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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施






  矇眬中听得响亮的军号声,张文安便浑身一跳。眼皮重得很,睁不开,但心下有数,这热惹惹地吹个不歇的,正是紧急集合号。
  三年多的生活习惯已经养成了他的一种本领:半睡半醒,甚至嘴里还打着呼噜,他会穿衣服。刚穿上一半,他突然清醒了,睁开眼,纸窗上泛出鱼肚白,号声却还在耳朵里响。他呆了一会儿,便自己笑起来,低声说:“呸!做梦!”
  睡意是赶跑了,他靠在床上,楞着眼,暂时之间像失掉了思索的能力,又像是有无数大小不等的东西没头没脑要挤进他脑子里来,硬不由他作主;但渐渐地,这些大小不等,争先抢后的东西自伙中间长出一个头儿来了,于是张文安又拾回了他的思索力,他这时当真是醒了。他回忆刚才那一个梦。
  半月以前,因为一种军医不大有办法的疙瘩病,他迟疑了相当时间,终于向师长请准了长假,离开那服务了三年多的师部,离开那敌我犬牙交错,随时会发生激战的第×战区。他刚进那师部的时候,是一位文书上士,现在他离开,却已是文书上尉。他得了假条,得了一千元的盘缠,额外又得了师长给的一千元,说是给他买药的。临走的上一晚,同事们凑公份弄几样简单的酒菜,给他饯行。可是刚喝在兴头上,突然的,紧急集合号吹起来了。这原是家常便饭,但那时候,有几位同事却动了感情,代他惋惜,恐怕第二天他会走不成。后来知道没事,又为他庆幸。当时他也激动得很,平时不大善于自我表现的他,这时也兴奋地说:“要是发生战斗,我就不回去也没关系,我和大家再共一次生死!”
  现在到了家了,不知怎地,这在师部里遇到的最后一次紧急集合号却又闯进了他在家第一晚的梦魂里。
  像突然受惊而四散躲藏起来的小鸡又一只一只慢慢地躲躲闪闪地从角落里走了出来,梦境的节目也零零碎碎在他记忆中浮起。这是惊慌和喜悦,辛酸和甜蜜,过去和未来,现实和梦想,搅在了一起的。他闭着眼睛,仿佛又回到梦中:他出其不意地把一头牛买好,牵回家来,给两位老人家一种难以形容的惊喜,正跟他昨日傍晚出其不意走进了家门一样;但正当父亲含笑拍着牛的肩项的当儿,紧急集合号突然响了,于是未来的梦幻中的牛不见,过去的现实的军中伙伴们跳出来了。……
  张文安裂开嘴巴无声地笑了起来,虽然是梦,他心里照样是甜甜蜜蜜的。回来时他一路上老在那里盘算那密密缝在贴身口袋里的几个钱,应作如何用途。师长给这一千元的时候,诚恳地嘱咐他:千万别胡乱花了,回家买药保养身体。他当时感动得几乎掉下眼泪来,他真诚地回答道:“报告师长:我一定遵守师长的训示。身体第一,身体是我们最大最重要的本钱!”但上路后第一天,他就有了新的意见,师长的“身体第一”的训示,他还是服膺的,可是他又一点一点自信他这疙瘩病只要休养一个时期,多吃点肉,——至多像那位不爱多开口的军医说的多吃鸡蛋,就一定会好的;他觉得他应该省下这一千元孝敬父母,让父母拿这一千元去做一件更合算的事情。但父母拿这一千元又将怎样办呢?这一点,却费去了他半月旅程中整整大半时间的思索。母亲的心事他是知道的:把房子修补修补,再给他讨一房媳妇。父亲呢,老早就想买一条牛,他家自从最后一次内战时期损失了那壮健的花牛以后,父亲好几次筹划款项,打算再买一条,都没有成功。他料得到,父母将因此而发生争执,而结果,父亲一定会说,“文儿,师长给你买药的,你不可辜负人家的好意。”整整一星期,在路上闲着的时候,他老是一边伸手偷偷地摸着贴身口袋里那一叠钞票,一边思索着怎样解决这难题。后来到底被他想出一个很巧妙的办法来了:他将不说出他有这么一注钱,到家歇一天,他就背着父母买好一条牛,亲自牵回家,给父母骤然的一喜。
  张文安越想越高兴,他的眼前便出现了一条美丽的黄牛,睁大了两只润泽有光的眼睛,嘴巴一扭一扭的,前蹄跪着,很悠闲地躺在那里。
  张文安又忍不住笑了:这回却笑出声来,而笑声亦惊破了他的梦幻,他抬头一看,纸窗上已经染满了鲜艳的粉红色。邻家的雄鸡正在精神百倍地引颈高啼。隔壁父母房里已经有响动,父亲在咳嗽,母亲在倾倒什么东西到蔑箩里。
  张文安也就起身,穿好了衣服,一边扣着钮子,一边他又计划着,如何到镇上找那熟识的董老爹,如何进行他那梦想中的机密大事。“也许钱不够,”——他担心地想,但又立刻自慰道,“差也差不了多少罢,好在路费上头还有得剩呢,这总该够了。”于是他又一度隔着衣服扪一下贴身口袋里那一叠票子,脸上浮过一个得意的微笑。


  昨天到家,已经不早;两位老人家体恤儿子,说他路上辛苦了,略谈了几句家常话便催他去睡了。可是两位老人家自己却兴奋得很,好像拾得了一颗夜明珠,怕没有天亮的时候,连夜就去告诉了左邻右舍。老头子还摸黑走了一里路,找到他平日在茶馆里的几个老朋友,郑重其事倾吐了他心里的一团快乐。他又打听人家:“文书上尉这官阶有多大?”老头子心里有个计较:为了庆贺儿子的荣归,他应当卖掉一担包谷摆两桌酒请一次客,他要弄明白儿子的官阶有多大,然后好物色相当的陪客。
  昨天晚上,张文安回来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村庄,所以今天张文安起身后不久,东边山峰上那一轮血红的旭日还没驱尽晨雾的时候,探望的人们就挤满了张家的堂屋。
  他们七嘴八舌的把一大堆问题扔到张文安面前,竟使得这位见过世面的小伙子弄得手足无措,不晓得回答谁好!他只能笼笼统统回答道:“好,好,都好,前方什么都好!打得很好!吃的么?那自然,到底是前方呢,可是也好!”他嘴里虽然这么说,心里却觉得很抱歉,为的他不能够说得再具体了。他觉得那些不满足的眼光从四面八方射过来,盯在他脸上,似乎都有这样的意思:什么都好,我们都听得惯了,可是你是本村人,自家人,你不能够多说一点么?
  张文安惶惑地看着众人,伸手拉一下他的灰布制服的下摆。在师部的时候看到过的军事法庭开庭的一幕突然浮现在他心上了,他觉得眼前这情形,他区区一个文书上尉仿佛就在这一大堆人面前受着审判了,他得对自己的每一句话负责,他明白他的每一句话所关非小。这样想的时候,他就定了心,用了十分自信的口气说:“苦是苦一点,可是为了打倒日本鬼子,不应该苦一点么?……”他顿住了,他很想把平时听熟了的训话拿出几句来,可是终于只忸怩地笑了笑,很不自然地就结束了。
  接着,张文安的父亲和几个年老的村里人用了充满惊叹的调子谈论起这个变化多端的“世道”来。而另外几位年青的,则向张文安探听也是在前方打鬼子的几个同村人的消息。
  “不知道。”他想了想,慢慢摇着头说。但恐怕对方又误会,赶快接下去解释道:“当真不知道呢。你想,前方地面有多大?几千里!光说前方,知道他们是在哪一个战区呢?即使同在一个战区,部队那么多,知道他是在哪一个部队里呢?就算是同在一个部队里罢,几万人呢,要不是碰巧,也不会知道的。”
  “哦,早猜到你是一个都不知道的啦!”
  有人这么讥讽了一句。张文安可着急起来了,他不能平白受冤,他正想再辩白,却有一个比较老成的人插嘴道:“算了,算了:让我们来问一个人,要是你再不知道,那你就算是个黑漆皮灯笼了。这一个人,出去了有四年多,走的地方可不少,到过长沙府,到过湖北省,也到过江西,他上前方,不是光身子一条,他还带着四匹驮马,和一个伙计:这一个人,你不能不知道。”
  “对,对,有两年光景没讯息了,他的儿子到处在打听。”
  别的青年人都附和着说。
  “你到底也说出他的姓名来呀!”张文安局促不安地说,好像一个临近考试的中学生,猜不透老师会出怎样的题目来作难他。
  但是他这心情,人家并不了解。有一位朝同伴们扁扁嘴,半真半假的奚落张文安道:“不错,总得有姓名,才好查考。”“姓名么?”另一位不耐烦地叫了,“怎么没有?他就是山那边村子里的喂驮马的陈海清哪!”
  “陈海——清!哦!”张文安回声似的复念了一遍。他记起来了,自己还没上前方去的时候,村里曾经把这陈海清作为谈话的资料,为的他丢下了老母和妻子,带着他的四匹驮马投效了后方勤务,被编入运输队,万里迢迢的去打日本;陈海——清,这一个人他不认识,然而这一名字连带的那股蛮劲儿,曾经像一个影子似的追着他,直到他自己也拿定主意跑到前方。他的眼睛亮起来了,正视他面前的那几位老乡,他又重复一句,“陈——海清!怎么不知道!”可是戛然缩住,他又感到了惶惑。到了前方以后的陈海清,究竟怎样呢?实在他还得颠倒向这几位老乡打听。在前方的紧张生活中,连这名字也从他记忆中消褪了,然而由于一种受不住人家嘲笑的自尊心,更由于不愿老给人家一个失望,他昧着良心勉强说:
  “陈——他么——他过得很好!”
  话刚出口,他就打了一个寒噤。他听自己说的声音,多么空洞。幸而那几位都没理会。第一个问他的人叹口气接着说:“唉,过得很好。可是他的驮马都完了。他儿子前年接到的信,两匹给鬼子的飞机炸的稀烂,一匹吃了炮弹,也完了,剩下一匹,生病死了,这一来,陈海清该可以回来了么?可是不!他的硬劲儿给这一下挺上来了,他要给他的驮马报仇,他硬是当了兵,不把鬼子打出中国去,他说他不回家!——哦,你说,他过得很好,这是个喜讯,他家里有两年光景接不到他的信了。”
  “原来是——”张文安惘然说,但感得众人的眼光都射住了他,便惊觉似的眼睛一睁,忙改口道,“原来是两年没信了。没有关系,……陈海清是一个勇敢的铁汉子,勇敢的人不会死的。他是一个好人,炮弹有眼睛,不打好人!”他越说越兴奋,自己也不大弄得清是他的想当然,还是真正实事,但奋激的心情使他不能不如此:“我想,他应该是一个上等兵了,也许升了排长。陈海——清,他是我们村子里的光荣!”
  “那——老天爷还有眼睛!”众人都赞叹地说。
  “谁说没有眼睛!”张文安被自己的激昂推动到了忘其所以的地步。他满脸通红,噙着眼泪。“要不,侵略的帝国主义早已独霸了世界。”他庄严地伸起一只臂膊,“告诉你们:世界上到底是好人多,坏人少。我在前方看见的好人,真是太好了,太多了,好像中国的好人都在前方似的。坏人今天虽然耀武扬威,他到底逃不了报应。他本人逃过了,他的儿子一定逃不过。他儿子逃过了,儿子的儿子一定要受报应。”
  张文安整个生命的力量好像都在这几句话里使用完了,他慢慢地伸手抹一下头上的汗珠,惘然一笑,便不再出声了。


  当天午后,浮云布满空中,淡一块,浓一块,天空像幅褪色不匀的灰色布。大气潮而热,闷的人心慌。
  张文安爬上了那并不怎样高的山坡,只觉得两条腿重得很,气息也不顺了。他惘然站住,抬起眼睛,懒懒地看了一眼山坡上的庄稼,就在路边一块石头上坐下。坡顶毕竟朗爽些,坐了一会,他觉得胸头那股烦躁也渐渐平下去了。他望着自己刚才来的路,躺在山沟里的那个镇,那一簇黑魆魆的房屋,长长的像一条灰黑斑驳的毛虫;他定睛望了很久,心头那股烦躁又渐渐爬起来了,然后轻轻叹口气,不愿再看似的别转了脸,望着相反的方向,这里,下坡的路比较平,但像波浪似的,这一坡刚完,另一坡又拱起来了,过了这又一坡,便是张文安家所在的村庄。他远远望着,想着母亲这时候大概正在忙忙碌碌准备夜饭,——今天上午说要宰一只鸡,专为远地回来的他。这时候,那只过年过节也舍不得吃的母鸡,该已燉在火上了罢?张文安心里忽然感到了一种说不大明白的又甜又酸的味道。而这味道,立刻又变化为单独的辛酸,——或者说,他惶恐起来了。好比一个出外经商的人,多年辛苦,而今回来,家里人眼巴巴望他带回大把的钱,殊不知他带回来的只是一双空手,他满心的惭愧,望见了里门,反而连进去的勇气都提不起来。虽然张文安的父母压根儿就没巴望他们的儿子发财回来,他们觉得儿子回来了还是好好的,就是最大的财喜了;虽然张文安一路上的打算以及今天上午他托词要到镇上看望朋友,其实却怀着一个“很大的计划”,他的父母也是一丝一毫都不晓得:虽然两位老人家单纯的巴望就是看着儿子痛快淋漓享用那只燉烂的母鸡;——然而张文安此时隔着个山坡呆呆地坐在路边,却不由不满心惶恐,想着是应该早回家去,两条腿却赖在那里,总不肯起来。
  他透一口长气,再望那条躺在坡下山沟里的灰黑斑驳的大毛虫,想起不过半小时前他在那些污秽的市街中碰到那一鼻子灰,想起他离开前方一路回来所做的好梦,想起上午从家里出来自己还是那么十拿十稳的一肚子兴头,他不能不生气了。他恨谁呢?说不明白,但所恨之中却也有他自己,却是真确的。他恨自己是一个大傻瓜。别说万象纷纭的世界他莫明其妙,连山坡下边那个灰黑斑驳的小小毛毛虫的社会也还看不透。
  虽然董老爹嘲笑他出外几年,只学了卖狗皮膏药那几句,可是他此时想来,倒实在感激这位心直口快的酒糟鼻子老头儿的。他揭开了那霉气腾腾的暗坑的盖儿,让张文安瞥了一眼。当这老头儿告诉他“千把块钱只好买半条牛腿”的时候,张文安固然呆了一下,但亦不过扫兴而已,接着老头儿又嘶着嗓子谈到那些胀饱了的囤户,谈到那些人的偷天换日的手段,豪侈糜乱的生活,张文安这可骇住了,一种复杂的情绪扰乱了他的心灵。他还在听,但听又听不进。终于他惘惘然走出了那市镇,爬上这回家去的第一坡,带着满肚子的懊恼和气愤。
  干么这样忙着回去,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他只觉得他到镇上去的目的已经一下子碰得粉碎,甚至还隐约感到他这次从前方回来也变成了毫无意义了。他的愤恨,自然是因为知道了还有这些毫无人心的家伙把民族的灾难作为发财的机会,但如果不是他一路上想得好好的计划竟成了画饼,那他在愤恨之中也许还不会那么悲哀。
  一只杜鹃不知躲在什么地方,老是在叫。
  云阵似乎降得更低了,好像直压在头上,呼吸不方便。
  张文安终于懒懒地站起来,不情不愿地走下坡去。但走了几步以后,他的脚步就加快了。现在他又急着要回到家里,好像一个人在外边吃了亏,便想念着家的温暖,他现在正是十分需要这温暖。“只能买半条牛腿!”他想着董老爹这句话,心又一缩,但嘴角上却逼出一个狞笑来。有没有一条牛,说真心话,他倒可以不怎么关切,但最使他愤懑而伤心的,是他的想把那一千元如何运用的打算整个儿被推翻了!
  他下意识地伸手隔衣服摸一摸衬衣口袋里那一叠票子。方方的,硬硬的,是在那里,一点儿不假。但手上的感觉尽管还是和一路几千里无数次的扪摸没有什么不同,心里的感觉却大大两样了。“嗨,半条牛腿呵!”他又这么想。这回却不能狞笑了,他吐了口唾沫。


  一口气下了坡,在平坦的地面走得不多几步,便该再上坡了。因为是在峡谷,这里特别阴暗。散散落落几间草房,靠在山坡向阳这边。一道细的溪水忽断忽续从这些草房中间穿了过来。
  张文安刚要上坡,有一个人从坡上奔下来,见了他就欢天喜地招呼着,可是这一个人,张文安却不认识。
  这年青人满脸通红,眼里耀着兴奋喜悦的光彩,拦住了张文安,就杂七夹八诉说了一大篇。张文安听到一半,也就明白了;这年青人就是陈海清的儿子,刚到他家里去过,现在又赶回来,希望早一点看见他,希望多晓得一些他父亲的消息。
  “啊,啊,你就是陈海清的儿子么?啊,你的父亲就是带着四匹驮马到前方去的?……”张文安惊讶地说。年青人的兴奋和快乐,显然感染了他了,他忘记了自己和陈海清在前方并未见过一面,甚至压根儿不知道这个人物在什么地方,“了不起,你的父亲是一个英雄!”他庄严地对那年青人说,“勇敢!……不差,当然是排长啦。”他随口回答了年青人的喜不自胜的询问,完全忘记这是他自己编造出来应付村里人的。
  原来今天早上张文安信口开河说的关于陈海清的一切,早已传到了那儿子的耳朵里,儿子全盘都相信,高兴的了不得,正因为相信,正因为高兴,所以他不惜奔波了大半天,要找到张文安,请他亲口再说一遍,让自己亲耳再听一遍。
  两人这时已经走近了一间草房,有一只废弃的马槽横躺在木板门的右边。陈海清的儿子说:“这里是我的家了。请你进去坐一坐,我的祖母还要问你一些话呢。她老人家不是亲自听见就不会放心的。”
  张文安突然心一跳。像从梦中醒来,这时候他方才理解到自己的并无恶意的编造已经将自己套住了。怎么办呢:继续编造下去呢还是在这儿子面前供认了自己的不是?他正在迟疑不决,却已经被这儿子拉进了草房。
  感谢,欢迎,以及各种的询问,张文安立即受了包围,呆了半晌,他这才看清在自己面前的,除了那儿子,还有一位老太太,而在屋角床上躺着的,又有一位憔悴不堪的中年妇人。他惘然看着,嘴里尽管“唔唔”地应着,耳朵里却什么也不曾听进去。受审问的感觉,又浮起在他心头。但终于定了神,他突然问那儿子道:“生病的是谁?”
  “我的母亲,”儿子回答。
  “快一年了,请不起郎中,也没钱买药吃。”老太太接口说,于是又诉起苦来:优待谷够三张嘴吃,可不够生病呢;哪又能不穿衣么,每年也有点额外的恤金,可是生活贵了呀,缝一件衣,光是线钱,就抵得从前两件衣。
  “妈妈的病,一半是急出来的,”儿子插嘴说,“今天听得喜讯,就精神得多呢!”
  “可不是!谢天谢地,到底是好好儿在那里,”老太太脸上的皱纹忽然像是展开了,显得庄严而虔诚,“菩萨是保佑好人的!张先生,你去打听,我们的海清向来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好人,我活了七十多岁,看见的多了,好人总有好报!”
  “可不是,好人总该有好报!”床上的病人也低声喃喃地说,像是在作祷告。
  现在张文安已经真正定了神。看见这祖孙三代一家三口子那么高兴,他也不能不高兴;然而他又心中惴惴不安,不敢想像他这谎万一终于圆不下去时会发生的情形。现在他完全认明白:要是他这谎圆不了,那他造的孽可真不小。这一点,逼迫他提起了勇气,定了心,打定主意,撒谎到底。
  他开始支支吾吾编造起关于陈海清的最近的生活状况;他大胆地给陈海清创造了极有希望的前途,他又将陈海清编派在某师某营某连,而且还胡诌了一个驻扎的地名。
  祖孙三代这一家的三个人都静静地听着,他们那种虔敬而感奋的心情,从他们那哆开的嘴巴和急促而沉重的鼻息就可以知道。张文安说完以后,这祖孙三代一家的三个人还是入定了似的,异常庄严而肃穆。
  忽然那位老祖母颤着声音问道:“张先生,你回来的时候,我们的海清没有请你带个信来么?”
  张文安又窘住了,心里正在盘算,一只手便习惯地去抚摸衣服的下摆,无意中碰到了藏在贴身口袋里那一叠钞票,蓦地他的心一跳,得了个计较。当下的情形,不容他多考虑,他自己也莫明其妙地兴奋起来,一只手隔衣按住了那些钞票,一只手伸起来,像队伍里的官长宣布重要事情的时候常有的手势,他大声说:“信就没有,可是,带了钱来了!”
  老祖母和孙儿惊异地“啊”了一声,床上的病人轻声吐了口长气。
  张文安胀红着脸,心在突突地跳,很艰难地从贴身口袋里掏出那一叠票子来,这还是半月前从师长手里接来后自己用油纸包好的原样。他慌慌张张撕破了薄纸,手指木僵地撂住那不算薄的一叠,心跳的更厉害,他的手指正要渐渐摸到这一叠的约莫一半的地方,突然一个狞笑掠过他的脸,他莽撞地站起来就把这一叠都塞在陈海清的儿子的手里了。
  “啊,多少?”那年青人只觉得多,却还没想到多的出乎他意料之外。
  张文安还没回答,那位老太太插嘴道:“嗯,这有五百了罢,海清……”可是她不能再说下去了,张文安的回答使她吓了一跳。
  “一千!”张文安从牙缝里迸出了这两个字。
  屋子里的祖孙三代都听得很清楚,但都不相信地齐声又问道:“多少?”
  “一千,够半条牛腿罢了。”张文安懒懒地说,心里有一种又像痛苦又像辛酸的异样感觉。
  “阿弥陀佛!”呆了一下,终于明白了真正是一千的时候,老太太先开口了,“他哪来这多的钱?”
  张文安转脸朝四面看一下,似乎在找一句适当的话来回答;可巧他的眼光碰着了挂在壁角的一副破旧的驮鞍,他福至心灵似的随口胡诌道:“公家给的,赔偿他的驮马。”“呵呵——”老太太突然梗咽了似的,说不下去,一会儿,她才笑了笑,对她的孙子说:“可不是,我说做好人总不会没有好报!”
  床上的病人低声在啜泣,那年青人捧着那些票子,老在发楞,不知道怎么好。
  张文安松一口气,好像卸脱了一副重担子,伸手捋去额角的汗珠,就站起来说道:“好心总有好报。这点儿钱,买药医病罢。”
  从这一家祖孙三代颤着声音道谢的包围中,张文安逃也似的走了。他急急忙忙走上山坡,直到望见了自己的村子,这才突然站住,像做梦醒来一般,他揉了下眼睛,自问道,“我做了什么?”然后下意识地隔衣服扪了扪贴身的口袋,轻声自答道:“哦,我总算把师长给的钱作了合理的支配了!”又回头望了下隐约模糊的陈家的草房,毅然决然说,“我应当报告师长,给他们查一查。”于是就像立刻要赶办“速件”似的,他一口气冲下坡去,巴不得一步就到了家。
                     1943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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