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到静时方爱僧

　　《本事诗》里有杜牧一则轶事：
　　杜舍人牧弱冠成名，当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尝与一二同年城南游览，至文公寺，有禅僧拥褐独坐，与之语，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问杜姓字，具以对之。又云：“修何业？”旁人以累捷夸之，顾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叹讶，因题诗曰：家在城南杜曲旁，两枝仙桂一时芳。禅师都未知名姓，始觉空门意味长。杜牧当时一举成名，正在得意洋洋，满心以为这下子不说全国，全城总会知道自己的名字，所以大概在等着别人的夸赞来满足自尊与虚荣。谁知道那奉行“万法皆空”的和尚两耳不闻窗外事，视一切荣华声名为累赘为浮沤，干脆来了个一概不知，这仿佛给杜牧的满心欢喜迎头一瓢冷水，给杜牧的虚荣利禄之心当头一记闷棍，使他惊愕之余，不免悟到这人世间一切如过眼烟云的道理，所以说了一句“始觉空门意味长”。
　　如此说来，杜牧仿佛是信仰佛教的了？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二也曾引了他《郡斋独酌》诗中“屈指千万世，过如霹雳忙。人生落其内，何者为彭殇”四句，说：“非心地明了贯穿道、释者不能道也。”可是，仔细一读《樊川文集》，就不对了，《书韩吏部孔子庙碑阴》说得很明白：“天不生（孔）夫子于中国，中国当如何？”至于商鞅之类的法家、说长生的道教、舍天地宗庙的佛教，那都是邪说。《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也说得很干脆，信佛是虚妄，信佛往往是罪犯坏人企图求福避罚的幌子，佛教骗人之财，败国之力，所以他赞成李子烈“剔削根节，断其脉络”的抵制佛教政策。杜牧的诗文，一而言“某世业儒学”，再而言“生人已来，未有如（孔）夫子者”，三而言自己希望“仕宦至公相，致君如尧汤”，显然是一个标准的儒家信徒。
　　那么，杜牧是个坚决反佛尊儒的人吗？现今的文学史著作、各种有关杜牧的论著都是说他信奉孔夫子的“仁义忠信”，要士人“尊儒道”、“知儒术”，并引用了他反佛的言论。可是，再一读他的《樊川文集》，又不对了，他对佛教还是喜欢的，像“僧语淡如云，尘事繁堪织”（《偶游石盎僧舍》），“可羡高僧共心语，一如携穉往东西”（《醉后题僧院》），都可以看出他对佛教的憎恶并不像他那几篇文章写得那么厉害，尤其是下面这首《题禅院》：
　　□船一棹百分空，十岁青春不负公。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诗中大彻大悟的口气像是一个和佛教相对立的人写的吗？
　　这究竟该怎么解释？一个人怎么能有两副面孔说两样话？到底哪些话是真话？研究者常常执着于理念的判断而对此感到困惑，其实，只要细细体会一下就能泮然冰释。中国文化常被人称为儒道互补或儒佛互补，而中国文人心里其实也是“儒佛互补”或“儒道互补”。一个心灵有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儒家学说盘据的领地，当这些人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角色时，他便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和天下连在一起，要入世整顿纲纪，匡扶君王，一统天下。这时，孔子那种诛乱臣贼子、克己复礼的精神和孟子那种“舍我其谁”的豪气就涌上来，像杜牧“辅君活人”、“行仁政”（《上昭义刘司徒书》）、“为百姓去弊”（《进撰故江西韦大夫遗爱碑文表》）的理想和“不徇时俗，自行教化，唯德是务，爱人如子”（《黄州刺史谢上表》）的誓言，都是这个心灵世界中自然流露出来的声音。这个时候，他当然把佛教、道教都忘了，即使想起来，也厌恶得不行。可是，当这个社会并不理睬他，也不给他提供英雄用武之地，反而使他束手束脚、处处难受的时候，他就只好转向另一个世界，正如古语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于是，他就只好在佛、道所虚构的那个宁静、幽远境界里寻求安慰，虽然有些无可奈何的苦涩味儿，但也自得其乐，可以陶陶然忘掉忧愁。
　　李涉诗：“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所谓“昏昏醉梦”，就是卷入世俗事务中忙碌操劳，一旦入禅院与禅僧品茗闲话，就可以排遣烦恼，心里宁静，仿佛生命也在这片刻间得到了永恒，杜牧诗里所谓“僧语淡如云，尘事繁堪织”也是这个意思。其实，他们心底里“闲”也想要，“忙”也想要，“淡”也羡慕，“繁”也喜爱，关键是看社会有没有能让他大忙一阵、大干一场的机会。如果有了，他就在青史上留名，现世里成功，也不枉活一场；如果没有，他就在闲适中享清福，在宁静中度余生，倒也不失为神仙日子。所以，当这些文人在社会中不得意的时候，常常要和佛道发生关系，不由地向往那个澹泊境界。
　　如果说杜牧早年“始觉空门意味长”还只是双脚踏在门外临渊羡鱼，并没有真的要跨进空门的话，那么，在他屡遭挫折后的晚年，就真的想进这座空门了，只不过他是个意志坚强、极重理念的“世内之人”，所以他才一直没有迈开双脚走入空门，只是在情绪低落、灰心丧气时，总不由地要伸长脖子往门里瞧上一瞧。《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写道：
　　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他既想“江海去”，又恋恋不舍地“望昭陵”。前人伟大业绩使他心中一直燃烧着理想与事业的火焰，可是无可奈何的现实又不能不使他哀叹“无能”，所以他的一颗心分成了两半，人格分成了两半，连诗文也分成了两半，忙起来就成了儒学之士，静下来又想起了禅僧。这也许是大多数中国文人的心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