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卡巴伦躺在小床上半睁眼睛，看到倾斜的芦苇编的天花板。另一间屋子里传来吉他的弹拨声，仿佛是拙劣透顶的迷宫，音符无休无止地纠缠在一起然后又解开……他点点滴滴地回想起现实，回想起再也不能改变的日常事物。他并不惋惜地瞅着自己大而无用的躯体和裹在腿上的粗羊毛斗篷。窗户栏杆外面延伸着下午的平原；他睡了一觉，但天空仍旧很亮。他伸出左臂摸索，拿到了小床脚旁的青铜铃铛。他摇了一两下；门那边仍旧传来平淡的吉他声。弹奏的是一个黑人，一晚以歌手的身份出现，同另一个外地人比赛对歌。败下后，他仍然常来杂货铺，仿佛在等人似的。他拨弄着吉他消磨时光，可是不再唱了；也许对歌失败使他泄了气。街坊上已经习惯于那个不招惹是非的人。雷卡巴伦是杂货铺老板，他忘不了那次对歌的事；因为第二天他搬动几大捆马黛茶时，身体右侧突然动弹不得，话也不会说了。我们往往为小说人物的不幸一掬同情之泪，结果我们自己的不幸更伤心；然而倒霉的雷卡巴伦却不自怨自艾，他像以前忍受美洲的严峻和孤寂那样忍受了半身不遂的事实。他像动物一样只顾目前，现在他瞅着天空，心想月亮的红晕预示着要下雨了。
　　一个带印第安人特征的小孩（也许是他的种）半推开门。雷卡巴伦的眼神问他有没有主顾。小孩心领神会，打手势告诉他没有：那个黑人不算数。躺在床上的人独自待着；他用左手抚弄着铃铛，仿佛在施什么法力。
　　夕阳下面的平原有点虚幻，像是梦中所见。地平线上有个黑点起伏波动，越来越大，原来是个骑手，朝杂货铺，或者像是朝杂货铺跑来。雷卡巴伦看到帽子、深色的长斗篷、白花黑马，但是看不清骑手的脸。他终于减慢速度，让马小跑着来近。在一百六七十公尺远的地方拐了弯。雷卡巴伦看不见他了，只听到他说话的声音，他下了马，把马拴在柱子上，稳步走进杂货铺。
　　黑人似乎在吉他上寻找什么，没有抬眼，从容不迫地说：
　　“先生，我早知道你靠得住会来的。”
　　对方却粗声粗气地回答：
　　“我知道你也靠得住，黑家伙。我让你等了几天，可是我现在来了。”
　　静默了片刻。黑人终于说：
　　“我等惯了。我等了七年。”
　　对方不慌不忙地解释说：
　　“我七年多没有见到我的孩子们。那天我找到他们，我不愿意显得像是整天玩刀子的人。”
　　“我能理解，”黑人说。“你离开他们时，他们都好吧。”
　　外地人坐在柜台前，快活地笑了。他要了一杯白酒，尝了一口，没有喝光。
　　“我给了他们一些好的劝告，”他说。“劝告永远不会是多余的，并且不用花钱。除了别的事情外，我对他们说，人不该互相残杀。”
　　黑人拨了一下吉他，然后回答：
　　“你做得对。这一来他们不会学我们的样了。”
　　“至少不会学我的样，”外地人回道。接着他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补充说：“我的命运要我杀人，如今再一次把刀交到我手里。”
　　黑人似乎没有听到，自顾自说：
　　“秋天一到，白天越来越短了。”
　　“剩下的光线对我足够，”对方说着站了起来。
　　他在黑人面前站停，好像有点疲倦：
　　“让吉他安静一会，今天等着你的是另一种对歌。”
　　两人朝门口走去。黑人出门时喃喃说：
　　“这次我对歌也许和上次一样糟。”
　　对方认真地回道：
　　“上次你并不糟。问题是你急于参加第二次对歌。”
　　他们并排走着，离开房屋有一段距离了。平原上到处一样，月光皎洁。他们突然站住，对瞅着，外地人解下马刺。两人都把斗篷卷在前臂上，黑人说：
　　“我们交手之前，我有一个要求。希望你在这次格斗中拿出所有的勇气和奸计，正如七年前你杀我弟弟的那次一样。”
　　在他们的对话中，马丁·菲耶罗也许是第一次听到了仇恨的口气。他像挨了一鞭子似的，在血液里感到了。两人开始恶斗，锋利的刀刃闪电似的划去，在黑人脸上拉了一个口子。
　　傍晚有一个时刻，平原仿佛有话要说；它从没有说过，或许地老天荒一直在诉说而我们听不懂，或许我们听懂了，不过像音乐一样无法解释……雷卡巴伦躺在小床上看到了结局。一次冲击，黑人后退几步，没有站稳，佯装朝对方脸上剁去，手腕一转却直刺过去，捅进对方肚子。然后又是一下，杂货铺老板没有看清，菲耶罗没有起来。黑人一动不动，似乎守着他痛苦的垂死挣扎。他在草地上擦净那把染血的尖刀，缓缓向房屋走来，没有回头张望。他完成了报仇的任务，现在谁都不是了。说得更确切一些，他成了另一个人：他杀了一个人，世界上没有他容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