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页
回目录
下一页

霸才无主亦怜君

  晚唐诗人温庭筠在经过“建安七子”之一陈琳的坟墓时,作七律一首,诗题就叫作《过陈琳墓》。诗云:  
  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古坟。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亦怜君。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
  诗中盛称陈琳的才学之高为“霸才无主”,然而诗之首句即谓“曾于青史见遗文”,则所赏识的主要是载于史传之陈琳书檄。陈琳的书檄大多作于军旅之中,所以温诗末句有“学从军”之言。
  陈琳字孔璋,广陵射阳(今江苏宝应县东)人。在七子中他的年龄仅比孔融略小,而比其他五人都大,成名也较早。早在中平年间(184—188)他已被任为大将军何进的主簿。何进被杀,他避乱冀州,任职于袁绍麾下。建安十年,袁绍败亡后他才归降曹操,与阮瑀共掌记室。曹操的军国文书,大多出于他们两人之手。
  陈琳及阮瑀都以书檄章表著称,《典论·论文》说:“琳、瑀文章表书记,今之隽也。”《文心雕龙·才略篇》也说:“琳、瑀以符檄擅声。”但是他们两人的章表之作如今早已成了广陵绝响,只凭借《三国志》及《文选》等留下几篇书檄,令后人尚可窥见他们此类文字的风采,其中陈琳所作的有《为袁绍檄豫州》、《为曹洪与魏文帝书》等等。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陈琳所作颇受战国时代纵横家的影响,气势奔放,善于铺张,有很大的煽动力,在才情笔力上更胜于比较稳健沉着的阮瑀之作。他的《为袁绍檄豫州》,将曹操骂得狗血淋头,到他去归附曹操时,曹操仍对其中的一些话耿耿于怀,对他说:“你以前为袁本初作檄书,尽可指责我的罪状。一个人的罪恶由他一人承担,何必牵连他的父亲、祖父呢!”可见曹操对他所作檄书的印象之深。在《典略》中还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曹操头风病发作,卧床不起,在床上读了陈琳所作书檄,其疾竟忽然而愈。于此可见陈琳书檄感染力之强。陈琳书檄所具有的气势充沛、笔墨酣畅的特点是很难模仿的。曹操西征张鲁,陈琳在军中为曹操的从弟及爱将曹洪给留守后方的曹丕写信,曹丕一见之下就知道是陈琳的手笔,在给曹洪的复信中嘲笑了曹洪。曹洪又答书置辩,开端就说:“亦欲令陈琳作报,琳顷多事,不能得为,念欲远以为欢,故自竭老夫之思”云云,但结果这封书信却仍然是陈琳所作,真所谓“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徒然令人读了觉得好笑,明人钟惺甚至“每读至此,辄大笑腹痛,不能终篇”。这则轶事一方面说明了不学无术的曹洪丝毫不懂“文如其人”的道理,另一方面也可看出陈琳书檄的特点鲜明到了何种程度。
  陈琳虽然以书檄章表见长,但他所作的诗歌中也有一篇为后人盛称的作品,故温庭筠虽推重他的文章,却也称他为“词客”,而清人张玉谷也在其《论古诗四十首》中称颂陈琳的那首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道:  
  《饮马长城》绝唱双,陈琳宁肯蔡邕降?后除炀帝称余劲,都算洪钟莛乱撞。
  张诗的大意是说:古今以《饮马长城窟行》为题的诸多作品中,只有陈琳与蔡邕所作的两首不相上下,堪称一双绝唱;后人所作除隋炀帝那首还稍有可观之处堪称“余劲”外,其他都只能算是以草茎去叩击洪钟,与陈、蔡之作相去太远。
  张玉谷诗中所提到的蔡邕作品,就是指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引作“古辞”的那首“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那首诗在《玉台新咏》中题作者为蔡邕,现在有人推测其实是汉末无名氏所作,诗中写的是一个妇女对远在他乡的亲人的思念。魏文帝曹丕也写过一首《饮马长城窟行》,内容却又是关于“浮舟横大江,讨彼犯荆虏”的;只有陈琳那首,才真正是描写秦人修筑长城之苦的,与诗题切合。我们认为,传为蔡邕所作的那首“青青河畔草”,虽然产生年代较陈琳所作可能早一些,但绝对不能算作“古辞”,真正的原始歌辞当在陈琳所作盛行后亡佚了,而陈琳之作是同时作品中最接近原辞的一首。
  我们说陈琳之作接近原辞,不仅指它在内容上切合诗题,并以诗题作为起句,也指它在形式上也最酷肖汉代乐府,所以清人陈祚明在《采菽堂占诗选》中称它“可与汉人竞爽”,并且形容它:“辞气俊爽,如孤鹤唳空,翮堪凌霄,声闻于天。”这首诗在形式上逼似汉乐府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语言古朴,二是叙事性强又多通过人物对话来叙事。然而它也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汉乐府之对话多为一问一答的问答体,陈琳此诗中却有三个人物的对话,又不仅是问答,具有特别强烈的戏剧色彩。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们将此诗按层次分行迻录于下: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
  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
  “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
  “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
  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
  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
  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
  “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柱。”
  “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我们可以看到,这首乐府诗篇幅虽然不大,层次却很多。这里有某个太原卒与长城吏的对话,又有这一太原卒与内舍妻子的往复书信上的对答,其间又穿插诗人的叙述来引出对话并作为转折。其中太原卒夫妻间往复的书信达四封,因诗人不费辞于说明讲话的人,全以语意和语气来区别,又仅撮出书信中紧密承接的关键性词句,使它们之间“无问答之痕而神理井然”(沈德潜《古诗源》)。这首诗中出现的人物有三个,对答之际又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及鲜明的个性特点,因此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
  清人王夫之在其《船山古诗评选》中评论这首诗说:“《饮马长城窟行》意几尽矣,而其安顿之浃洽生动,洗濯之亭泓萧放,遂与伯喈(蔡邕之字)一词星月交清。”在我们看来,若以结构之巧妙及整体的效果而言,此诗更在传为蔡邕所作的“青青河畔草”之上。有诗如此,陈琳即使不善书檄,也足以“鹰扬于河朔”而以“握灵蛇之珠”自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