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敬亭与苏昆生

　　说书和唱曲，都是平民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但在古时，艺人的社会地位卑下，被称为俳优、优伶。虽然他们中间身怀绝技者甚多，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往往湮没不闻，能留下姓氏者寥寥无几。像唐代的宫廷乐师李龟年那样名传后世者已属凤毛麟角，而明末清初的柳敬亭和苏昆生，作为浪迹天涯的民间艺人，能留名青史，更是罕见。
　　柳敬亭，原姓曹，名遇春（一作逢春），号敬亭。泰州人。十五岁时因事被官府追捕，逃往盱眙。一日，他过江在大柳树下休息，“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嘻，吾今氏柳矣’”（见吴伟业《柳敬亭传》）。从此易曹为柳，人称柳麻子。后来他自学说书，技艺超群，誉满一时，《柳敬亭传》对他的说书技巧有生动的描述。由于他在“养气、定词、审音、辨物”等方面下功夫，终于获得巨大的成功，使听者“危坐变色，毛发尽悚，舌挢然不能下”，甚至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目之所视，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之后，他浪迹江湖，在扬州、杭州、苏州、南京一带说书，名声大振。
　　崇祯末年，柳敬亭和苏昆生曾一起在左良玉军中为幕客，受到左良玉的赏识。弘光元年，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挥师沿江南下，声讨马士英。岂料重病染身，舟至九江，竟吐血而亡。其子左梦庚见大势已去，遂率领残部降清，号称“百万之师”作鸟兽散。此时柳敬亭因事先已离开左良玉部队，幸未卷入这一事件。
　　后来，由于生活所迫，柳敬亭曾一度在松江提督马逢知处为幕客。马为人骄恣暴虐，耿直疾恶的柳敬亭自然和他格格不入，“在军政一无所关”，故马逢知因事系狱处死，柳得以免祸。随后他继续以卖艺为生，流落江湖而终老。
　　一个江湖艺人之死，自然不值得给予关切，所以未见文字记载。但他在垂老之年依然献身于说唱艺术，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清汪懋麟《柳敬说书行》有一段记载：
　　吴陵有老年八十，白发数茎而已矣。两眼未暗耳未聋，犹见摇唇利牙齿。小时抵掌公相前，谈玄说鬼皆虚尔。开端抵死要惊人，听者如痴杂悲喜。盛名一时走南北，敬亭其字柳其氏。……长安客舍忽相见，龙钟一老胡来此。剪灯为我说齐谐，壮如击筑歌燕市。
　　此诗作于康熙九年（1670）。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柳敬亭当时“年八十”，八十可能是举其成数，不一定是确数，但估计不会相差很大。其二是他们相见在长安（当喻清朝都城北京），说明入清以后，他不仅活跃在江南一带，而且流落北方。余怀《板桥杂记》也有一段记载：“（柳）年已八十余矣，闲遇余侨寓宜睡轩中，犹说秦叔宝见姑娘也。”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介绍苏昆生。苏原名周如松，河南固始人。精通音律，善唱曲。他的生平际遇和柳敬亭有相近之处。他先是为左良玉“幸舍重客”，左死于九江，“苏生痛哭，削发入九华山”。为了保持民族气节，他宁可削发出家，退居山林，也不愿和那帮降清者同流合污。从今天看来，也许这算不上是“英雄行为”，但至少说明他心中的灯是明亮的，因此，吴伟业在《口占赠苏昆生》中赞扬道：
　　楼船诸将碧油幢，一片降旗出九江。独有龟年卧吹笛，暗潮打枕泣蓬窗。
　　李龟年是唐代著名宫廷乐师，因受唐玄宗的宠遇而名噪一时。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流落在南方，杜甫有《江南逢李龟年》诗：“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诗中流露出对安史之乱后唐代由盛而衰的慨叹。昊伟业这首诗以李龟年喻苏昆生，和杜诗在思想上有一脉相承之处，诗中不但赞颂苏昆生能始终坚持崇高的民族气节，而且表达了对故国深沉的思念。
　　苏昆生的削发出家，并非出于本意，因而在九华山避居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后，又流落杭州、苏州一带，并有幸在吴伟业家乡和诗人相遇。他知道吴伟业曾为柳敬亭作传，故也渴望诗人为他写点什么，以便留传后世。说：“吾浪迹三十年，为通侯（指左良玉）所知，今失路憔悴而来过此，惟愿公一言，与柳生并传足矣！”（见《楚两生行》序）出于对两位民间艺人的崇敬和热爱，梅村慨然允诺，作《楚两生行》而送之。
　　诗以“楚两生”为题，是因为柳敬亭和苏昆生的原籍在泰州和蔡州（固始古代属蔡州），两地古代均属于楚，此其一；其二，他们两人都曾在武昌为左良玉的幕客，武昌古代为楚地。这首歌行虽两生并传，但苏昆生为主，诗是这样开头的：
　　黄鹄矶头楚两生，征南上客擅纵横。将军已没时世换，绝调空随流水声。一生拄颊高谈妙，君卿唇舌淳于笑。痛哭常因感旧恩，诙嘲尚足陪年少。途穷重走伏波军，短衣缚裤非吾好。抵掌聊分幕府金，褰裳自把江村钓。一生嚼徵与含商，笑杀江南古调亡。洗出元音倾老辈，叠成妍唱待君王。一丝萦曳珠盘转，半黍分明玉尺量。最是《大堤》西去曲，累人肠断杜当阳……。
　　此诗在结构上的特点是总起总收，中间再交错分写两生。由于他们有着共同的生活际遇，诗一开头就把他们置于特定的环境，即放在明清易代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中加以刻画，从而使得在揭示他们的个人命运的同时，使读者强烈地感触到时代脉搏的跳动。
　　“将军已没时世换，绝调空随流水声”。时移代换，知音难觅，徒有诙谐善辩的绝技和圆润婉转的歌喉，又有什么用呢？还不是像日夜奔腾的江水那样付之东流！这与其说是个人的悲剧，不如说是时代的悲剧更为恰当。这里有思念，有哀怨，有惋惜，有同情，感情复杂而深沉。
　　这首诗除了用相当的篇幅对柳敬亭、苏昆生的人品和高尚的气节加以歌颂外，还以赞赏的笔触细致地描写了他们两位高超的技艺。也许由于此诗是赠给苏昆生的，因而诗中特别对他圆润纯正的歌喉以及对音律细致入微的掌握加以生动的刻画。尤其诗序中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更使读者体验到苏昆生的歌唱艺术已达到炉火纯青、超凡入圣的境地：
　　吴中以善歌名海内，然不过啴缓柔曼为新声。苏昆生则阴阳抗坠，分刌比度，如昆刀之切玉，叩之栗然，非时世所为工也。尝遇虎丘广场大集，生睨其帝，笑曰：“某郎以某字不合律。”有识之者曰：“彼伧楚乃窃言是非！”思有以挫之。间请一发声，不觉屈服。
　　虎丘广场的较量，显示苏生出众的才华。但他生不逢时，得不到人们赏识。不得已，又继续踽踽而行在流落他乡的旅途上。
　　他们坎坷的艺术生涯表明，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是摧残民间艺人的时代，是扼杀一切艺术的时代，是一个该诅咒的黑暗时代！
　　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这两位天才的民间艺术家，因诗人吴梅村以同情之笔为他们赋诗作传，他们的美名才得以留传后世，他们的超群技艺才不致淹没无闻。应该说，这是件值得庆幸的事，而它本身不也像是一首值得赞美的诗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