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才无主亦怜君

　　晚唐诗人温庭筠在经过“建安七子”之一陈琳的坟墓时，作七律一首，诗题就叫作《过陈琳墓》。诗云：　　
　　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古坟。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亦怜君。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
　　诗中盛称陈琳的才学之高为“霸才无主”，然而诗之首句即谓“曾于青史见遗文”，则所赏识的主要是载于史传之陈琳书檄。陈琳的书檄大多作于军旅之中，所以温诗末句有“学从军”之言。
　　陈琳字孔璋，广陵射阳（今江苏宝应县东）人。在七子中他的年龄仅比孔融略小，而比其他五人都大，成名也较早。早在中平年间（184—188）他已被任为大将军何进的主簿。何进被杀，他避乱冀州，任职于袁绍麾下。建安十年，袁绍败亡后他才归降曹操，与阮瑀共掌记室。曹操的军国文书，大多出于他们两人之手。
　　陈琳及阮瑀都以书檄章表著称，《典论·论文》说：“琳、瑀文章表书记，今之隽也。”《文心雕龙·才略篇》也说：“琳、瑀以符檄擅声。”但是他们两人的章表之作如今早已成了广陵绝响，只凭借《三国志》及《文选》等留下几篇书檄，令后人尚可窥见他们此类文字的风采，其中陈琳所作的有《为袁绍檄豫州》、《为曹洪与魏文帝书》等等。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陈琳所作颇受战国时代纵横家的影响，气势奔放，善于铺张，有很大的煽动力，在才情笔力上更胜于比较稳健沉着的阮瑀之作。他的《为袁绍檄豫州》，将曹操骂得狗血淋头，到他去归附曹操时，曹操仍对其中的一些话耿耿于怀，对他说：“你以前为袁本初作檄书，尽可指责我的罪状。一个人的罪恶由他一人承担，何必牵连他的父亲、祖父呢！”可见曹操对他所作檄书的印象之深。在《典略》中还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曹操头风病发作，卧床不起，在床上读了陈琳所作书檄，其疾竟忽然而愈。于此可见陈琳书檄感染力之强。陈琳书檄所具有的气势充沛、笔墨酣畅的特点是很难模仿的。曹操西征张鲁，陈琳在军中为曹操的从弟及爱将曹洪给留守后方的曹丕写信，曹丕一见之下就知道是陈琳的手笔，在给曹洪的复信中嘲笑了曹洪。曹洪又答书置辩，开端就说：“亦欲令陈琳作报，琳顷多事，不能得为，念欲远以为欢，故自竭老夫之思”云云，但结果这封书信却仍然是陈琳所作，真所谓“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徒然令人读了觉得好笑，明人钟惺甚至“每读至此，辄大笑腹痛，不能终篇”。这则轶事一方面说明了不学无术的曹洪丝毫不懂“文如其人”的道理，另一方面也可看出陈琳书檄的特点鲜明到了何种程度。
　　陈琳虽然以书檄章表见长，但他所作的诗歌中也有一篇为后人盛称的作品，故温庭筠虽推重他的文章，却也称他为“词客”，而清人张玉谷也在其《论古诗四十首》中称颂陈琳的那首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道：　　
　　《饮马长城》绝唱双，陈琳宁肯蔡邕降？后除炀帝称余劲，都算洪钟莛乱撞。
　　张诗的大意是说：古今以《饮马长城窟行》为题的诸多作品中，只有陈琳与蔡邕所作的两首不相上下，堪称一双绝唱；后人所作除隋炀帝那首还稍有可观之处堪称“余劲”外，其他都只能算是以草茎去叩击洪钟，与陈、蔡之作相去太远。
　　张玉谷诗中所提到的蔡邕作品，就是指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引作“古辞”的那首“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那首诗在《玉台新咏》中题作者为蔡邕，现在有人推测其实是汉末无名氏所作，诗中写的是一个妇女对远在他乡的亲人的思念。魏文帝曹丕也写过一首《饮马长城窟行》，内容却又是关于“浮舟横大江，讨彼犯荆虏”的；只有陈琳那首，才真正是描写秦人修筑长城之苦的，与诗题切合。我们认为，传为蔡邕所作的那首“青青河畔草”，虽然产生年代较陈琳所作可能早一些，但绝对不能算作“古辞”，真正的原始歌辞当在陈琳所作盛行后亡佚了，而陈琳之作是同时作品中最接近原辞的一首。
　　我们说陈琳之作接近原辞，不仅指它在内容上切合诗题，并以诗题作为起句，也指它在形式上也最酷肖汉代乐府，所以清人陈祚明在《采菽堂占诗选》中称它“可与汉人竞爽”，并且形容它：“辞气俊爽，如孤鹤唳空，翮堪凌霄，声闻于天。”这首诗在形式上逼似汉乐府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语言古朴，二是叙事性强又多通过人物对话来叙事。然而它也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汉乐府之对话多为一问一答的问答体，陈琳此诗中却有三个人物的对话，又不仅是问答，具有特别强烈的戏剧色彩。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们将此诗按层次分行迻录于下：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
　　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
　　“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
　　“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
　　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
　　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
　　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
　　“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柱。”
　　“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我们可以看到，这首乐府诗篇幅虽然不大，层次却很多。这里有某个太原卒与长城吏的对话，又有这一太原卒与内舍妻子的往复书信上的对答，其间又穿插诗人的叙述来引出对话并作为转折。其中太原卒夫妻间往复的书信达四封，因诗人不费辞于说明讲话的人，全以语意和语气来区别，又仅撮出书信中紧密承接的关键性词句，使它们之间“无问答之痕而神理井然”（沈德潜《古诗源》）。这首诗中出现的人物有三个，对答之际又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及鲜明的个性特点，因此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
　　清人王夫之在其《船山古诗评选》中评论这首诗说：“《饮马长城窟行》意几尽矣，而其安顿之浃洽生动，洗濯之亭泓萧放，遂与伯喈（蔡邕之字）一词星月交清。”在我们看来，若以结构之巧妙及整体的效果而言，此诗更在传为蔡邕所作的“青青河畔草”之上。有诗如此，陈琳即使不善书檄，也足以“鹰扬于河朔”而以“握灵蛇之珠”自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