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香凝〔２〕先生叹气：“当年唯恐其不起者，今日唯恐其不死。”然而死的道理也是内外不同的。 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３〕次之者，两害取其轻也。所以，外面的身体要它死，而内心要它活；或者正因为那心活，所以把身体治死。此之谓治心。 治心的道理很玄妙：心固然要活，但不可过于活。 心死了，就明明白白地不抵抗，结果，反而弄得大家不镇静。心过于活了，就胡思乱想，当真要闹抵抗：这种人，“绝对不能言抗日”〔４〕。 为要镇静大家，心死的应该出洋〔５〕，留学是到外国去治心的方法。 而心过于活的，是有罪，应该严厉处置，这才是在国内治心的方法。 何香凝先生以为“谁为罪犯是很成问题的”，——这就因为她不懂得内外有别的道理。 四月十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何香凝（１８７８—１９７２） 广东南海人，廖仲恺的夫人。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她坚持进步立场，对反动派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一九三三年三月她曾致书国民党中央各委员，建议大赦全国政治犯，由她率领北上，从事抗日军的救护工作，但国民党当局置之不理。本文所引用的，是她在三月十八日就此事对日日社记者的谈话，曾刊于次日上海各报。 〔３〕 “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语出《庄子·田子方》： “仲尼曰：‘恶，可不察与！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 〔４〕 “绝对不能言抗日” 一九三三年春，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被粉碎后，于四月十日在南昌对国民党将领演讲说：“抗日必先剿匪。征之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剿清之先，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剿匪要领，首须治心，王阳明在赣剿匪，致功之道，即由于此。哀莫大于心死，内忧外患，均不足惧，惟国人不幸心死，斯可忧耳。救国须从治心做起，吾人当三致意焉。” 〔５〕 心死的应该出洋 指张学良。参看本卷第１４８页注〔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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