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即二十世纪下半叶第一年第一个月第一个星期。说是有纪念性的日子也未尝不可。这样，我有了“初”这样一个名字。不过除此之外，关于我的出生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父亲是一家大证券公司的职员，母亲是普通家庭主妇。父亲曾因“学徒出阵”（译者注：“学徒出阵”：特指二战末期日本下令在籍学生直接入伍参战。）被送去新加坡，战后在那里的收容所关了一段时间。母亲家的房子在战争员后那年遭到B—29的轰炸，化为灰烬。他们是被长期战争所损害的一代。
但我出生时，所谓战争余波几乎已经没有了。住处一带没有战火遗痕，占领军的身影也见不到了。我们住在这和平的小镇上由父亲公司提供的住宅里。住宅是战前建造的，旧是旧了些，但宽敞还是够宽敞的。院子里有高大的松树，小水池和石灯笼都有。
我们居住的镇，是十分典型的大都市郊外的中产阶级居住地。那期间多少有些交往的同学，他们全都生活在较为整洁漂亮的独门独户里，大小之差固然有之，但都有大门，有院子，院子里都有树。同学们的父亲大半在公司工作，就是专业人士。母亲做工的家庭非常少见。大部分人家都养猫养狗。至于住宿舍或公寓里的人，当时我一个也不认识。后来虽然搬到了邻镇，但情形大同小异。所以，在去东京上大学之前，我一直以为一般人都系领带去公司上班，都住着带院子的独门独户，都养猫养狗。无从想象——至少不伴随实感——此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每家通常有两三个小孩。在我所生活的世界里两三个是平均数目。我可以在眼前推出少年时代和青春期结识的几个朋友的模样，但他们无一不是两兄弟或三兄弟里的一员。不是两兄弟即是三兄弟，不是三兄弟即是两兄弟，简直如刻板印刷一般。六七个小孩的家庭诚然少，只有一个小孩的就更少了。
不过我倒是无兄无弟只我自己。独生子。少年时代的我始终为此有些自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自己可谓特殊存在，别人理直气壮地拥有的东西自己却没有。
小时候，“独生子”这句话最让我受不了，每次听到，我都不得不重新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这句话总是把指尖直接戳向我：你是不完整的！
独生子受父母溺爱、体弱多病、极端任性——这在我居住的天地里乃是不可撼动的定论，乃是自然规律，一如山高则气压下降、母牛则产奶量多一样。所以我非常不愿意被人问起兄弟几个。只消一听无兄无弟，人们便条件反射般地这样想道：这小子是独生子，一定受父母溺爱、体弱多病、极端任性。而这种千篇一律的反应使我相当厌烦和受刺激。但真正使少年时代的我厌烦和受刺激的，是他们所说的完全属实。不错，事实上我也是个被溺爱的体弱多病的极端任性的少年。
我就读的学校，无兄无弟的孩子的确罕有其人。小学六年时间我只遇上一个独生子，所以对她（是的，是女孩儿）记得十分真切。我和她成了好朋友，两人无话不谈，说是息息相通也未尝不可。我甚至对她怀有了爱情。
她姓岛本，同是独生子。由于出生不久便得了小儿麻痹，左腿有一点点跛，并且是转校生（岛本来我们班是五年级快结束的时候）。这样，可以说她背负着很大的——大得与我无法相比的——精神压力。但是，也正因为背负着格外大的压力，她要比我坚强得多，自律得多，在任何人面前都不叫苦示弱。不仅口头上，脸上也是如此。即使事情令人不快，脸上也总是带着微笑。甚至可以说越是事情令人不快，她越是面带微笑。那微笑实在妙不可言，我从中得到了不少安慰和鼓励。“没关系的，”那微笑像是在说，“不怕的，忍一忍就过去了。”由于这个缘故，以后每想起岛本的面容，便想起那微笑。
岛本学习成绩好，对别人大体公平而亲切，所以在班上她常被人高看一眼。在这个意义上，虽说她也是独生子，却跟我大不一样。不过若说她无条件地得到所有同学喜欢，那也未必。大家固然不欺负她不取笑她，但除了我，能称为朋友的人在她是一个也没有。
想必对他们来说，她是过于冷静而又自律了，可能有人还视之为冷淡和傲慢。但是我可以感觉出岛本在外表下潜伏的某种温情和脆弱——如同藏猫猫的小孩子，尽管躲在深处，却又希求迟早给人瞧见。有时我可以从她的话语和表情中一晃儿认出这样的影子。
由于父亲工作的关系，岛本不知转了多少次校。她父亲做什么工作，我记不准确了。她倒是向我详细说过一回，但正如对身边大多数小孩一样，我也对别人父亲的职业没什么兴趣。记得大约是银行、税务或公司破产法方面专业性质的工作。这次搬来住的房子虽说也是公司住宅，却是座蛮大的洋房，四周围着相当气派的齐腰高的石墙，石墙上连着常绿树篱，透过点点处处的间隙可以窥见院里的草坪。
岛本是个眉目清秀的高个子女孩，个头同我不相上下，几年后必定出落成十分引人注目的绝对漂亮的姑娘。但我遇见她的当时，她还没获得同其自身资质相称的外观。当时的她总好像有些地方还不够谐调，因此多数人并不认为她的容貌有多大魅力。我猜想大概是因为在她身上大人应有的部分同仍然是孩子的部分未能协调发展的缘故，这种不均衡有时会使人陷入不安。
由于两家离得近（她家距我家的的确确近在咫尺），最初一个月在教室里，她被安排坐在我旁边。我将学校生活所必需知道的细则一一讲给她听——教材、每星期的测验、各门课用的文具、课程进度、扫除和午间供饭值班等等。一来由住处最近的学生给转校生以最初的帮助是学校的基本方针，二来是因为她腿不好，老师从私人角度把我找去，叫我在一开始这段时间照顾一下岛本。
就像一般初次见面的十一二岁异性孩子表现出的那样，最初几天我们的交谈总有些别扭发涩，但在得知对方也是独生子之后，两人的交谈迅速变得生动融洽起来。无论对她还是对我，遇到自己以外的独生子都是头一遭。这样，我们就独生子是怎么回事谈得相当投入，想说的话足有几大堆。一见面——虽然算不上每天——两人就一起从学校走路回家，而且这一公里路走得很慢（她腿不好只能慢走），边走边说这说那。说话之间，我们发现两人的共同点相当不少。我们都喜欢看书，喜欢听音乐，都最喜欢猫，都不擅长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感受。不能吃的食物都能列出长长一串，中意的科目都全然不觉得难受，讨厌的科目学起来都深恶痛绝。如果说我和她之间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她远比我有意识地努力保护自己。讨厌的科目她也能用心学且取得很不错的成绩，而我则不是那样。不喜欢的食物端上来她也能忍着全部吃下，而我则做不到。换个说法，她在自己周围修筑的防体比我的高得多牢固得多，可是要保护的东西都惊人地相似。
我很快习惯了同她单独在一起。那是全新的体验。同她在一起，我没有同别的女孩子在一起时那种心神不定的感觉。我喜欢同她搭伴走路回家。岛本轻轻拖着左腿行走，途中有时在公园长椅上休息一会儿，但我从未觉得这有什么妨碍，反倒为多花时间感到快乐。
我们就这样单独在一起打发时间。记忆中周围不曾有人为此奚落我们。当时倒没怎么放在心上，但如今想来，觉得颇有点不可思议。因为那个年龄的孩子很喜欢拿要好的男女开心起哄。大概是岛本的为人所使然吧，我想。她身上有一种能引起别人轻度紧张的什么，总之就是说她带有一种“不能对此人开无聊玩笑”的气氛。就连老师看上去有时都对她感到紧张。也可能同她腿有毛病不无关系。不管怎样，大家都好像认为拿岛本开玩笑是不太合适的，而这在结果上对我可谓求之不得。
岛本由于腿不灵便，几乎不参加体操课，郊游或登山时也不来校，类似游泳那样的集体在外留宿的夏令营活动也不露面。开运动会的时候，她总显出几分局促不安。但除了这些场合，她过的是极为普通的小学生活。她几乎不提自己的腿疾，在我记忆范围内一次也不曾有过。即使在和她放学回家时，她也绝对没说过例如“走得慢对不起”的话，脸上也无此表现。但我十分清楚，晓得她是介意自己的腿的，惟其介意才避免提及。她不大喜欢去别人家玩，因为必须在门口脱鞋。左右两只鞋的形状和鞋底厚度多少有些不同——她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大约是特殊定做的那种。我所以察觉，是因为发现她一到自己家第一件事就是把鞋放进鞋箱。
岛本家客厅里有个新型音响装置，我为听这个常去她家玩。音响装置相当堂而皇之。不过她父亲的唱片收藏却不及音响的气派，LP（译者注：LP：Long Playing之略，即密纹唱片。）唱片顶多也就十五六张吧，而且多半是以初级听众为对象的轻古典音乐，但我还是左一遍右一退反反复复听这十五张唱片，至今都能真可谓真真切切巨细无遗地一一记起。
照料唱片是岛本的任务。她从护套里取出唱片，在不让手指触及细纹的情况下双手将其放在唱片盘上，用小毛刷拂去唱针的灰尘，慢慢置于唱片之上。唱片转罢，用微型吸尘器吸一遍，拿毛布擦好，收进护套，放回架上原来的位置。她以极其专注的神情一丝不苟地进行父亲教给她的这一系列作业，眯起眼睛，屏息敛气。我总是坐在沙发上目不转睛地注视她这一举一动。唱片放回架上，岛本这才冲我露出一如往常的微笑，而那时我每每这样想：她照料的并非唱片，而大约是某个装在玻璃瓶里的人的孱弱魂灵。
我家没唱机也没唱片，父母不是对音乐特别热心的那一类型，所以我总是在自己房间里，扑在塑料壳AM收音机上听音乐。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大多是摇滚一类。但岛本家的轻古典音乐我也很快喜欢上了。那是“另一世界”的音乐。我为其吸引大概是因为岛本属于那“另一世界”。每星期有一两次我和她坐在沙发上，一边喝着她母亲端来的红茶，一边听罗西尼的序曲集、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和《培尔·金特》送走一个下午。她母亲很欢迎我来玩，一来为刚刚转校的女儿交上朋友感到欣喜，二来想必也是因为我规规矩矩而且总是衣着整洁这点合了她的心意。不过坦率地说，我对她母亲却总好像喜欢不来。倒不是说有什么具体讨厌的地方，虽然她待我一直很亲切，但我总觉得其说话方式里多少有一种类似焦躁的东西，使得我心神不定。
她父亲收集的唱片中我最爱听的是李斯特钢琴协奏曲。正面为1号，反面为2号。爱听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唱片护套格外漂亮，二是我周围的人里边听过李斯特钢琴协奏曲的一个也没有，当然岛本除外。这委实令我激动不已。我知晓了周围任何人都不知晓的世界！这就好比惟独我一个人被允许进入秘密的花园一样。对我来说，听李斯特的钢琴协奏曲无疑是把自己推上了更高的人生阶梯。
况且又是优美的音乐。起初听起来似乎故弄玄虚、卖弄技巧，总体上有些杂乱无章，但听过几遍之后，那音乐开始在我的意识中一点点聚拢起来，恰如原本模糊的图像逐渐成形。
每当我闭目凝神之时，便可以看见其旋律卷起若干漩涡。一个漩涡生成后，又派生出另一个漩涡，另一漩涡又同别的漩涡合在一起。那些漩涡——当然是现在才这样想的——具有观念的、抽象的性质。我很想把如此漩涡的存在设法讲给岛本听，但那并非可以用日常语言向别人阐述的东西，要想准确表达必须使用别的不同的语言，而自己尚不知晓那种语言。并且，我也不清楚自己所如此感觉到的是否具有说出口传达给别人的价值。遗憾的是，演奏李斯特协奏曲的钢琴手的名字已经忘了，我记得的只是色彩绚丽的护套和那唱片的重量。唱片沉甸甸的重得出奇，且厚敦敦的。
西方古典音乐以外，岛本家的唱片架上还夹杂纳特·“金”·科尔（译者注：科尔：美国黑人歌手（1917-1965）。）和平·克劳斯比的唱片。这两张我也着实听个没完。克劳斯比那张是圣诞音乐唱片，我们听起来却不管圣诞不圣诞。至今都觉得不可思议：居然那么百听不厌！
圣诞节临近的十二月间的一天，我和岛本坐在她家客厅沙发上像往常那样听唱片。她母亲外出办事，家中除我俩没有别人。那是个彤云密布、天色黯淡的冬日午后，太阳光仿佛在勉强穿过沉沉低垂的云层时被削成了粉末。目力所及，一切都那么呆板迟钝，没有生机。薄暮时分，房间里已黑得如暗夜一般。记得没有开灯。惟有取暖炉的火苗红晕晕地照出墙壁。
纳特·“金”·科尔在唱《装相》。英文歌词我当然完全听不懂，对我们来说那不过类似一种咒语。但我们喜欢那首歌。翻来覆去听的时间里，开头部分可以鹦鹉学舌地唱下来了：Pretend you are happy when you’re blue，It isn’t very hard to do．现在意思当然明白了：“痛苦的时候装出幸福相，这不是那么难做到的事”。简直就像她总是挂在脸上的迷人微笑。这的确不失为一种想法，但有时又是非常难以做到的。
岛本穿一件圆领蓝毛衣。她有好几件蓝毛衣。大概是她喜欢蓝毛衣吧，或者因为蓝毛衣适于配上学时穿的藏青色短大衣也未可知。白衬衫的领子从毛衣领口里探出，下面是格子裙和白色棉织袜。质地柔软的贴身毛衣告诉了我她那小小的胸部隆起。她把双腿提上沙发，折叠在臀下坐着。一只胳膊搭在沙发背上，以注视远方风景般的眼神倾听音乐。
“嗳，”她说，“听说只有一个孩子的父母关系都不大好，可是真的？”
我略微想了想，但弄不明白这种因果关系。“在哪里听说的？”
“一个人跟我说的，很早以前，说是因为关系不好所以只能有一个孩子。听的时候伤心得不行。”
“哪里。”我说。
“你爸爸妈妈关系可好？”
我一下子答不上来。想都没想过。
“我家嘛，妈妈身体不怎么结实。”我说，“倒是不太清楚，听说生孩子身体负担很大很大，所以不行的。”
“没想过有个兄弟该有多好？”
“没有。”
“为什么？为什么没想过？”
我拿起茶几上的唱片护套看。但房间太暗了，看不清套上印的字。我把护套重新放回茶几，用手腕揉了几下眼睛。以前给母亲同样问过几次，每次我的回答都既未使母亲高兴也没让母亲难过。母亲听了我的回答后只是做出费解的神情，但那至少对我来说是非常坦率的、诚实的回答。
我的回答很长，但未能有条理地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归根结蒂我想说的是：“这里的我一直是在无兄无弟的环境中成长的，假如有个兄弟，我应该成为与现在不同的我。所以这里的我如果盼望有个兄弟，我想那是违背自然的。”因此我觉得母亲的提问总好像没什么意义。
我把那时的回答同样向岛本重复一遍。重复完，岛本定定地注视着我的脸。她的表情里有一种撩动人心弦的东西。那东西——当然这是事后回想时才感觉到的——带有肉欲意味，仿佛能把人心的薄膜一层层温柔地剥离下去。至今我仍清晰记得她那伴随着表情变化而细微地改变形状的薄唇，记得那眸子深处一闪一灭的隐约光亮。那光亮令我想起在细细长长的房间尽头摇曳不定的小小烛光。
“你说的，我好像能明白。”她用蛮带大人气的平静的声音说。
“真的？”
“嗯。”岛本应道，“世上的事，有能挽回的有不能挽回的，我想。时间就是不能挽回的。到了这个地步，就再也不能挽回了啊。是这样看的吧？”
我点点头。
“一定时间过去后，好多好多事情都硬邦邦凝固了，就像水泥在铁桶里变硬。这么一来，我们就再也不能回到老地方了。就是说你的意思是：你这堆水泥已经完全变硬了，除了现在的你再没有别的你了，是吧？”
“大致是那么回事。”我的语气有些含糊。
岛本盯视了一会自己的手。“我嘛，时常想来着，想自己长大结婚时的事——住怎样的房子，做怎样的活计，生几个小孩儿，这个那个的。”
“嗬。”
“你不想？”
我摇摇头。十二岁的少年不可能想那种事。“那么，想要几个小孩儿呢，你？”
她把一直搭在沙发后背的手放在裙子膝部。我怔怔地注视着那手指慢慢顺着裙子的方格移动。那里边似乎有什么神秘物，看上去仿佛即将有透明的细线从指尖抽出，编织新的时间。而一闭上眼睛，黑暗中就有漩涡浮现出来。几个漩涡生成。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纳特·金·科尔唱的《国境以南》从远处传来。不用说，纳特·金·科尔唱的是墨西哥。但当时我听不明白，只是觉得国境以南这句话带有某种神奇的韵味。每次听这首歌我都遐想国境以南到底有什么。睁开眼睛，岛本仍在裙子上移动手指。我觉得身体深处掠过了甘甜的微痛。
“也真是奇怪，”她说，“不知为什么，只能想象有一个小孩儿的情景。自己有小孩儿大致想象得出，我是妈妈，我有个小孩儿。但小孩儿有兄弟却想象不好。那孩子没有兄弟，独生子。”
她无疑是早熟的少女，无疑对我怀有作为异性的好意，我也对她怀有作为异性的好感。
可是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岛本大概也一样。她握过一次——仅一次——我的手，握法就像当向导时说“快请这边来”那样。握手的时间也就十秒钟左右吧，但我却感到有三十分钟之久，她松手时我还希望她继续握下去。看得出，实际上她也很想握我的手，尽管她拉过我的手时显得很自然。
现在仍真切记得当时她的手的感触。它同我所知道的任何感触都不一样，同我其后所知道的任何感触也不一样。那是一个十二岁少女温暖的普通的小手，但那五根手指和手心中满满地装着当时的我想知晓的一切和必须知晓的一切，就像样品盒一样。她通过手拉手向我传达了这一点，告知我现实世界中的确存在那样的场所。在那十秒之间，我觉得自己成了一只无所不能的小鸟。我能在天空飞翔，能感觉到风力，能从高空看远处的景物。由于太远了，具体有什么无法看得一清二楚，但我感觉得出它就在那里，我总有一天会到达那里。这让我透不过气，让我胸口悸颤。
回家后，我坐在自己房间的桌前，久久盯视被岛本握过的那只手。非常高兴她握自己的手。那温柔的感触一连好几天都在温暖我的心，但同时也使我迷乱、困惑、难过。自己该如何对待那温情呢？该把那温情带去哪里呢？我不得而知。
小学毕业出来，我和她进了不同的中学。由于种种原因，我离开了原来居住的房子，搬去另一个镇。虽说是另一个镇，其实不过相隔两个电车站，那以后我也去她家玩了几次。记得搬走后三个月里去了三四次。但也只是到此为止，不久我就不再去找她了。那时候我们正要通过非常微妙的年龄段。我感到，我们的世界仅仅由于中学不同、由于两家相距两站，就整个为之一变了。同学变了，校服变了，课本变了，自己的体形、声音以及对各种事物的感受方式也在发生急剧变化。我同岛本之间曾经存在的亲密空气也似乎随之渐渐变得别扭起来，或者不如说她那方面无论肉体还是精神都正在发生比我还要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使我总有些坐立不安，同时我感到她母亲看我的眼神也逐渐变得不可捉摸，像是在说“这孩子怎么老来我家呀，又不住在附近，又不同校”。也可能自己神经过敏。但不管怎样，当时总觉得她母亲的视线里有文章。
这样，我的脚步渐渐远离了岛本，不久中止了交往。但那恐怕（大概只能使用恐怕这个词。因为归根结蒂，验证过去这一庞杂的记忆进而判断其中什么正确什么不正确并非我的职责）是个失误。本来那以后我也应该和岛本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我需要她，她也需要我。然而我的自我意识太强，太怕受到伤害。自那以来，直到后来很久，我同她一次也没见过。
不去见岛本之后，我也经常怀念她。在整个青春期这一充满困惑的痛苦过程中，那温馨的记忆不知给了我多少次鼓励和慰藉。很长时间里，我在自己心中为她保存了一块特殊园地。就像在餐馆最里边一张安静的桌面上悄然竖起“预定席”标牌一样，我将那块园地只留给了她一个人，尽管我推想再不可能见到她了。
同她交往的时候我才十二岁，还不具有正确含义上的性欲。对她胸部的隆起、裙子里面的内容倒是怀有朦胧的好奇心的，但并不晓得那具体意味什么，不晓得那将把自己具体引向怎样的地点。我只是侧耳合目静静地描绘那里应该有的东西而已。那当然是不完整的风景。
那里的一切都如云遮雾绕一般迷离，轮廓依稀莫辨。但我可以感觉出那片风景中潜藏着对自己至关重要的什么，而且我清楚：岛本也在看同样的风景。
想必我们都已感觉到我们双方都是不完整的存在，并且即将有新的后天性的什么为了弥补这种不完整性而降临到我们面前。我们已站在那扇新门的前面，在若明若暗的光照下两人紧紧握住了手，十秒，仅仅十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