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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诗风的重兴

  唐寅的《春江花月夜》,是两首五言四句的小诗,其一是:
  嘉树郁婆娑,灯花月色和。春江流粉气,夜色湿裙罗。
  在这诗中,首先看到一株株花枝浓密的嘉树优美地摇曳着,灯光、月光与花的色彩融和成一片,荡漾如波,这真是动人心魄的景象!接着写嗅觉:随着江水的流动,传来脂粉的香气。这香气从何而来,原来是露水打湿了夜游的姑娘们,脂粉融入了江波。夜景本来容易写得虚淡,唐寅却借助夜色朦胧的特点,隐隐约约写出各种带有刺激意味的事物,使诗中景象富于诱惑性。“粉气”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是很犯忌的,“脂粉气”本身是对诗歌的一种严厉的批评用语,唐寅也用上了,看来是有意的。不过,相似的例子,可以在《红楼梦》中贾宝玉身上看到,他就有爱舔食胭脂的奇特癖好。再看第二首:
  夜雾沉花树,春江溢月轮。欢来意不持,乐极词难陈。
  这首写一对情人在春江之畔、花前月下的幽会。前两句写景,为夜雾所笼罩的花树是幽暗的,在滟滟江波上涌起的月轮是明丽的。两者相互映衬,渲染了美丽而又神秘的情调。后两句用女子口吻,自叙见到情郎(“欢”是情郎的代语)后心旌摇荡、喜不自胜、难以言说。到此为止,留下许多余意。一对年轻生命缱绻无已的爱情,同样令这夜景富于诱惑和感动。
  《春江花月夜》是南朝陈后主制作的一种乐府歌曲。他写的歌词已经失传了,现存最早的二首短篇歌词为隋炀帝所作。唐寅的二首在体制上仿照隋炀帝,其风格却更接近南朝诗。所谓南朝诗风是怎么一回事呢?历史上宋、齐、梁、陈几个王朝都建都于建业(今南京),统治江南一隅之地。这时期的贵族与宫廷文人,大多持唯美的文学观,排斥政治与道德准则对文学的束缚,强调文学的纯艺术目的,即抒情与审美的价值。他们的诗歌,特别是以描绘女性体貌、表现男女爱情为主的所谓“宫体诗”,大多有语言精巧、色泽秾艳、音节流荡、情调哀伤的特点。唐寅的两首《春江花月夜》,不但有意选用了宫体诗的题目,风格也是有意效仿宫体诗的。
  《春江花月夜》只是一个例子,在唐寅的诗中,色泽秾艳、偏近南朝风格的作品几乎占了近半数;也不仅是唐寅,在明中叶以后,南朝诗风出现了相当普遍的重兴现象。祝允明、徐渭写过不少类似的诗,晚明公安派的领袖袁宏道曾经说:坐在高山绿水之间,读《玉台新咏》,是人间一大快事。——《玉台新咏》就是南朝徐陵编纂的一部以宫体诗为中心的诗集。还可以提到大名鼎鼎的汤显祖,他不但作诗好学南朝风调,就是戏曲的曲词,也是那一种轻艳流丽的味道。比如《牡丹亭》中《步步娇》一曲:
  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云偏。
  这支曲子写杜丽娘游园前照镜时的娇羞之态,以后便是她在花园内与柳梦梅梦中相遇的情节了。
  但是,众所周知,南朝诗风在历史上一直受到十分严厉的批判,宫体诗更被视为“淫邪”的东西,它何以在明代又再度重兴呢?
  文学实在是很复杂的现象。抽象地说,似乎很简单:文学是人类情感的审美表现。但是,一切情感都能够随意地、充分地表现吗?显然不能。那么,对情感的节制在何种程度上才是合理的?这又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不过确实有一个大致的规律:经济越是发达,对个人越是重视,文学中对情感的约制也相应地越是宽松。一种似乎是“罪恶”的情感,换一个时代,换一个地域,很可能就是美好的了。比如一个女孩挽着情郎在大街上走,今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百多年前,却是惊世骇俗,要被骂作“淫浪无耻”的。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代,南方的经济相当繁荣,上层社会中对个人情感的认可也比较宽泛,因而文学表现方面,就比较自由一些。
  但是,按照严格的儒家文化观念,文学首先是政治和道德教化的工具,在情感表现上,也要求有严格的约制。以这种标准来衡量,尽管宫体诗除了极个别作品有些出格,大多只是描摹女子体态的美丽和没有道德基础的男女之情,但写女人,无论如何是不能允许的。而且,南朝诗歌那种艳丽流荡的语言风格,也不能被接受。因为这不仅是色泽的问题,同时也表现了情感的活跃和诱惑性。所以到了儒学重兴的时代,南朝文学便受到极苛刻的批评。
  因此而言,就很容易明白南朝时诗风在明代重兴的原因。那就是:随着江南城市经济的发展,反对个性抑制的要求再一次抬头,文学中的情感表现也变得活跃起来。于是许多文人对南朝诗风重新发生强烈的兴趣。这一文学风潮的主要带头人,便是唐寅。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的发展,最根本的表现,就是为人的情感争取权利、要求把原来视为“罪恶”的情感纳入审美领域的过程。只是这一种过程,在中国文学中并不是渐渐地一直往前延伸,而是不断反复。这种现象如加以深入的考察,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