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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共大观




  仍是四月六日的《申报》上,又有一段《长沙通信》〔2〕,叙湘省破获共产党省委会,“处死刑者三十余人,黄花节斩决八名”。其中有几处文笔做得极好,抄一点在下面:“……是日执行之后,因马(淑纯,十六岁;志纯,十四岁)傅(凤君,二十四岁)三犯,系属女性,全城男女往观者,终日人山人海,拥挤不通。加以共魁郭亮之首级,又悬之司门口示众,往观者更众。司门口八角亭一带,交通为之断绝。计南门一带民众,则看郭亮首级后,又赴教育会看女尸。北门一带民众,则在教育会看女尸后,又往司门口看郭首级。全城扰攘,铲共空气,为之骤张;直至晚间,观者始不似日间之拥挤。”
  
  抄完之后,觉得颇不妥。因为我就想发一点议论,然而立刻又想到恐怕一面有人疑心我在冷嘲(有人说,我是只喜欢冷嘲的),一面又有人责罚我传播黑暗,因此咒我灭亡,自己带着一切黑暗到地底里去。但我熬不住,——别的议论就少发一点罢,单从“为艺术的艺术”〔3〕说起来,你看这不过一百五六十字的文章,就多么有力。我一读,便仿佛看见司门口挂着一颗头,教育会前列着三具不连头的女尸。而且至少是赤膊的,——但这也许我猜得不对,是我自己太黑暗之故。而许多“民众”,一批是由北往南,一批是由南往北,挤着,嚷着……。再添一点蛇足,是脸上都表现着或者正在神往,或者已经满足的神情。在我所见的“革命文学”或“写实文学”中,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强有力的文学。批评家罗喀绥夫斯奇说的罢:“安特列夫竭力要我们恐怖,我们却并不怕;契诃夫不这样,我们倒恐怖了。”〔4〕这百余字实在抵得上小说一大堆,何况又是事实。
  
  且住。再说下去,恐怕有些英雄们又要责我散布黑暗,阻碍革命了。一理是也有一理的,现在易犯嫌疑,忠实同志被误解为共党,或关或释的,报上向来常见。万一不幸,沉冤莫白,那真是……。倘使常常提起这些来,也许未免会短壮士之气。但是,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这并非指赤化,任何主义的革命都如此。但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倘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虽是投机,成败之数也不能预卜的。
  
  我临末还要揭出一点黑暗,是我们中国现在(现在!不是超时代的)的民众,其实还不很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只要有,无论谁的都有人看,拳匪之乱,清末党狱〔5〕,民二〔6〕,去年和今年,在这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经目睹或耳闻了好几次了。
  
  四月十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语丝》第四卷第十八期。
  
  〔2〕《申报》的这则通讯题为《湘省共产党省委会破获》,下面的两句引语是它的副题。
  
  〔3〕“为艺术的艺术”最早由十九世纪法国作家戈蒂叶提出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见小说《莫班小姐》序)。它认为艺术应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创作的目的在于艺术本身,与社会政治无关。创造社早期也曾提过这类主张。
  
  〔4〕罗喀绥夫斯奇(DAXAPK]I_GLSOJ\,1874—1930)现译罗忧夫斯基,苏联文学史家,他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当代俄罗斯文学·契诃夫与新的道路》中说:“托尔斯泰批评安特列夫道:‘他想吓我,然而并不怕’,那么关于契诃夫,我们却可以相反地说,‘他不吓我们,然而很怕人’。”
  
  〔5〕清末党狱指清政府对革命党人的迫害,如囚禁章太炎、邹容,杀害秋瑾、徐锡麟等。
  
  〔6〕民二民国二年(1913),孙中山领导广东、江西、安徽等省讨伐袁世凯,在此前后,袁世凯杀害了许多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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