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快十一点了；我走进玻利瓦尔街和委内瑞拉街拐角处的一家杂货铺，如今那里是酒吧。角落里有人向我打了一个招呼。他的模样大概有点威严，我应声走了过去。他坐在一张小桌前；我不知怎么觉得，他面对一个空酒杯，一动不动地在那里已经坐了很久。他身材不高不矮，仿佛是个规矩的手艺人，或许是个老派的乡下人。稀稀拉拉的胡子已经花白。他像乡下人那样谨小慎微，连围巾也没有解掉。他邀我和他一起喝点酒。我坐下后同他攀谈起来。那是一九三几年的事。
　　那人对我说：
　　“先生，您不认识我，至多听人提起过我的名字，可我认识您。我叫罗森多·华雷斯。已故的帕雷德斯也许同您谈起我。那个老家伙自有一套，他喜欢撒谎，倒不是为了诓人，而是和人家开玩笑。我们现在闲着没事，我不妨把那晚真正发生的事讲给您听。就是科拉雷罗被杀那晚的事。先生，您已经把那件事写成了小说，我识字不多，看不了，但传说走了样，我希望您知道真相。”
　　他停了片刻，仿佛在梳理记忆，然后接着说道：
　　“人们总是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随着年岁的增长，看法逐渐变化。我那晚遇到的事却有点蹊跷。我是在弗洛雷斯塔西面的马尔多纳多区长大的。以前那里是条臭水沟，后来总算铺了路。我一向认为进步是大势所趋，谁都阻挡不了。总之，出身是自己无法决定的。我从没有想过要打听我的生父是谁。我的母亲克莱门蒂娜·华雷斯是个很正派的女人，替人洗熨衣服，挣钱湖口。据我所知，她是恩特雷里奥斯或者乌拉圭人；不管怎么样，我听她谈起她在乌拉圭的康塞普西翁市有亲戚。我像野草那样成长。学会了用烧火棍同别的小孩打斗。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迷上足球，足球是英国人的玩意儿。
　　“有一晚，一个叫加门迪亚的小伙子在杂货铺故意找我麻烦。我不理睬，但他喝多了，纠缠不清。于是我们到外面去比试比试；到了行人道上，他回头推开杂货铺的门，对里面的人说：
　　“‘别担心，我马上回来。’
　　“我身边总带着刀子；我们互相提防着，朝小河方向慢慢走去。他比我大几岁，和我打斗过好多次，我觉得他早就想杀了我。我挨着小巷的右边，他挨着左边。加门迪亚脚下给石块绊了一下摔倒了，我想也没想就扑了上去。我一刀拉破了他的脸，我们扭打在一起，难解难分，我终于捅到了他的要害，解决了问题。事后我发现我也受了伤，但只破了一点皮肉。那晚我懂得杀人或者被杀并不是难事。小河很远；为了节省时间，我把尸体拖到一座砖窑后面草草藏起。我匆忙中持下他手上的一枚戒指，戴到自己手上。我整整帽子，回到杂货铺，不慌不忙地进去，对里面的人说：
　　“‘回来的人似乎是我。’
　　“我要了一杯烧酒，确实也需要定定神。那时有人提醒我身上有血迹。
　　“那夜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天亮时才睡着。晨祷时分，两个警察来找我。我的母亲，愿她的灵魂安息，大叫大嚷。警察把我像犯人似的押走了。我在牢房里待了两天两夜。除了路易斯·伊拉拉以外谁也没有来探望，伊拉拉真是个患难朋友，可是他们不准我们见面。一天早晨，警察局长把我找去。他大模大样地坐在扶手椅里，看也没有看我就说：
　　“‘如此说来，是你干掉了加门迪亚？’
　　“‘那是您说的，’我回答。
　　“‘对我说话要称呼先生。别要花枪抵赖。这里有证人的证词和从你家里搜出的戒指。痛痛快快在供词上签字吧。’
　　“他把笔蘸蘸墨水，递给我。
　　“‘容我想想，局长先生，’我回说。
　　“哦给你二十四小时，让你在牢房里好好想。我不会催你。假如你执迷不悟，那你就到拉斯埃拉斯街的踏板上去想吧。’
　　“那时我自然不明白他指的是绞刑架。
　　“‘如果你签了字，在这里待几天就行了。我放你出去，堂尼古拉斯·帕雷德斯答应由他处理你的事。’
　　“他说是几天，结果过了十天之久。他们终于记起了我。我签了他们要我签的字据，两个警察中的一个把我带到加夫雷拉街。
　　“那里一栋房子门前的木桩上拴着几匹马，门厅和屋里的人乱哄哄的，比妓院还热闹。像是一个什么委员会。堂尼古拉斯在吸马黛茶，过了好久才答理我。他不紧不慢地告诉我，我给派到正在准备竞选活动的莫隆去。他把我推荐给拉斐勒先生，请他试用。写介绍信的是一个穿黑衣服的小伙子，据说是写诗的，老是写一些妓院题材的乌七八糟的东西，层次高的人不感兴趣。我谢了他对我的关照，走出那个地方。到了拐角处，警察就不跟着我了。
　　“一切都很顺利；老天知道该干什么。加门迪亚的死起初给我找了麻烦，现在却为我铺了一条路。当然，我现在给捏在当局的掌心。假如我不替党办事，他们会把我重新关进去，不过我有勇气，有信心。
　　“拉斐勒先生告诫我说，我跟着他要规规矩矩，干得好，有可能充当他的保镖。我应该用行动证明。在莫隆以及后来在整个选区，我没有辜负头头们的期望。警察局和党部逐渐培养了我作为硬汉的名气；我在首都和全省的竞选活动中是个不可多得的人物。当时的竞选充满暴力；先生，我不谈那些个别的流血事件了，免得您听了腻烦。那些激进派叫我看了就有气，他们至今还捧着阿莱姆①的大腿。人人都尊敬我。我搞到一个女人，一个卢汉娘们，和一匹漂亮的栗色马。我像莫雷拉那般炙手可热，风光了好几年，其实莫雷拉最多算是马戏团里的高乔小丑。我沉湎于赌博喝酒。
　　①阿莱姆（1842—1896），阿根廷律师、政治家、激进公民联盟领袖，领导了1890年推翻华雷斯·塞尔曼总统的革命。
　　“老年人说话呷唆，不过我马上要谈到我想告诉您的事了。不知道我有没有和您提过路易斯·伊拉拉。我的一个交情极深的朋友。他上了岁数，干活没得说的，对我特好。他当年也干过委员会的差事。平时凭木工手艺吃饭。他从不找人家麻烦，也不容人家找他麻烦。有一天早晨，他来看我，对我说：
　　“‘你大概已经听说卡西尔达踹了我的事吧。把她从我身边夺走的人是鲁菲诺·阿古莱拉。’
　　“我在莫隆同那家伙有些过节。我回说：
　　“‘不错，我认识。阿吉莱拉几兄弟中间他算是最上路的。’
　　“‘不管上不上路，你现在得帮我对付他。’
　　“我沉吟了一会儿，对他说：
　　“‘谁也夺不走谁。如果说卡西尔达踹了你，那是因为她爱上鲁菲诺，你已经不再在她眼里了。’
　　“‘别人会怎么说？说我窝囊？’
　　“‘我的劝告是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也不要去理会一个已经不爱你的女人。’
　　“‘我并不把她当一回事。对一个女人连续想上五分钟的男人算不上汉子，只能算窝囊废。问题是卡西尔达没有良心。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她说我老了，不中用了。’
　　“‘她对你说的是真话。’
　　“‘真话让人痛心。我现在恨的是鲁菲诺。’
　　“‘你得小心。我在梅尔洛见过鲁菲诺打架。出手快极了。’
　　“‘你以为我怕他吗？’
　　“‘我知道你不怕他，但你得仔细考虑。反正只有两条路：不是你杀了他，去吃官司；就是他杀了你，你上黄泉路。’
　　“‘确实是这样。换了你会怎么做？’
　　“‘不知道，不过我这辈子不算光彩。我年轻时不懂事，为了逃避坐牢，成了委员会的打手。’
　　“‘我不想做什么委员会的打手，我想报仇。’
　　“‘难道你放着安稳日子不过，却为了一个陌生人和一个你已经不喜欢的女人去担风险？’
　　“他不听我的，自顾自走了。不久后，听说他在莫隆的一家酒店向鲁菲诺挑衅，在鲁菲诺手下丧了命。
　　“他自找死路，一对一地、公平地被人杀了。作为朋友，我劝告过他，但仍感到内疚。
　　“丧礼后过了几天，我去斗鸡场。我一向对斗鸡不感兴趣，那个星期天更觉得恶心。我想，那些鸡自相残杀，血肉模糊，又是何苦来着。
　　“我要说的那晚，也就是我故事里最后的那晚，我和朋友们约好去帕尔多跳舞。过去了那么多年，我还记得我女伴穿的花衣服的模样。舞会在院于里举行。难免有些酗酒闹事的人，但我安排得妥妥帖帖。午夜十二点不到，那些陌生人来了。其中一个叫科拉雷罗的，也就是那晚被害的人，请在场所有的人喝了几杯酒。事有凑巧，我们两人属于同一类型。他不知搞什么名堂，走到我面前，开始捧我。他说他是北区来的，早就听说我的大名了。我随他去说，不过开始怀疑起来。他不停地喝酒，也许是为了壮胆吧，最后说是要同我比试一下。那时谁都弄不明白的事发生了。我在那个莽撞的挑衅者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感到羞愧。我并不害怕；如果害怕，我倒出去和他较量了。我装着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他凑近我的脸，大声嚷嚷，故意让大家听见。
　　“‘敢情你是个窝囊废。’
　　“‘不错，’我说。‘我不怕做窝囊废。你高兴的话还可以对大家说，你骂过我是婊子养的，朝我脸上啐过唾沫。现在你舒服了吧。’
　　“那个卢汉娘们把我插在腰带里的刀子抽出来，塞进我手里。她着重说：
　　“‘罗森多，我想你非用它不可了。’
　　“我扔掉刀子，不慌不忙地走了出去。人们诧异地让开。我才不管他们是怎么想的。
　　“为了摆脱那种生活，我到了乌拉圭，在那里赶大车。回国后。我在这里安顿下来。圣特尔莫一向是个治安很好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