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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生的转变是他无法计划和预料的。尽管美国陆军五星上将没有固定的退休年龄，但是其他同时代的五星上将——莱希、马歇尔、金和阿诺德——无疑都会在停战后马上退休。此外，在麦克阿瑟漫长的军旅生涯中第一次在白宫里出现了一个死敌。他不能指望哈里·杜鲁门对他有任何好感。 在麦克阿瑟和罗斯福之间，除了潜藏着一言难尽的紧张关系以外，两人对彼此的天赋和富有传奇色彩的个性都怀着一种审慎的尊重。他们都是伟大的演员，他们理解并且能够欣赏技巧背后的艺术。他们在政治上和人格上的差异往往让人们忽视了他们在各种大事和小事上的惊人的相似。他们的阶级背景非常相像；都受到威严的母亲的深远影响；自幼都受到当领导的教育；按照血缘关系他们还是远亲表兄弟呢。他们的笔迹也非常相似，人们很容易把他们中间一个人的笔迹误以为是另一个人的。 然而，在麦克阿瑟和哈里·S·杜鲁门之间，除了他们都是美国人和都热衷于公益事业之外，几乎就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了。杜鲁门对麦克阿瑟的憎恨胜过了对任何在世的人。如果还有什么人比麦克阿瑟更令他厌恶的话，至少还拿不出证据说明这一点。杜鲁门对他的憎恨有些奇怪。他自己也非常热爱军旅生活，而且对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上炮兵军官感到非常自豪，但是他对麦克阿瑟最引人注目的军人特点——他内心的勇敢——除了蔑视还是蔑视。杜鲁门嘲讽麦克阿瑟是“防空洞里的道格”。在杜鲁门总司令看来，美国历史上这位曾获得最高荣誉的军人是个可鄙的胆小鬼。他因英勇作战获得的10来个勋章和2个紫心勋章（美国授予作战中负伤者的勋章——译注）一钱不值。在杜鲁门看来，麦克阿瑟的一切都是假装的，包括他的勇敢。 当总统开始思考日本天皇向美国投降后美国应采取什么做法的问题时，他一想到自己将不得不和这位“妄自尊大的长官、军界的头头、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打交道时就怒不可遏。他比卡伯特和洛奇更坏。他们在告诉上帝他们要做什么之前至少会先彼此商讨一下。而麦克阿瑟则会立刻告诉上帝他要做什么。我们不得不让这么一个道貌岸然的家伙身居要职实在是一大遗憾。我不明白罗斯福究竟为什么没有命令温赖特回国而让麦克阿瑟成为烈士……如果我们起用温赖特，我们就会拥有一位真正的将军和战士，而不是一个像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种戏子和大骗子。 杜鲁门对麦克阿瑟的恼怒和轻蔑并非基于对他的了解或亲身经历，尽管杜鲁门不喜欢这个他从未谋面、也从未伤害过他的人。到处都有证据说明他的虚荣自负，趣味低下的道具、右翼共和党报刊对他的种种令人作呕的馅媚；对“补助金军团”的血腥镇压；还有哈罗德·伊基斯的那些毫无根据地说法，如说麦克阿瑟是个拙劣蠢笨的骗子和恶棍。尽管如此，杜鲁门不喜欢麦克阿瑟的深层原因还是很难说得清。 既然总统对他的敌意难以平息，最明智的办法就是让麦克阿瑟接受日本投降，然后让他回家，祝愿他退休生活愉快，再委派另一个人负责占领日本，这也半是麦克阿瑟本人的希望。但是麦克阿瑟一向以坚决果断、直言不讳而著称，杜鲁门不敢命令麦克阿瑟回国。这位将军在国会拥有太多的崇拜者并且在国内受到普遍欢迎，因此总统不得不从长计议。这种政治代价太大了。杜鲁门只有私下里蔑视麦克阿瑟，以此来发泄自己的挫败感。但他对麦克阿瑟的看法没过多久就传出了白宫，一些高级官员对此心领神会，特别是国务院。 如果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总统与麦克阿瑟互不买账，动辄就发脾气。而杜鲁门在这一方面也毫不逊色。从此以后，一场史诗般的冲突开始酝酿起来了，冲突一旦出现，结果只有一个：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8月14日，杜鲁门极不甘心地通知麦克阿瑟：“兹委任你担任盟军最高司令官……你应采取必要步骤向日本天皇正式授权的代表、日本政府和日本皇军总部提出要求并获得经双方签字的投降文书。 麦克阿瑟既大喜过望又有些吃惊。他多多少少已经准备听到一个令他失望的结果了。由于对海军心存疑虑，他多多少少料想金会担任这一职务并让尼米兹来接受日本投降。“他们没有战胜我！”当他收到杜鲁门任命他为盟军最高司令官的电文时，他兴高采烈地对艾克尔伯格说。他把这次任命当作一次更大的胜利中的个人成功。 日本代表飞往马尼拉和麦克阿瑟的参谋们一起确定正式投降仪式的程序并为美军和平进入日本作出安排。麦克阿瑟召回萨瑟兰，他当时在美国休假，并打算用这段时间看望妻子和伊莱恩·贝西默一克拉克上尉，他想设法把这位上尉派到旧金山的起运港口。她的突然出现引起了人们的好奇，消息传到白宫，杜鲁门要求了解发生了什么事，当他明白真相以后，就命令她返回澳大利亚，并在那里从陆军中退役。 艾森豪威尔曾在法国而不是德国的土地上接受德国投降，投降仪式在午夜举行，当时没有任何通信社在场，让签署文件的纳粹将军们感情没有受到伤害。麦克阿瑟认为这么做大错特错。他就是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东京举行这个仪式，并且让全世界的新闻媒体参加。但他不打算通过让日本人交出佩剑或者举行一次胜利游行来羞辱他们。蒙巴顿则不同，他认为应该适天皇到马尼拉亲自向麦克阿瑟投降，麦克阿瑟觉得这种做法已经过时，而且无益于让日本人顺从地接受他们的失败。他想要的是让战争体面地结束，同时，他采取的做法还要有助于占领的开始。 8月29日，麦克阿瑟乘坐他的专机“巴丹”号飞往冲绳。第二天，他收到了进一步的指示：他不仅要接受投降，还要监督日本解除武装和遣散军队。随后将发生什么事情还很难断定。艾森豪威尔接受德国投降，在德国解除武装后，便立刻回华盛顿了。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麦克阿瑟身上，尽管他的言行表明他打算在日本待很长一段时间。 他从冲绳飞往路京都西南40英里远的厚木机场，此行由两架B—17轰炸机护航，一架上坐着肯尼，另一架上坐着斯帕茨。肯尼选择厚木机场是因为这里有水泥跑道，而且第11空降师的航空工程兵、气象员和战士作为先头部队已经飞抵这里。 飞机航行期间，麦克阿瑟大部分时候都处于一种兴奋状态。他在他的C—54运输机的过道上来回踱步，还不时低头钻进驾驶员座舱跟达斯提·罗兹说话，但是当富士山出现在视野中时他却正在打脑儿。惠特尼轻轻地把他推醒。“富士山——多美呀！”麦克喃喃地说道，尽管由于季节原因，山顶上像王冠一熠熠生辉的冰雪已经溶化了。在他的一些随行人员看来，铅华洗尽的富士山有些单调和乏味，它的骤然失色让人隐约感到一丝威胁，就像是在更大的遗憾来临之前的一种征兆。 肯尼和其他军官用科尔特手枪和肩背枪套把自己武装起来。他们一想到要踏上敌人的领土就有点惴惴不安，因为他们进入的那片土地拥有300万荷枪实弹的日军而美国只有4000伞兵。但麦克阿瑟却根本不担心。他知道日军会做什么：什么也不做。 早在1905年，当他作为父亲的助手在日本服役时，日军普遍感染了霍乱。军医为部队配制了一些药片来抵御疾病，一位日本将军严肃地通知麦克阿瑟中尉说每个土兵每天要吃3片药。这位中尉忍不住大笑起来。将军生气了，问道：“你为什么要笑？” “如果你给美国的部队发些药片，告诉他们日服3次的话，”麦克阿瑟解释道，“他们一得机会就会把药扔掉。 日本土兵就是这么干的。医师又试了一次，但是这一次他们把药装在小盒子里，盒子上面写着，“天皇要求每天服用3次盆中的药片。”士兵们便老老实实地按照指示服药了。天皇发话了嘛！ 所以现在，40年后，他知道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因为日本士兵又一次听到了日本天皇的命令。 当他的飞机在厚木着陆时，艾克尔伯格已经在机场迎候了。麦克阿瑟说道：“鲍勃，我们终于报了仇！”麦克阿瑟可能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中美国最好的演说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在公共场合讲话的人，而是老式风格的那种演说家——但是他即兴讲话的能力却不甚了了。这句直白的、不能鼓舞人心的，无力而朴素的话和如此令人心情激动的时刻形成的反差是明显的，当麦克阿瑟对一件事没有心理准备时，他的口才和我们其他人一样平凡，他的举动就像我们自己在生活中的关键时刻当了一回不速之客一样。“终于报了仇”，这句话就像一个平足的人笨拙地走进了关于麦克阿瑟的书中，与它一同记录下来的还有麦克阿瑟回到菲律宾时对萨瑟兰所说的那句话；“不相信，迪克，我们回来了！” 麦克阿瑟和他的幕僚们驱车20英里来到了横滨的“新大饭店”，他们没有带军事护卫队。这座酒店是一座巨大的方形建筑，不知怎么它在B—29轰炸机的空袭中竟幸存了下来，几乎秋毫无损，而其周围的整个城市却在火焰和爆炸声中化为废墟。麦克阿瑟忧郁地望着这满目疮痪的城市，眼前情景令人难以平静，叫人悲从中来。他的脑海中浮现出B—29轰炸机飞行队制造出这一局面的情形，但是如果他们不发动空袭，日本是不会投降的。然而，望着街道上残留下来的一切，还是有种令人心悸的感觉。这是战争，整个战争，带来的真正恐怖。生活在这些街道上的不是军人而是百姓，其中有很多人是妇女，就像琼，还有孩子，就像小亚瑟。这种想法让他感到不安和轻微的失落。 在随后的两天，麦克阿瑟撰写了两份他准备宣讲的发言稿，拟出了3份声明，准备等投降仪式一开始就发表并通知远东地区所有战地指挥官不要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的仪式结束以前接受任何地区的日军投降。关押盟国战俘的监狱仍然由日本控制，但是要向许多这类地方空投食物、药品。几乎所有盟国战俘的释放都要向后推迟，但麦克阿瑟下令将两个人——乔纳森·温赖特和曾让新加坡向日本投降的英国军官阿瑟·E·帕西瓦尔中将——带来见他。 他们于9月1日晚到达，麦克阿瑟和近20名盟国军官围坐在饭店地下室私人餐厅的大餐桌前正准备饱餐一顿由日本人令人吃惊地烹制出来的牛排，这时温赖特走进房间，他的身体重重地倚靠在一个结实的、有着大弯柄的胡桃木手杖上——这根手杖是麦克阿瑟在马尼拉时赠送给他的。帕西瓦尔就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当场一片惊呼，餐厅内的每一个人都站起身来。这种姿态既是出于惊奇和尊重，也是真情使然。 麦克阿瑟转过身，从他的位置上站了起来，伸出双臂拥抱这个不像人样的穿着衣服的站都站不直的骨头架子。温赖特的头发只剩了几绺而且已经全白了。他的头，不比一个绷着发黄的卷烟纸的颅骨好多少，而且相对于他那个像木棍一样可怜的身躯来说显得硕大无比。他面颊凹陷，深陷的眼睛里闪现出痛苦的幽光，在令人惊呆的恐惧中变得迟钝。近4年来，他一直盯着监狱的墙壁考虑着他该如何在军事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自问能否在更长的监禁生活中幸存下来，因为他违抗了麦克阿瑟的命令并且让整个菲律宾向日本投降。 麦克阿瑟温和地拥抱了温赖特，然后搂着他的肩膀走回到餐桌前，这时他可以从近处端详这张像是从另一个世界归来的人的脸——“憔悴的面庞上流露出的表情始终萦绕在我的脑际。”过了将近20年后他这样写道——他再一次拥抱了他。“吉姆，吉姆，”麦克阿瑟声音沙哑地低声呼唤着温赖特在军校时的外号。“我很高兴能见到你。”两个人的眼睛里都充满了泪水。餐桌旁的其他军官鼓掌欢呼起来，打破了这里紧张的气氛，然后他们坐下来摸索着政府下发的土黄色手帕。 情感的高潮过去以后，麦克阿瑟、温赖特和帕西瓦尔坐在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麦克阿瑟让温赖特当军长，这一委任让温赖特第一次感到他不会上军事法庭了。实际上，他们当时都不知道，史汀生已经重新提出向温赖特授予荣誉勋章的建议了。 早在1942年，攻陷科雷吉尔多后，马歇尔就提出这项建议，但麦克阿瑟强烈反对，他说，温赖特没有进行有效作战，而且还越权命令菲律宾所有的战士向日军投降。他已经向温赖特授予了战时服役优异十字勋章，但是还要给他荣誉勋章就会打击那些勇敢的宁死不降的将土的土气。 麦克阿瑟还多次严正暗示温赖特不适合获得这一奖励，但他没有解释原因。这即使他的电文多了几分神秘感，又让它显得有点卑鄙和做作。他所做的笨拙的暗示，而不愿意解释清楚的是，温赖特是个酒鬼（而且一直到温赖特去世以前，要确保新闻界不将此见报，对美国陆军来说一直是就头疼的事）。然而现在，是否公布此事已经无关紧要了。温赖特将获得这枚与他＊常相配的荣誉勋章，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巴丹战役那惨烈而不可避免的最后阶段表现出的坚忍，还因为在将近4年的监禁生活中，他以男子汉的方式抵制了日本人企图让他精神崩溃的种种努力。 9月2日上午，麦克阿瑟乘坐着一艘海军驱逐舰抵达在东京湾外18英里处抛锚的“密苏里”号战列舰。投降仪式将在该舰右航第二主炮塔附近的一张覆盖着绿色毛毯的大桌旁举行。1941年12月7日在美国国会大厦上高高飘扬的美国国旗如今在战列舰的主桅杆上飘扬。1853年美国海军分舰队司令，马修·佩里准将率领由7艘黑色战舰组成的舰队打着31星国旗（当时美国只有引个州——译者注）进入江户迫使日本向西方开放门户，如今这面镶着镜框的国旗就挂在大桌附近的舱壁上。 上午8点50分，麦克阿瑟抵达并在军乐声中登上“密苏里号”战列舰。陆军与海军近150名将军在甲板上排成方队，麦克阿瑟步行经过这个方队进入舰长室。几分钟后，日方代表到达，他们由外务省大臣重光葵率领的4名外交官和由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将军率领的7名军人组成。3名外交官身着束腰长外衣、带条纹的裤子、头戴真丝大礼帽，但是有一个人极不协调地穿了一套皱巴巴的白色亚麻西服。7名军人穿着没有熨烫的制服和没有了光泽的旧靴子，就像有些青少年在他们的严格谨慎、因循守旧的父母们面前故意违抗他们的心愿成心惹他们生气一样。 日本人上船时必须解除武装。他们在拖着艰难的步伐就位之前，交出了叫人望而生畏的武士刀和防身用的礼仪短剑户重光葵举步艰难，那条极不合适的假腿令他疼痛难忍。30年代初，一个朝鲜人在上海用炸弹对他行刺使他残废。一位名叫卢埃森·科斯格雷夫的加拿大医生救了他的性命（没有任何中国医生敢给他治疗，因为怕被他杀害）。令他惊讶的是，他看到科斯格雷夫作为加拿大代表正站在不到50码的地方面对着他。重光葵的脸上绽开了愉快的微笑。 唉，可怜的科斯格雷夫！他和重光葵一样站不稳。或是因为他不曾想到会再次跟他过去的病人见面，或是因为这盛大的场面令他不知所措，但不管怎样，这一切已使科斯格雷夫有些头晕目眩了。 麦克阿瑟最重要的一举最终要开始了，他的心情比以往更加激动。当感情太深难以用语言表达时，身体就会寻找到一种表达方式，用血和泪、排泄或呕吐，来表达掩藏在文明外壳下真实的感情。麦克阿瑟弯下腰，在舰长卫生间里大口大口地把他吃下还未来得及消化的早餐全吐了出来。 他洗了脸，抖擞了抖擞精神，恢复了笔直的身姿。“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的牧师诵读的一篇简短的祷文通过船上的扬声系统传播到这艘战舰的每一个角落。当牧师结束讲话时，留声机开始播放《美国国歌》。音乐声渐渐消失了。麦克阿瑟戴上他那顶又脏又破的战地元帅帽，帽子上的黄色饰带这会儿已经变色了，像根铅条，他走出船舱步上后甲板。此时是8点58分。 两分钟以后，他发表了简短的开场白。他的右手拿着一张纸，明显地颤抖着。他的腿也剧烈地抖动着，就像有一股小风吹动着他已经穿得很旧的卡其布裤子。然而他的声音依然像以往一样坚定洪亮和自信。又是他的意志力在起著作用户“各位主要参战国的代表，我们相聚在此，将庄严地签署一项旨在恢复和平的协议。今天，我们不探讨或争论战争带来的后果。我们相聚于此也不应带着恶意、不信任和仇恨的思想。而是本着一种精神，无论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应该上升到一种更高的自尊的境界，这种境界本身就有益于实现我们将为之努力的神圣目标……” 然后，他提请大家注意，与其说这次仪式标志着战争的结束，还不如说是占领日本的开始，“作为盟军最高司令，我宣布我坚定不移的目标是……以正义和宽容的态度履行我的职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日本全面地、立刻地、忠诚地履行投降条件。”他直视着重光葵和梅津。“我现在请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日本皇军总部的代表在指定的位置签署投降文书。” 两份投降文书摊放在桌上。一份用墨绿色真皮封面装订，是美国保留的文本，显然有炫耀之意。另一份，是用廉价的黑色帆布封面装订的，是日本保留的文本，以后肯定会藏在地下室或别的什么地方。重光葵显然被情绪所压倒，近乎一种迷茫状态。他搞下他的真丝大礼帽和白手套，把它们放在桌上，然后又拿起帽子怅然地四下张望，身体摇晃着就像随时都会倒下去似的。“萨瑟兰，”麦克阿瑟吼道，“告诉他在哪儿签字！” 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军方签字以后，麦克阿瑟叫温赖特和帕西瓦尔上前一步，他坐在桌边签署英文版的文书，他用一支钢笔写下了“道格拉斯”，用另一支写下了“麦克”，用第三支写下了“阿瑟”。然后他在签署日文版文书时又表演了同样的小拼字把戏。这样共有6支笔——一支赠温赖特，一支赠帕西瓦尔，一支赠与西点军校，一支赠与海军学院，一支赠与国家档案馆，还有一支小小的红色钢笔，笔杆上镌刻着一个镏金的名字：“琼”。 麦克阿瑟代表所有抗日盟国签字后，尼米兹上前代表美国签字，然后是中国代表，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和新西兰代表。科斯格雷夫负责代表加拿大在英文版文书上签字，但是当他签署日文版文本时，他看错了一行，代表法国签了字。 签字仪式结束后，麦克阿瑟最后一次走到桌子附近的麦克风前。“让我们祈祷世界从此恢复和平，愿上帝永远保佑这和平。本仪式现在闭幕。” 日本人僵硬地鞠了一躬，拿着他们的佩剑和匕首离开了。当他们转移到那艘一直等候着把他们送上岸的驱逐舰上时，太阳——那个自从麦克阿瑟到达日本后从未出现的太阳——在东京湾上空破云而出，为这艘灰色的军舰和黝暗的海洋镀上了一层瑰丽的光芒。东方传来巨大的呼啸声，那声音足以让所有的日本人心惊胆寒，这令人畏惧的、叫人战栗的声音来自400架银色B—29轰炸机。它们从马里亚纳群岛起飞，在指定时间经过“密苏里”号上空。在这个队形的后面、上方和周围升起了1500架深蓝色海军战斗机，它们敏捷、可怕而美丽。机翼的影子掠过东京城烧焦的尸体，黑色的影子相互重叠，像是在为胜利翩翩起舞。 在那些被迫忍受着占领军在场的一大排被征服国家代表的心中涌动着一丝共同的情绪：苦涩的愤恨。当麦克阿瑟履行占领日本的职责时，他把自己对占领应达到的目标过分理想化，并把这种概念作为他实施占领的指导方针。至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他还说不清。就如何管理日本的问题，他所接受的指令不仅在所有的大问题上模棱两可，而且在绝大部分小问题上也含糊其辞。 日本的自治权问题还悬而未决。这个国家还会是个主权国家吗？如果天皇还起作用的话，那么天皇该扮演什么角色呢？他让日本人确信他们还会保留天皇的地位。这一让步是造成日本投降的一个强有力的诱因，但是天皇管理日本的地位依然是很模糊的。麦克阿瑟获悉，“天皇及日本政府的权力要从属于最高司令”。这似乎表明他叫日本领导人做什么，他们就不得不那么做。然而“最高司令要通过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政府机构及部门行使自己的权力”；这又意味着他不得不与他们保持合作。 无疑，解释和澄清会起一些作用，但同时，麦克阿瑟必须让占领机构运转起来。他到达日本后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起草3份宣言。第一份宣言宣布军事政府成员就职，并指定英语为该政府的官方语言。第二份宣言介绍了军事法庭和以及对反抗占领的日本人所处以的包括死刑在内的刑罚。第三份宣言宣称军用货币——或称临时货币——将作为日本的法定货币。麦克阿瑟签署了所有这3份宣言并下令于9月3日上午10点颁布。 日本内阁听说这3份宣言的事情之后惊恐万分。在宣言公布以前重光葵跑去拜见麦克阿瑟，请求他不要公布。如果要采用军事政府，他警告麦克阿瑟说，“其结果将是彻底混乱”。他用外交官的方式说出了如果日本天皇被如此粗暴地排挤到一边，公共秩序就会被打乱。如果这样，美国就得从300万日军手中一条街一条街地占领日本，有没有举行过投降仪式并不重要。 重光葵向他保证道，无论如何，都没有必要成立军事政府。麦克阿瑟只需告诉日本内阁他的政策是什么就可以了。如果日本政府不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去做，他有权要求日本政府照他想的做。这就是麦克阿瑟得到的第一印象，即只要他以恭敬的态度对待日本天皇，日本人就愿意对他言听计从。 让占领成功的办法就呈现在他的面前。他不会把占领强加在日本人头上；他们已经准备好接受占领了，只要他能通过他们自己的政府实施就可以。这可是桩从未有人预见到的好买卖，任何一个聪明人都不会拒绝的。说到底，能让占领得以实施的不是他自己或盟国，不是美国国务院或五角大楼，而是日本人。要不是这样，那么他们肯定能证明其结果将是一场灾难，是战争以另一种方式的延续。所以，重光葵要求他撤销这3份宣言，重光的话既是威胁，也是承诺。 麦克阿瑟决意不把他的威胁放在眼里，但他接受了他的承诺。“如果政府肯定会履行其职责，”他正告重光葵，“本司令官无意奴役日本人民。”他转向萨瑟兰命令他撕毁这3份宣言。此后不久，参谋长联席会议致电澄清他的职权，这便等于承认他通过日本政府推行占领政策的做法，条件是“如果这么做能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的话”。 不久，参谋长联席会议又续发了一条指令，该指令为《参联会令1380／15号》，其篇幅很长，共分两部分，它奠定了麦克阿瑟后来在日本执行的占领政策的基础。这份文件洋洋洒洒近8000字，涵盖了关于重建日本的所有重大事项。新指令替代了先前由国务院起草并向麦克阿瑟下达的指示，其措辞严厉，犹如一道命令产盟军最高司令总部将该指令奉若《圣经》一样。麦克阿瑟所做的一切，从要求解散托拉斯到给予妇女投票权，几乎可以在该指令的相关章节或段落中找到明确根据。 军队里的行事方式就是给指挥官制定一个目标，提供达到目标的手段并让指挥官自己决定该如何去做。这就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处理日本问题的方式。但麦克阿瑟在东京的宣传机器谄媚的美国右翼报纸似乎给人们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如果麦克阿瑟事先不知道并且没有授权一只麻雀死亡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任何一只麻雀从日本的树上掉下来死去，它的爪子会永远卷曲着。有大批日本人把麦克阿瑟抬高到一种几乎是神的地位，他们的虔诚态度似乎就确认了麦克阿瑟无所不能的传奇。 麦克阿瑟在与重光葵会面两周之后，便把他的总部搬往东京市中心的6层高的第一保险大厦中，这是为数不多的几座没有遭到破坏的大型建筑之一。这座建筑正对着皇宫的外护城河。至少，从象征意义上说，麦克阿瑟正在俯视天皇，尽管皇宫隐匿在密密的树丛之后。 就在他把盟军最高司令的总部搬往第一大厦的当天，日本首相东久迩稔彦男爵接受了重光葵的辞呈。他为自己的国家在实施占领的事件中有卓越表现，一位年老的资深外交官取代了他外务大臣的职务，这位外交官能说流利的英语，名字叫吉田茂。 9月20日，吉田首次前去拜会麦克阿瑟，替天皇探探他的虚实。麦克阿瑟的办公室位于6层，不是特别大，也看不到什么东西。但他的副官却在楼前拥有很豪华的办公室，俯视着皇宫院落的壮观景象。麦克阿瑟的办公室只有一扇窗户，这扇窗户面对着内院单调的灰墙，那里回荡着从下一层的食堂里传出来的丁丁当当的嘈杂声。 他选择的这个不那么招人喜欢的房间在一些来访者和参谋人员看来似乎有些反常，但是从其简朴的自我意识角度来说，它清楚地说明了这里大权在握的主人虽然拥有华丽外表，但他的内心却是个简朴的人。就像他在西点军校时在管理员的地下室里保留了一张铁行军床一样，他可能真的在那上面睡过几次，为的是使自己牢记战场上那些军人正在忍受的艰难困苦。他在“第一大厦”的办公室就像他以往的办公室一样，有一张普普通通的大写字台，没有纸张和电话，一幅林肯的肖像，一幅华盛顿的肖像，几幅家人的照片，几把椅子，两张接待来访者的真皮长沙发。无论是在墨尔本或布里斯班，还是马尼拉都一贯如此。 吉田茂在政治上很保守，但机智而果敢。他极力抵制过让日本陷入战争的军界派系的崛起。在战争期间他过着一种精神流放的生活，不参与朝政，不为其国家所犯下的罪行所玷污。他个子不高、身体圆胖，充满活力，有时他被称为袖珍丘吉尔。他乐于接受这类赞扬，对此他总是高兴地附和道：“是的，但这一个是日本造。” 吉田用一口典雅的狄更斯式的英语欢迎麦克阿瑟到东京来。他补充说，他前来转达天皇诚挚的问候，并询问是否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安排他们会面。 麦克阿瑟的幕僚不久前曾提出过这个问题。他们建议他召见天皇。以此向日本人表明谁是老大。麦克阿瑟断然拒绝了。“这么做就等于使天皇在他们心目中成了牺牲者。不，我要等，等到天皇自己自愿来见我。”不过，他直截了当地对吉田说，他的地位不允许他主动拜见天皇。吉田问，最高司令的意思是不是希望天皇来见你？“会见天皇是我极大的荣幸。”麦克阿瑟回答道他又补充说，他不想以任何方式令天皇难堪。这件事情一经解决，麦克阿瑟就站起身，开始踱步。他忍不住向吉田就日本在战争中的战略问题阐述了自己的想法，这可是他看得起吉田才会这么做的，他把日本在战争期间的战略说成是自杀性的。然后他话题一转，提出日本的数百万军队和民兵解除武装和复员，重建日本被毁坏的城市并对人民实行民主。 吉田带着极强烈的好奇心看着他在写字台后面大步地走来走去。他并不介意麦克阿瑟这种戏剧化的行为方式。一个外交家会在他的一生中见到各种奇异的行为。但是眼前这个人来回踱步则让他想起了参观动物园的情景，他大笑起来。麦克阿瑟困惑不解。什么事让这位外务大臣觉得如此好笑？“我觉得，”他说，“自己就像是在狮子笼里听讲座一样！”麦克阿瑟怔怔地望了他一会儿，然后也爆发出了外交家式的大笑。 一个星期以后，一列黑色轿车队停靠在美国大使馆门前，麦克阿瑟已经将此地接过来改为自己的寓所。天皇在十几个朝臣的陪同下莅临此地。在日本2500年的历史中从未曾有过哪一位天皇拜访平民。裕仁身着晨服和带条纹的长裤。麦克阿瑟则身穿军常服——一件褪色的土黄色军装，没有外套，也没系领带——迎接天皇并陪同他进入大使馆阴沉沉的大会客厅。 尽管那天很暖和，但巨大的壁炉中仍然燃着火，试图营造出一种欢迎的气氛。两人坐在壁炉附近的坐卧两用沙发上，四周是摆得过满的罩着织锦的家具。麦克阿瑟想让裕仁放松一些，他回忆起了40年前日俄战争结束时见到天皇的父王时的情景。他给他的客人递过了一支香烟，而裕仁这位一生中从不吸烟的人此时却准备作出牺牲，他用一只颤抖的手接过烟卷，麦克阿瑟小心翼翼地为他点燃。 他们单独待在一起，只有天皇的翻译在场。麦克阿瑟不留自己的翻译而依赖裕仁的翻译，这又是他作出的一种谦恭的姿态广他们在一起待了很长的时间，琼和罗杰·埃格伯格上校一直藏在一个能俯视着这个房间的阳台上的厚厚幕布后面窥视着这次历史性的会面，他们几乎不敢呼吸。 麦克阿瑟本以为裕仁此次前来会以个人身份乞求让他免受战犯之苦。尽管天皇制度得到了保证，但这并不能开脱裕仁个人，他还得为签署了向美国宣战的诏书而站到审判台上。 最开始的轻松幽默一过，裕仁便立刻向麦克阿瑟说明他为什么如此急于与他会面。他郑重地说，他准备为日本的所作所为——包括从珍珠港事件到最难于启齿的残暴罪行——负全部责任。盟国可无所顾忌地把这一切责任算到他的头上，并可以采取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对他进行惩罚。 麦克阿瑟震惊了。这是他认为最不可能听到的话。裕仁对其国家的错误行径承担全部责任比任何东西都更能消除他的愤怒广他的答复是对空中力量和原子弹的破坏力滔滔不绝地说了20分钟。可能没有谁会比日本人更不欣赏这些有关武器弹药的大规模杀伤力的补充说明了，但是这位天皇机智地回避了这一话题。也许只是因为太痛苦的缘故。 人性，麦克阿瑟不祥地显示出的人性，现在足以摧毁它自身了。下一场大战才是最后一场战争。政界和军界的领导人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新时代中的责任不是考虑如何打赢战争，而是如何引导他们的国家走向和平。他祝贺天皇采取了结束战争的步骤，使他的国家免遭彻底的毁灭。 裕仁叫麦克阿瑟相信，他不曾希望发生这场战争。当他的国家进攻美国时他感到难过，但是他不得木接受大臣们的建议。“那么，为什么在有些时候你就不能告诉你的大臣们不能那么做呢？”麦克阿瑟困惑不解地问道。 “我是立宪君主，”裕仁回答道，“如果我的首相和其他大臣提出建议说必须做什么，我就必须那么做，即使我并不喜欢。”这番话令麦克阿瑟感到吃惊。他阅读过大量关于日本的书籍，但是听到这番揭示出天皇如此无能为力的话时，他还是没有任何心理准备。那些受人尊重的学者仍然争辩说天皇还是有一定支配权的，即便这种权力十分有限。 不论哪种说法是真实的，麦克阿瑟相信裕仁的诚恳。裕仁最后表示，他和他的人民一样接受日本战败的事实，从今以后，他要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日本尽一切努力。 麦克阿瑟答道，他在任何时候都将很高兴听取天皇的建议，然后他把话题转向一些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上。也许需要一个新内阁来负责日军复员的事务。遣散现有的军队人员可能很复杂。裕仁对这两点均表示同意。 两人的初次会面就像普通人一样以谈论天气结束。然后麦克阿瑟叫他的公务摄影师盖塔诺·费拉斯少校为他们两人拍摄合影。费拉斯让他们站在窗口附近的桌子前。麦克阿瑟背着手，费拉斯拍下了3张照片。尔后，麦克阿瑟把天皇送到大使馆的正门门口。 当车队驶离美国大使馆，上了返回皇宫的车道后，琼从她藏身的地方回到客厅。麦克阿瑟转向琼，叹道：“我是个天生的民主主义者，从小被培养成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我想告诉你，当我见到一个曾经那么高高在上、一手遮天的人如今被降到这种地位时心里还是很难过的。” 3幅照片中只有一幅还称得上拍得不错，麦克阿瑟下令把这张照片刊登在两天后的日本报纸上。这张照片上的他高大、威武，而裕仁看上去就像是他的贴身男仆。对千百万日本人来说，这张黑白照片引起强烈震撼，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它，就像美国人永远不会忘记“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的投降仪式一样。胜利者的脸和失败者的脸最为雄辩地显示出了谁拥有实力而谁没有。 不论麦克阿瑟个人对裕仁抱以多大的同情，这张照片比任何东西都更能让日本人不再把他们的天皇看作神明，不再像麦克阿瑟所希望、所需要的那样看待他，而将他视为一个人，完全和他们自己一样平凡和难免犯错误的人。 尽管裕仁看作日本发动战争的领导人是毋庸置疑的，但仍有数十名日本人将被指控为战犯。澳大利亚政府极其盼望看到裕仁被划入战犯之列。威洛比同意澳大利亚的观点，他把裕仁称为“现代的成吉思汗”。麦克阿瑟不这样考虑问题。首先，他个人相信，即使裕仁了解日军的暴行，他也没有能力阻止他们的行为。其次，把天皇列入战犯风险太大。根据邦纳·费勒斯准将提交给麦克阿瑟的一份备忘录，他的一位研究日本人心理的专家认为，“如果将天皇作为战犯论处，日本政府机构就会崩溃，一场大规模的暴乱便木可避免……占领时间将延长，而我们将会与日本人疏远。” 然而在东京召开的首轮战犯审判会接近尾声时，有人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有谣言称裕仁即将退位的，以赎清自己对战争的负罪感。麦克阿瑟的态度是坚决的。“我不会让他退位，”他告诉一位加拿大外交官说，“我会要求他留下来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当天皇直接向麦克阿瑟提出这件事时，他的确是照自己的意思说的。吉田说，他拒绝把天皇送上审判台的做法比他以前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更能起到确保占领成功的作用。 9月8日，麦克阿瑟驱车从“新大饭店”前往东京，为的是收回美国大使馆并将之作为他自己的家。这需要举行一次仪式，一”次象征日本再次被征服和这块位于日本土地上的小小美国领上再次光复的仪式。 上午11时整，麦克阿瑟的车停在使馆门口，一支仪仗队在大使馆前迷人的题莲花地周围列队迎候。士兵们自豪地高举着三角旗和第11空降临各团战斗旗。一枚陈军航空兵的炸弹把大使馆的屋顶炸毁了大半，但是那摇摇欲坠的旗杆已经被美国陆军的工兵们矫直，以备今天举行的仪式使用。 麦克阿瑟和师长威廉·C·蔡斯少将带领着哈尔西、艾克尔伯格、萨瑟兰以及陆军与海军的其他将军们健步走上通往大使馆正前方的缓坡道。“艾克尔伯格将军，”麦克阿瑟用他那洪亮而清晰的嗓音命令道，“把我们的国旗展开，让它在东京的阳光下飘扬，展现出它所有的风采，它象征着所有受压迫者的希望和正义战胜邪恶的前兆。 陆军的牧师宣读祷文。仪仗队长下令：“持枪敬礼！”那一面曾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的投降仪式中用过的美国国旗在大使馆的旗杆上冉冉升起，第11空降师军乐队庄严地奏响了《美国国歌》。 此时此刻，激动的心情紧紧地扣住了在场的每一位将军的心，他们的喉咙哽咽了，许多记忆无法抑制地在脑海中一幕幕闪现：战争初期的失败、战友的牺牲、心惊胆战的恐惧、挥之不去的失落感，还有战争结束时那令人激动得几乎站立不住的欣慰……现在正是这样。将军们举起的右手保持着僵硬的军礼姿势，很多人在努力地克制着涌出眼睛的泪水。军官们似乎永远都不应在士兵面前流泪——这容易影响士气，因为流泪看起来太脆弱，而他们必须树立一个好榜样，我不再是个毛孩子了——但是，他妈的，有些时候还是会流泪的。 升旗仪式过后麦克阿瑟和哈尔西及美国空军的副司令巴尼·贾尔斯中将一起步入大使馆。榴弹片的痕迹把墙面划得满目痍，墙角里还堆着残砖碎瓦。到处是破裂的管道和一汪汪死水、打破的窗户和毁坏的家具。“现在，比尔，你不觉得羞愧吗？”麦克阿瑟调侃哈尔西道。 “这事不能怪海军，”哈尔西回敬道，“该指责的是空军第20军航空队。”他指着贾尔斯说：“该骂的是站在那儿的巴尼。” 这里是大使馆的主要办公楼。山顶上是使馆的主楼和大使官邸，名为“大房子”，这是一个通常用于州立监狱的名字。这个名字一直保持到美国大使，富有贵族气质并且博学多才的约瑟夫·G·格鲁1941年离任时为止。他和他的前任一样用英裔美国人上流社会的繁杂而保守的风格把邸布置得非常舒适，而且在其中摆放了许多他自己的古董。 麦克阿瑟搬进“大房子”以后，便派人把琼和亚瑟从马尼拉接来。麦克阿瑟只带了一个未携带武器的副官在机场迎接了他的家人。当他们没带任何警卫驱车进入市区时，琼有点惴惴不安了。这个地方令人毛骨悚然，街道上几乎没有一个行人，破败的楼房好像会发出慑人心魄的尖叫声一样。“安全吗？”她问道。他微笑着低头望着她说：“当然安全啦。”但尽管如此，琼还是提心吊胆，直到汽车开进了使馆的大门，看到了高大的美国宪兵戴着一尘不染的白色钢盔和手套时，她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终于放下心来。 麦克阿瑟与琼和亚瑟重新团聚后便恢复了与以往大体相似的日常生活，但是带着第一大厦那特有的舍我其谁的优雅。他早上7点起床，穿着睡衣和亚瑟、琼一起吃早餐。早餐过后，他就在自己的卧室里做一些柔软体操，亚瑟的“布莱基”、“布朗尼”和“尤基”3条狗会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他，它们似乎像他一样对待这种早锻炼的老习惯一丝不苟。他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读报，然后大约在上午10点30分前往“第一大厦”。 他驾驶着他那辆从菲律宾带来的，战前就有的“卡迪拉克”V－12型轿车。车上插着两面小旗，一面是俗称“星条光荣”的美国国旗，另一面是带有五颗银星的红旗，汽车牌照上写着“l”。开往第一大厦的路长两公里，穿过东京市中心。他在路上时，这条街上的交通停止了，大使馆和总部之间的所有红绿灯都为他变绿。如果按法定限速开车的话，那么汽车跑完这段路不会超过10分钟。而麦克阿瑟则要不折不扣地花掉20分钟。这位将军似乎热爱着待在车里的每一刻，他舒舒服服地靠在褪色的灰色软座上，自得其乐地哼着歌，望着窗外缓慢而义无反顾地移向身后的城市。他的副官担心他在街上这“丧礼进行曲”般的游大很容易让人把他撞翻。日本政界中暗杀的事件并不比美国少，但麦克阿瑟对此满不在乎。有一段时间他上班时由一辆载着二三个宪兵的吉普车护送，但是他从不喜欢被人护送，几个月后，他下令停止护送。 第二天，他的车在上班路上坏了。与他同行的副官挥舞着旗子示意一辆过路的吉普车停下来，开车的是一位年轻的下土，副官命令他带麦克阿瑟去第一大厦。这位下士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你有什么顾虑吗，孩子？”麦克阿瑟问道。 “是的，长官，因为您不认识我们少校。” “你觉得如果我给你找个理由会有用吗？” “是的，长官，如果您能写个东西就行。否则，任何人——特别是我们少校——都不会相信我迟到的理由。”麦克阿瑟给少校写了一张便条，从此以后又只好被人护送了； 在将军每天上午的必经之路上常常会看到一个清道夫。每当他看到“卡迪拉克”车开近时便转过身去。在日本这是当天皇路过时平民所应该做的。但是天生具有民主意识的麦克阿瑟却渐渐被这种做法激怒了。一天上午，他叫司机停车，然后他带着一个会日语的副官走下汽车。他让副官告诉这位一个劲儿地向他鞠躬的清道夫，美国的习惯是当两个人相遇时，要面对面打招呼。从此以后，每当“卡迪拉克”驶近时，这个日本人便停止清扫，把笤帚扛在左肩上，啪地一声用右手向他敬个礼。而麦克阿瑟也微笑着还礼，并友好地挥一下手。这是迈向民主的一小步。 他每次到第一大厦，都会遇到数百日本人，他们个个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和几乎令人脸红的必恭必敬。他也喜欢这样。1点30分他按原路返回，与琼一起共进午餐。下午3点左右他小睡一个小时，然后在4点到5点期间再返回第一大厦，他将在第一大厦一直工作到处理完所有案头工作，而这些文件往往要让他工作到晚上9点。晚饭通常在办公室解决，一些咖啡、巧克力糖和一支菲律宾雪茄就打发了。 偶尔他也请客吃饭，通常请的是他的某个幕僚，如反谍报部长埃利奥特·京普。美国陆军的反谍报工作是对日本政客和其他人进行监督。他们窃听电话、拆看信件、雇佣密探。索普掌握着许多日本公务人员的丑闻，甚至还掌握着被派往东京的很多盟军军人和外交官的丑闻，就像是为了公平交易似的。在整个晚饭过程中索普讲述着有趣的花边新闻，告诉他在繁荣的外表之下到底掩藏着什么东西。麦克阿瑟听得入了迷，有一天晚上，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把他逗得哈哈大笑。“索普，我该不喜欢你的良心！” 晚饭过后，他通常和琼看电影。这种时候麦克阿瑟会穿上那件他的30名仪仗队员送给他的签有他们名字的真丝吸烟衫（为旧时男子吸烟时穿着的宽松衣服——译者注），坐在前排柳条摇椅的正中位置，点上产自菲律宾的花冠牌雪茄烟，并再看一部关于牛仔、或是印第安人或是边境上的美国陆军的电影。这些西部片是根本不能反映现实生活的。是一个被剪掉了不良的内容，经过了美化修饰、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英雄故事，是一个浸泡在浓浓的蜜糖中的蜜饯——而他，一个成长于那些尘土弥漫的营地中的美国陆军臭小子，完全可以开个系列讲座，来介绍所有这一切是多么的虚假而不可信。然而，不。真正吸引他的是电影中浪漫故事。历险以及掩藏在平凡的现实之下而超越现实的神圣精神。真正有意义的是它对美国的理解像史诗一样。 他的另一项消遣是追踪西点橄榄球队的赛讯，这一乐趣在战争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麦克阿瑟迫切地希望这能成为一个转折点，美国陆军成为能源源不断地提供能量的发电站，就像圣母玛利亚和俄亥俄州。每逢足球赛季，他每个星期一都会用几个小时的时间研究报纸上关于星期六比赛的报道。他分析完这些报道后立刻写出一封长长的电报或更长的特快信寄给瑞德·布雷克，告诉他球队哪儿搞错了需要改进。“纠正这些错误！”他写道。 1948年以前，每个队员都要能攻能守。然而一种更自由的替换规则改变了这种局面，令麦克阿瑟大喜过望。现在队员们各有分工。他不无兴奋地写信给布雷克，“这样一来，比赛战术越来越趋同于真正的作战战术的发展了。”次年他在新赛季伊始时给橄榄球队发去了一封鼓舞人心的电文：“我从远东写信只想告诉你们一个想法，一种观念——从澳大利亚到东京的所有登陆场上都用红色写着：一切都无法代替胜利。 他不参加晚会和官方宴会。其他社交活动能不参加就不参加。来访的贵宾有时被请到使馆出席盛大午宴，贵宾的座位与他自己的座位相邻或相近，他用他的彬彬有礼、翩翩风度和一大堆有趣的故事热情地款待他们，但仅仅一个小时。他出席别人举办的宴会时也同样如此，顶多1个小时。他公开说，他的这类职责是最令他厌烦的，而他说得可能没错。 他到达东京时小亚瑟已将近8岁。麦克阿瑟对他的幕僚说，他的儿子不会去上学，而是继续由可敬的吉本斯夫人教育。他坚持让这个孩子过一种“正常”的生活，也就是说他不会过一种强制性发展的生活而成为一个天才。麦克阿瑟对一个正在成长的男孩的正常生活的理解是很奇怪的，不可思议的。 早餐时间是小亚瑟一天中唯一能和父亲待在一起的时间，而父亲年龄太大，工作又太忙，无法为他做一个男孩需要父亲做的许多事情，如教他怎样打乒乓球的孤圈球、带他去钓鱼、玩逮人游戏、在车库的大门上装上篮框打球、帮助他做家庭作业、当他摔倒时把他扶起来，等等，成为一个可以与自己朝夕相处的人而不是一个让自己只能远远地崇拜他的神。小亚瑟在午饭时很少能见到他，而当这位将军回家吃晚饭时，他已经上床睡觉了。 亚瑟不仅仅非常缺乏和父亲待在一起的时间，也没有同龄的伙伴。大约在东京的第一年中，很少有美国孩子能和他一起玩儿。后来，被派到盟军最高司令身边工作的军官也把他们的家人接到东京来了，周末，他们的孩子们被带到使馆与小亚瑟玩。但是，当他们去上学时，小亚瑟就由家庭教师私人授课。他的父亲管着他们的父亲，因此他们被带来就像是为了让他高兴。显然他们事先会被告知：不要乱讲家里的事，不要学说爸爸说过的任何一句话，他们要随时保持衣着整洁、彬彬有礼，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把手放在“小王子”身上。这样的活动风险性实在太大。真正的男孩子去过一次后，肯定会拒绝再去的。 亚瑟的多数伙伴不是小孩子而是一些上校们。他从来无需费力地让别人接受他，也不需要面对与人交朋友时会遇到的挑战。这与麦克阿瑟本人的童年时代大相径庭。当麦克阿瑟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总是跟人打架然后哭着回家。他的母亲仔细查看他的伤口和瘀血的地方，确定他的伤不要紧后便叫他出去再打，直到打赢为止。 如果麦克阿瑟能早一些当上父亲，他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儿子。然而，现在却不然，要是小亚瑟被磕伤或是擦伤了，这个当父亲的就会暴跳如雷。这孩子到东京后不久，有一次滑冰摔伤了胳膊，麦克阿瑟表现得歇斯底里。亚瑟住院期间，他一天要去看望5次，并在医院设了荷枪实弹的岗哨，还命令医院做了10多次X光透视，他仔细研究了每一张X光片，盟军最高司令的职责则被搁到一边。“将军既不赶约又不能做他的工作，”他的军事秘书说。用他另一个参谋的话来讲，“将军真是疯了。”小亚瑟身体康复后，他就再也不允许他去滑冰了。 小亚瑟没有同龄的亲密朋友，他被成年人所包围，无论去哪儿都有大人陪着，而他的言行举止也不得不像个小大人儿。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有父母不知道的小秘密。这是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麦克阿瑟不给他的儿子任何空间。他对小亚瑟几乎宠爱到令人窒息的程度，但同时又忽略了小亚瑟自己的需要。在这方面，他虽远非绝无仅有，但在本世纪头50年中，麦克阿瑟可能是惟一的一个自认为这很“正常”的人。 到1945年末以前，麦克阿瑟在大使馆和第一大厦可谓安居乐业。他和他的家人居住在这条中轴线的一端，而总部大部分兢兢业业的参谋们则挤在另一端，他再一次蜗居于一个小世界里，一个与世隔绝的怪圈、一个完全在他控制之下的小世界。 ------------------ 应天故事汇 欢迎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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