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长篇小说是斯·茨威格的遗稿，于一九八二年由法兰克福S·费歇尔出版社首次出版，本译本曾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时书名译为《富贵梦》。
奥地利的每个乡村邮电所都差不多：知其一而尽知其他。它们都是在弗兰茨·约瑟夫时代①仰仗同一笔经费、用同样寥寥可数的陈设装点起来或不如说划一起来的，处处显示出官府财政衙门那种不耐烦的神气，就是走到极为偏僻的、嗅得到冰川气息的蒂罗尔②山村，也处处清一色地散发着一闻便知的奥地利旧衙门气味：冷冰冰的烟草味和积满尘土的文牍霉味。到处是千篇一律的布局：一道中间装着玻璃板的木板墙把房间按严格规定的比例分成两半：一边谁都可以进来，另一边则是公务重地。国家不怎么欢迎它的公民在人人可以进入的那一侧滞留较长时间，这一点从那里既无落座处也不提供任何别的方便上看，就一目了然了。在公众区域内，惟一的家具多半只是一张颤巍巍的、瑟瑟缩缩倚墙而立的斜面写字台，铺在上面的那块破旧不堪的油布，被不可胜数的斑斑墨迹染成了乌黑色——虽然谁也记不起那嵌进桌面的墨水瓶中除了积满灰尘、干得无法蘸写的一团浓浆之外还见过什么别的东西。如果这张桌上的笔槽里偶尔放着一杆钢笔，那也肯定是断了笔尖的，根本无法书写。对于美观，节俭的国库也像对陈设一样毫不关心：自打共和国③从墙上取下了弗兰茨·约瑟夫的肖像以来，现在顶多可以把贴在肮脏的石灰墙上那些刺眼的广告画说成是屋内的艺术装饰品了。这些大红大绿的招贴，还在那里为早已过时的展览会招待观众，或者为彩票招揽生意；在某些边远局所，甚至还有宣传购买战时公债券的④。这些廉价壁饰，充其量再加上一张无人理睬的“禁止吸烟”的张贴，便是国家在公众室内表现出的全部慷慨了。
①弗兰茨·约瑟夫时代，指奥地利皇帝（1848-1916）、匈牙利国王（1867-1916）弗兰茨·约瑟夫一世（1830-1916）统治时期。
②蒂罗尔，奥地利西南州名，地势高，阿尔卑斯山横贯命境，一九一八年南部划归意大利。
③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奥地利成立共和国。
④此时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八年。
界栅另一侧的景象，倒颇有几分令人肃然起敬。在这里，国家在一块小小的地盘上十分密集地、象征性地、清清楚楚地展示着它的权力和幅员。屋子一角放着一只铁钱柜，从窗户加了铁栅可以推测，那柜里的确经常收藏着可观的财富。一架有活动底座、擦得锃亮的黄铜莫尔斯电报机，是室内的豪华奢侈品。相形之下，旁边那台放在黑色镍制托架上的电话就逊色多了，仅仅这两件为屋子增添着某种喜气和敬畏感的物品就占据了较大的空间，因为是它们接上铜丝以后把这个偏僻的小镇同全国广大地区联结在一起。不过这样一来，其他邮政用品和器具就只得委屈一下了。称邮包的磅秤、信袋、书籍、文件夹、账簿和登记册，还有哗啦作响的存放邮资的圆筒、天平、砝码、黑的蓝的红的和淡紫色的铅笔、回形针、夹子、绳子、印油、海绵、吸墨器、胶水、小刀、剪子和裁纸刀——这些邮政业务所需的五花八门的用具，乱糟糟地堆在写字台上两尺见方的小块地盘上。在那许多抽屉、柜子里放着多如牛毛的、不断更新的大叠大叠纸张和表格。然而这种表面的铺张和阔气，实际上只是眼睛的错觉罢了。原来，国家对于它这些不值钱的用品，每一件都是暗中记录在案，毫不含糊的，从用剩的铅笔头到撕破的邮票，从残破的吸水纸到铁皮洗手池中被水漂走的肥皂片，从公务室照明的灯泡到锁门的钥匙，无论是在使用着的还是已经报废的，国库都要求它的雇员——登记造册，不得有半点马虎。铁炉子旁边挂着一张用打字机打印的详尽的物品清单，上面加盖了公章，再加上一个字迹潦草得无法辨认的署名，这就使它具有了权威的力量，它用铁面无私的数字，将邮务所内哪怕最小、最不值钱的公务用品全部开列出来。凡是清单上没有的物品，一律不得放在公务室内。反之，清单上开列的任何物件，则必须放在室内，随时可以拿到手。这是公务、规章和法度的要求。
严格说来，这张打印的物品清单还应该包括一个人。这个人每天早晨八点钟推开窗口玻璃板，使那些原本没有生命的用具活动起来。他打开邮袋、加盖邮戳、支付汇款、开收据、称邮包，他用蓝红黑各色铅笔在纸上书写那些稀奇古怪的符号，他拿起电话听筒、摇动莫尔斯电报机手柄。但也许是出于某种照顾吧，这位多半被公众称为邮政助理或邮务官的某君并未列入这张硬纸清单。他的大名记录在另一张公文纸上，放在邮政管理局另一个科室的另一个抽屉里，然而同样是经过严格审查、核实，有案可查的。
这间笼罩在雄鹰纹章的神圣气氛中的邮政办公室，从来也没有发生什么显著的变化。自然界永恒的生灭法则，碰到国库的围墙也会撞个粉碎；屋外四周树木从开花到秃枝，小孩长大成人，老人离开人世，旧房衰败坍塌，新楼拔地而起，可是公务所却以它永世不变的气派，昭示着它那超乎自然的神奇力量。你看，在这块领地上的每样东西，不论是用旧了的或丢失的，还是磨损变形而报废的，经过向上司呈报之后又补发同样的一件，从而为变化多端的世界作出榜样，显示出国家的优越性。内容更换了，外形却依旧，墙上挂着一份日历，每天撕掉一张，一周七张，一月三十张，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变成一张薄纸，用完，就报领一本新的，同样纸型，同样大小，同样规格：这就是说，新的一年来到了，可日历还是原样，桌子摆着一本分栏结算账册。左边一页数字写满了，就在右边一页接着写上累计数字，这样一页页写下去。到最末一页写满，账册用完，便开始一本新的：同样类型，同样大小，同前一本毫无区别。今天消失的，明天又出现，千篇一律，就像每天上班那样，所以，那同一张木板桌面上总是摆着那些东西，毫无变化，老是那些一色一样的纸张、铅笔、直尺、表格，无休止地在更换，但始终是同样的东西。在国库属下的这间屋子里，既无所失亦无所得，主宰这里的是没有花开花落的、一成不变的生活，或者不如说是一成不变的、持续不断的死亡更为确切。在这批形形色色的物品中，所不同的只是损耗和更新的疾徐，而不是它们的命运。一支铅笔可使用一星期，然后便有一支新的、完全相同的取而代之。一本邮政记事册可使用一个月，一只灯泡三个月，一本日历一年整。为藤椅规定的更换期是三年，为坐在这把椅子上蹉跎岁月的某君呢，估计是三十至三十五年，届时将有另外一位某君被安插到这把椅子上，说到底，没有什么差别。
一九二六年，在离维也纳约有两小时火车路程、距克雷姆斯市①不远的一个小小村镇——克莱因赖芙林的邮务所里，“公务员”这个可更换的设备部件是位女性，而且，由于本所属于邮政系统一个较低的等级，她的官方职称叫做邮务助理。透过窗玻璃，只能窥见她那使人顿生爱慕之心的文静的少女侧影。她嘴唇略嫌单薄，脸色苍白，眼圈下面一抹淡淡的灰色；晚上，当她照例打开那驱除昏暗的电灯时，如果细看，会发现她的前额和鬓角已有一些皱纹了，然而无论如何，同窗台上的锦葵和她今天放在铁皮洗手池里的一大把杜松枝比较起来，她终究是克莱因赖芙林邮务所诸多物品中最富生机的一件，看来至少还可以让公家使用二十五年。那只手指苍白的娇小的手，还要成千上万次地将那格格作响的玻璃板推起、放下。它还能以同样机械的动作，将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封信扔到邮戳台上，几十万、几百万次地将蘸了黑色印油的黄铜邮戳砰砰盖在邮票上，也许那熟练的腕子会越来越灵巧、越来越机械化，动作会越来越变成下意识的、越来越不受中枢神经支配，几十万封都是不同的信，然而终究是信；邮票也不是同一张，但都是邮票，日子不断过去，今天不是昨天，明天不是今天，可都是同样的一天：从八点到十二点，从两点到六点。在这宇宙万物不断新陈代谢、新旧更迭的年月里，公务却始终不变，永远是老样子。
①克雷姆斯，多瑙河畔奥地利古城，在维也纳西七十余公里。
在这万籁俱寂的夏日上午，坐在小玻璃窗后面的头发浅黄的女邮务助理也许正沉浸在这一类遐想之中，也许她只是在慵懒发呆。总之，她那无所事事的双手已从桌上滑落在怀里，一动不动地交叉着，显得瘦削、疲惫、苍白。在这赤日炎炎、火烧火燎的七月天的中午，克莱因赖芙林邮务所不必担心有多少事要做，早班邮件已经处理完毕，信件早已由那个嘴里时时嚼着烟叶的驼背邮差辛特费尔纳送到各家各户，天黑以前工厂不会再送包裹和货物样品来办托运，要说写信吧，农民这会儿是既无兴致又无时间。他们靠头上戴着大宽檐草帽遮蔽烈日，此时正在镇外老远的葡萄园里耙地。孩子们现在也不上学，光着腿在小河里追逐嬉戏，邮务所门前那一块块鼓鼓的路石，在中午时分灼热似火的骄阳下空荡荡地静卧着。现在要能在家里小憩，做个清梦该有多好！放下来的百叶窗提供了人工的荫凉，纸张、表格都在它们各自的抽屉和架上入睡了，电报机和电话机，在朦胧的金色光线中懒洋洋地、有气无力地微微闪光，寂静宛如一层厚厚的金色尘雾覆盖着所有物品，只有蚊子发出的像小提琴一般尖细的嘤嘤声和一只褐色黄蜂发出的像大提琴一般低沉的嗡嗡声，在关闭着的几扇窗户间演奏着一种小人国的夏日乐曲。这间凉快的屋子里惟一不停地运动着的东西，是挂在墙上两个窗子之间的镶着木框的挂钟。它每秒钟轻轻嘀嗒一声，就吞掉一滴时间，但是，这微弱、单调的声响与其说在唤醒人，不如说催人入睡。女邮务助理就这样在一种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的半麻醉状态中，在她四周那个小小的沉睡的世界包围中木然闲坐着。她本想做点手工活，这从她准备好的缝衣针和剪刀便可以看出来。但那没有完成的针线活皱成一团滑落在地上，她不想把它拾起来，也懒得费这点力气。她浑身放松、呼吸十分平缓地仰身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尽情地领略着这种无所事事怡然自得之感——一种不可多得的美妙感受。
这时，突然“嗒”的一声使她猛地惊醒过来。接着是更响亮、更清脆、更急切的嗒、嗒、嗒声。莫尔斯电报机像挣脱羁绊的小鹿东突西撞，闹钟也丁零零响起来。这意味着：一份电报——克莱因赖芙林镇的稀客——在钟鼓齐鸣中驾临了！女邮务助理猛的一下摆脱了懒洋洋、软绵绵的精神状态，一个箭步来到电报机旁，装上了纸带。她几乎还没有看清电码头几个字，便觉心潮腾涌，热血一直升到发根。因为，自打她在这里工作以来，她还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电报纸上！她一遍又一遍翻来覆去读着这打好的电文，一点也摸不着头脑。这是怎么回事呀？有什么事？是谁从蓬特雷西纳①给自己拍来电报？“奥地利，克莱因赖芙林，克丽丝蒂娜·霍夫莱纳：竭诚欢迎，随时等待你，日期不拘，行前电告抵达时间即可。祝好！克莱尔及安东尼。”她寻思着：等着她去的这位安东尼是谁呢？是女的还是男的？是哪个好友同她开个好心的玩笑吧？可是接着她突然想起，好几个星期前妈妈就对自己讲过，说姨妈今年夏天要到欧洲来，对了，她是叫克拉拉②呀。还有安东尼，这准是她丈夫的名字，只不过妈妈一直管他叫安东。唔，现在她记得更清楚了，几天前不正是自己亲手把一封瑟堡③的来信交给了妈妈，而妈妈总是做出一副神秘的样子，丝毫没有透露信的内容吗？然而电报分明是打给自己的，这又怎么解释？难道竟是要她上蓬特雷西纳到姨妈那儿去？这可是从来没有说起过的呀。于是她盯着这张还没有贴到信纸上去的纸条、这份她在这里接到的第一封打给自己的电报，一遍又一遍地、好奇地、将信将疑地、心神慌乱地、茫然不知所措地读着这张奇怪的字条。不，决不能等到中午了。她得马上去问妈妈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她下狠心拿起钥匙，锁上邮局大门，向街对过自己的住处跑去，激动中竟忘记关上电报机的制动手柄。于是，在这间空无一人的房间里，那黄铜电报机打字键就在空白纸带上不断嗒、嗒、嗒地空打下去，仿佛气呼呼地对人们忽视它的存在表示愤慨。
①蓬特雷西纳，瑞士旅游、疗养胜地。
②克拉拉，即克莱尔的德语称呼。
③瑟堡，法国科唐坦半岛著名港口。
电报的迅速每每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它往往比人们的思想还快。你看，像一道无声的白晃晃的闪电照进奥地利死气沉沉的公事房的这几行字，是仅仅几分钟前才在距此有三国之遥的恩加丁①地方，在龙胆般纯净的天空下，在那使人神清气爽的、淡淡的蓝色冰川的阴影中写的，现在，发报人填写的电报表格还墨迹未干，而电报的内容和呼唤已经如迅雷一般袭入一颗震惊的心了。
①恩加丁，著名的疗养胜地，蓬特雷西纳即属上恩加丁。
那个地方发生了如下的事情：安东尼·凡·博伦，荷兰籍，多年定居美国，在南部诸州经营棉花生意。好了，这位安东尼·凡·博伦，一个脾气温顺、不动感情的人，严格说来是个地地道道的凡夫俗子，刚刚在皇宫宾馆那阳光灿烂的、有着一色落地玻璃窗的露台上用完了早点。此刻他正在给这顿早餐锦上添花，悠然地抽起他那装在特制密封烟盒里从原产地带来的、粗大的深褐色哈瓦那雪茄。为了带着一个抽烟行家那种老练的、赛过“活神仙”的感受品尝最为沁人心脾的第一口烟，这位略微发胖的先生把腿高高抬起，放在对面一张藤椅上，然后展开《纽约先驱报》那巨帆般的大张方纸，在行情、汇率、经纪新闻的茫茫字海上开始遨游了。他的夫人克莱尔，从前的称呼是极为普通的克拉拉，坐在他斜对面，在百无聊赖地把每天早晨的柚子切成小块。她根据多年的经验，知道想用谈话攻破她丈夫每天早上树起的这堵纸墙是毫无成功希望的。所以，当头戴褐色小帽、长着红啧啧的脸蛋、举止有些滑稽的旅馆侍者突然拿着晨邮径直冲她走来时，她心里对此毫无反感，托盘上只有一封信。尽管如此，这封信的内容显然使她心情十分激动，因为她竟然忘记了多次的教训，开口去打断她丈夫的早读了：“安东尼，你听我说一句话。”她请求道，报纸纹丝不动。“安东尼，我不想打扰你，我只要你听我说一句话，这事挺急呢。Mary①——”她无意间用英语说出这个名字来，“Mary刚刚来信说她不能来了。她说她真的很想来，可就是心脏不好，唔，简直很糟糕。医生说，海拔两千米的高原她会经受不住的。这件事根本不能考虑，可是如果我们同意，她想让克丽丝蒂娜来我们这里呆两个星期。你一定还记得吧，是最小的、头发金黄的那个孩子，战前有一回你还收到过她一张照片呢，她在一家邮局工作，还没有正经休过假，如果现在她提出申请，马上就能得到批准。信上又说，孩子在过了这么些年后能‘到你身边给你、亲爱的克拉拉，和敬爱的姨爹请安’，当然是太高兴啦，等等，等等。”
①Mary，即德语Marie（玛丽）的相应的英语称呼。
报纸仍然不动，克莱尔急了。“喂，你到底是什么意见，要不要让她来呀？……到这里来呼吸几天新鲜空气对这可怜的孩子恐怕是不会有什么害处的，说到底，这也是应该做的事。我既然已经到了这里，无论如何总该见见我姐姐的孩子，我们同姐姐家简直没有什么联系了，我打算让她来，你不反对吧？”
报纸微微一动，发出一点点窸窣声，一个圆圆的、蓝莹莹的哈瓦那雪茄烟圈从报纸的白边后面冉冉升起，然后，才听见那沉重、冷漠的声音：“Not at all，Why should I？①”
①英语：一点不反对，我怎么会反对呢？
这一言简意赅的表态，结束了这场谈话，同时也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中断了几十年的联系，就这样又重新恢复了。因为，虽然姓名里的“凡”字——在荷兰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姓氏罢了——听起来简直有点贵族味道①，虽然夫妇间是用英语交谈，但这位克莱尔·凡·博伦夫人不是别人，正是玛丽·霍夫莱纳的妹妹，从而毫无疑义地是克莱因赖芙林女邮务助理的姨妈。她在四分之一世纪多的时间以前就离开了奥地利，这是一个不大光彩的故事中的一段插曲。这件往事，如今只在她脑海里留下依稀的记忆（人的记忆力总是很照顾人的），她姐姐也从未对女儿们讲过事情的细节。但当时这一事件的确曾经闹得满城风雨，如果不是某些聪明人的妙手扭转了局势，从而使这耸人听闻的事件得不到新的资料补充，就不知道还会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了。那时的克莱尔·凡·博伦夫人不过是菜市区一家华贵时装店的时装小姐克拉拉，一个普普通通的时装模特儿。然而，当时体态轻盈、顾盼多情的她，竟把一位陪伴夫人前来试衣的年近半百的木材厂老板弄得神魂颠倒。短短几天内，这位养尊处优的富商阔老，以一个惟恐赶不上末班车的人那种拼命狂奔的劲头，迷恋上了丰腴、活泼的金发时装女郎，而他那种即便在富有人家也算得上是异乎寻常的慷慨大方，又使他的追求进展得颇为神速。不久之后，十九岁的时装小姐克拉拉，就已经可以穿着原先她只有资格在镜子前穿上给好挑剔、多半眼光很高的顾客观赏品评，如今已是自己财产的那些最最漂亮的衣裳和皮外衣，坐在旅馆的讲究马车里在大街上兜风了。这怎么能不使她的正派亲友们感到十分气愤？她愈是穿得华美，这位韶华已过的恩主就愈加喜欢她：而这位被突如其来的桃花运弄得神魂颠倒的老板愈是爱她，就愈加流水般地花钱打扮她。短短几个星期，她就使他销魂到如此地步，以致他已经在一位律师那里极为秘密地办理离婚手续，她只差几步路就将成为维也纳最富有的女人之一了。——可就在这时，得到匿名信告急的老板太太采取了一个断然的鲁莽行动，搅乱了一切，她为三十年的平静婚姻突遭破坏、为自己像一匹瘸腿老马被甩开而妒火中烧。盛怒之下，她买了一支手枪，突然袭击了这对正在一家新开张的旅馆幽会的、年龄悬殊的情侣。狂怒中她二话没说，瞄准这个破坏她的幸福婚姻的女人连开两枪，一枪未命中，另一枪击中她的上臂。虽说事后证明伤势很轻，但随枪声而起的这类事常有的结果却十分令人难堪：慌忙跑来的邻居、从打破的窗子传出的大声呼救、砸开的门、这个晕倒那个昏过去、抢救的忙乱、请医生、叫警察、作案情记录，在这一切之后的，便是那好像不可避免的出庭审判，由于害怕丑事传扬，所有的当事人都忧心忡忡。幸而有钱人不光在维也纳，而是处处都有诡计多端的律师，善于遮掩令人恼火的各种桃色案件，他们当中久经考验的老手、司法顾问卡尔普鲁斯快刀斩乱麻，立时制止了事态向着令人不寒而栗的方向进一步扩大，他客客气气地把克拉拉请到自己的办事处。她来了，穿着极为人时，臀上缠着花哨的绷带，满怀好奇地看一份律师拟就的合同书，该合同书要求她在提审证人之前动身去美国，在那里，除得到一笔一次性的赔偿金之外，如果她不把事情张扬出去，将可以连续五年每月月初从一位律师处得到一笔钱。在这件丑事发生之后，克拉拉本来也无心继续在维也纳当时装女郎，加之现在她又被家里赶了出来，所以，平心静气读完了写满四大张纸的合同书，迅速估算了钱的总数，认为数额高得出人意料，又顺口加了一条一千盾的要求。这笔钱人家也同意给她了，于是，她莞尔一笑，在合同上签上字，接着就远渡重洋，对自己的决定丝毫不后悔。在飘洋过海途中，就出现了好些择偶的可能，不久之后又来了一个决定自己命运的机遇：在纽约的一家旅馆里她认识了她的凡·博伦，当时还仅仅是荷兰某出口公司的小小的代办商。然而他当机立断，用她带来的这一小笔他万万没有料到竟有一段罗曼蒂克来源的资本，在美国南方开始了独立经营。三年后他们有了两个孩子，五年后有了一所房子，十年后有了一份相当可观的产业，这份产业在战争期间，不像在欧洲，战争会把你辛苦挣来的东西残酷地践踏成齑粉，而是在其他各大洲大大增值了。现在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而且精明能干，已成为父亲商号里的得力帮手，所以二老可以在多年辛苦之后心安理得地、无忧无虑地作一次舒坦的欧洲旅行。说也奇怪：此时此刻，当瑟堡那平缓的河床从朝雾中逐渐显现出来，在闪电般迅速的一刹那间，克莱尔骤然感到自己对家乡的感情大变了。在内心深处她早已成了美国人，然而现在仅仅从眼前这片土地已是欧洲这一事实，她就感受到一阵突如其来的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强烈怀念：夜里她梦见那些带栏杆的小床，她和姐姐童年时就肩挨肩地在那上面睡觉，此刻，成百上千件细小的事情又在脑海里浮现，猛然间，她为自己多年不曾给她那贫穷、寡居的姐姐写过只言片语而深感羞愧。这种感情使得她坐卧不宁；于是船一靠码头她就发出一封信，附上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邀请姐姐到这里来。
①荷兰姓氏中的“凡”（van）同德、奥贵族姓氏中的“封”（von）发音接近，因而说有点贵旅味道。
现在既然要将这一邀请改为向外甥女发出，凡·博伦太太轻轻一摆手，一个穿深褐色号衣的侍者便流星般迅捷地跑到跟前，略微示意之后，就去取来了电报单，然后紧了紧号帽，拿着填写好的电报单像离弦的箭一般飞奔邮局而去。几分钟后，电码符号便从嗒嗒响的莫尔斯电报机跳上屋顶，进入那微微摇曳的铜线，比铿铿的列车还快，较之扬起滚滚黄尘的汽车更是迅速无比，仅仅一个电火闪光，这信息便驰过了千里导线。瞬息间，它越过国界；瞬息间，它穿过阿尔卑斯山的重峦叠蟑、蕞尔小国列支敦士登、千壑万谷的蒂罗尔，瞧，这几个神奇地幻化为电波的字眼已从冰川之巅咝咝呼啸着直奔多瑙河谷，在林茨进入了变换器。只休息了几秒钟之后，用比说出“快”字更快的速度，这条信息便通过装在克莱因赖芙林邮局屋顶上的接线柱冲入那惊恐的接收机，又从那里进而闯入一颗惊讶、惶惑的心，把它淹没在一股巨大的好奇的热流之中。
横过街口，又拐一个弯，走上那昏暗的、又窄又陡的木楼梯，克丽丝蒂娜便到家了——这是盖在一座狭小的农家宅院上的、仅有一扇矮小窗户的合用阁楼。毗邻的一道冬天能挡雪的长长前伸的人字墙，使最顶层白天也见不到一线阳光，惟有在黄昏时分，间或有一抹淡淡的孱弱的光爬上窗台，才能照到那盆天竺葵上。所以，这间幽暗的阁楼小屋里总是散发着一股潮湿的霉味，一股来自发霉的屋脊和床单的气味，陈年的怪味如同霉菌那样附着在屋梁上。在以往的太平年月，这间简陋小室也许只当储藏室用。然而战争年代的严重房荒，使人非常知足，只要能容两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旧柜子支在四堵墙中间就谢天谢地了。甚至那张祖传的皮沙发，也因为太占地方而廉价卖给了旧货商，这件事，后来证明是大大失策，因为，现在每当霍夫莱纳老太太那双水肿的脚出问题时，就只剩下床是她惟一的休息处所了。
这两只肿成大嘟噜的病腿缠着法兰绒绷带，下面露出股股十分危险的青筋，这些累赘，是这位劳累过度过早衰老的妇女在一家战地医院当了两年管理员、成天守在一间潮湿的小屋里留下的纪念。有什么法子，得挣钱糊口啊！打那时起，她一走路就气喘嘘嘘，每次干点力气活或是心情激动时，这个肥胖的女人会突然感到心口阵阵疼痛。她知道自己活不长了。因此，帝国被推翻①以后，她那个在政府供职、有个参事头衔的小叔子在当时还很混乱的局势下及时为克丽丝蒂娜捞到个邮务助理位置，就是莫大的幸事了。虽说薪金微薄，又在一个十分偏僻的小镇，然而不管怎么说，这总意味着生活有了一点点保障，上有片瓦，下有喘息之地。大小刚够栖身，或者不如说，这是让人习惯于将来钻进那口更狭小的棺材。
①指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匈帝国解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