这大背景下落笔，所以富有时代气息，表现了较强的政治性。一九四一年写的《寄给顿河上的向日葵》具有代表性，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它歌颂了社会主义苏联的幸福的生活和胜利的斗争，并从中向往着苦难中国的光明前景：“在法西斯压榨下的，喘不过气来的中国沦陷区的人民——哎，你顿河上的向日葵，你带给了他们更多的希望和信心……你和我离开得这样远，可是我——朝朝夜夜将你思量。你的心，我的心，一样向着太阳！”作者这一时期创作中，已出现少数政治讽刺诗。这方面的才能在他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所作的《马凡陀的山歌》中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少数民族中出现了一些青年诗人和作家。蒙古族的纳·赛音朝克图(原名才春嘎，1914—1973)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写作，他的诗在蒙族人民中较有影响，曾出版诗集《知己的心》、日记体散文《沙原，我的故乡》等。他不满黑暗的现实，渴求民族的富强，但一时还找不到正确的道路。朝鲜族诗人李旭，也是在抗战初期开始自己的创作活动的。维吾尔族青年诗人黎·穆塔里夫，尤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黎·穆塔里夫(1922—1945)是在革命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爱国诗人，是抗战时期维族进步文学的一面旗帜。他在一九三七年抗日热潮中开始文学创作，以全部热情歌颂伟大的祖国，歌颂各民族的团结，歌颂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猛烈抨击日寇、汉奸和民族分裂主义者，遭到反动当局杀害。他在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了许多用血泪凝成的爱国诗篇。《中国》、《祖国至上，人民至上》以及散文诗《她的前途光明远大》等，充满了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和决心为祖国自由解放而战斗的激情。他在《我这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一九三八)一诗中，歌唱革命的人生和各民族的团结，向往祖国现代化的前景：“文化科学洋溢在祖国，被压迫者求知的欲望象浪涛般沸腾”，“处处都听到汽笛的轰鸣”和“飞机的歌唱”……。《斥民族主义者》引用民间谚语“离群的会被熊吃掉，散伙的会被狼咬死”，表示要用刀一样锋利的笔“戳破民族分裂主义者的眼睛”。诗人响亮地高呼：“让各个民族都携起手来，撒布团结的种子。黎·穆塔里夫的诗具有雄伟的气势和高昂的格调，《给岁月的答复》(一九四三)唱道： 战斗的人们追随着战斗的岁月， 一定会留下他战斗的子孙， 昨晚为幸福而牺牲的烈士墓前， 明天一定会布满悼念的花丛。 他以强烈的革命激情歌唱战斗的幸福，强调斗争的深远意义，这是对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崇高礼赞。除抒情诗外，他还创作了四幕诗剧《战斗的姑娘》，表现抗日游击队的战斗业绩，歌颂延安，歌颂毛泽东，歌颂党所领导的游击战争，以热情的诗句抒发了对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日寇对汉奸的憎恨。由于受斗争环境和个人条件的限制，黎·穆塔里夫的作品有时显得不够凝炼，但许多作品都显示了他过人的艺术才华。他的作品当时在新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今仍受到人民的喜爱和重视。 上面说到的诗人，只是在抗战前期诗歌创作方面成绩较显著的。除此这外，还有不少作者，也在这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鼓舞下拿起诗笔。如过去较多写小说的王统照，此时作诗集《江南曲》中的大部分，写祖国江南在侵略战火下的苦难。冯至在几乎十年很少写诗后的一九四一年，从现实生活中“感到一个责任”，作《十四行集》二十七首，抒写与自身“发生深切的关连”的人和事。卞之琳作《慰劳信集》二十首(后编入《十年诗草》中)，与他过去诗作有很大不同，大多描写战争现实中的兵士和群众，他和冯至一样，都比较注意诗歌艺术的完整。戴望舒和徐迟等此时也都有诗作。 另外，一些团体、刊物等都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如早在战前即积极从事诗歌运动的中国诗歌会，从抗战开始后更努力于诗歌的提倡和创作，蒲风、任钧等都写了不少诗歌，充满了战斗的激情。王亚平有诗集《红蔷薇》、《生活的谣曲》等，诗歌形式多样，有朗诵诗，叙事诗，也有抒情小诗，题材大多围绕战争生活，具有炽热的爱国之情。又如胡风主编的《七月》半月刊，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创刊后，坚持了较长的时间，成为抗战时期较重要的文艺刊物之一，不少知名作者为刊物撰写作品，前面已提到的诗人中，也有一些人，特别象田间，在《七月》上发表了很多作品。胡风日后还曾编过《七月诗丛》，辑入一些较好的诗作。他本人也有少量诗歌创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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