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他们是下午3点过后来的，两个人。我正淋浴时门铃响了。在我穿上浴衣开门之前响了8次，那响声直叫人皮肤发麻，竟同催命一般。我打开门，见是两个男士。一个40余岁，另一个同我年纪相仿。年纪大的个头颇高，鼻子有块伤疤。虽说时值初春，却已晒成相当水平——犹如渔夫那样深刻而现实，显然不是在关岛海滨或滑雪场晒出来的。头发一看便显得坚挺不屈，手掌大得出奇，身穿一件灰色风衣。年轻的则个头偏低，头发偏长，眼睛偏细，目光偏尖，活脱脱一副过去的文学青年模样，就差这里不是同人杂志的聚会场所，而他也未撩起长发说一句“我是三岛嘛”。大学时代班上也有几个这等人物。此君身穿竖领风衣。两人脚上都是不时髦的黑皮鞋，价廉质次，皱皱巴巴，即使丢在路上，行人怕也要躲着过去。看来这两个绅士哪个都不是我想要积极结交的角色。我姑且将他俩命名为“渔夫”和“文学”。
文学从风衣口袋里掏出警察证，一声不响地递到我面前——犹如电影镜头一般。我还从来没有看过警察证为何物，冷眼看去，似乎并非伪造。同皱皱巴巴皮鞋的皱皱巴巴相差无几。但当他将其从口袋里拿出递过来时，我竟恍惚觉得是有人在向我兜售同人杂志。
“赤坂警察署的。”文学说。
我点点头。
渔夫双手插进风衣口袋，默不作声，只是漫不经心地把一只脚伸在门口，大概存心不让我关门。罢了罢了，愈发像是电影了。
文学将警察证放回衣袋，从上到下打量我一番。我头发湿漉漉的，只穿浴衣，一件绿色列诺玛浴衣。当然是专利产品，转身时背上分明写着列诺玛。洗发水用的是维娜牌。全身上下无任何自惭形秽之处，于是我以逸待劳，看对方吐出的是何言语。
“想找您了解一点情况。”文学开口了，“很抱歉，如果方便，劳驾去署里一次好吗？”
“了解？哪方面的？”我问道。
“这个嘛，到时再奉告。”对方说，“只是了解情况需要很多形式和材料，所以想请您到署里去，要是可以的话。”
“换换衣服可以吧？”
“当然可以，请请。”文学表情依然，声音平淡之极，表情呆板之至。我不由想，假如五反田扮演刑警，肯定更逼真更形象。现实倒不过如此而已。
我在里边房间更衣的时间里，两人一直在开着门的门口伫立不动。我穿上常穿的蓝色牛仔裤、灰毛衣和粗呢夹克。吹干头发，梳理一下，把钱夹、手册和钥匙塞进衣袋。然后关窗，熄灯，拧好煤气开关，打开录音电话，最后蹬上褐色尖头鞋。两人不无稀罕地盯着我穿鞋。渔夫仍一只脚放在门口。
离公寓大门不远处，颇为隐蔽地停着一辆普普通通的警车，驾驶席上坐着一位身穿制服的警官。渔夫先上，接着我上，最后文学上。和电影镜头一模一样。文学关上车门，车便在沉默中开始前行。路面很挤，警车缓缓驶动，没有拉响警笛。坐起来同出租车的感觉差不多，只不过没有计程表。停的时间比跑的时间还长，周围汽车的司机因此得以左一眼右一眼盯视我的脸，但无人搭腔。渔夫合拢双臂正视前方，文学则像在练习风景素描，神情肃然地观望窗外。他到底在描写什么呢？恐怕不外乎堆砌怪异字眼的抑郁描写吧——“作为概念的春光伴随着黑暗的潮流汹涌而来。她的到来摇晃起匍匐在城市间隙的无名之辈的欲念，而将其无声地冲往不毛的流沙。”
我很想将这段文字逐一修改下去。何为“作为概念的春光”？何为“不毛的流沙？”但终究觉得傻气，而就此作罢。涩谷街头，依然到处挤满身穿小丑样奇装异服且看上去头脑浑浑噩噩的初中生。既无欲念又无流沙，什么也没有。
到得警察署，我被领进二楼询问室。这是一间4张半垫席大小的房间，有一扇小窗，窗口几乎射不进光线，大概同旁边的建筑物连得大近。正中有一张桌子，两把办公椅，还有两把备用塑料椅。墙壁挂着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钟。此外别无他物，没有挂历，没有画幅，没有书架，没有花瓶，没有标语，没有茶具，惟有桌、椅、钟三样。桌上放着烟灰缸和文具盒，一角堆着文件夹。两人进屋后脱去风衣，折起放在备用椅上。然后叫我在电镀办公椅上落座。渔夫在我对面坐定，文学稍离开一点站好，啪啦啪啦地翻动手册。两人半天一声未吭，我自然无言以对。
“好了，昨天夜里你干什么来着？”渔夫终于打破多时的寂静。想来，渔夫开口这还是第一次。
昨天夜里？昨天夜里是哪个夜里？我搞不清昨天夜里同前天夜里有何区别，搞不清前天夜里同大前天夜里区别何在。这固然不幸，但是事实。我沉思良久——回忆需要时间。
“我说你，”渔夫干咳一声，“法律上的东西这个那个理论起来是很费时间。而我问的非常简单：昨天傍晚到今天早上你干什么来着？还不简单？回答也没什么亏可吃吧？”
“所以正在想嘛！”我说。
“不想就记不起来？才是昨天的事哟！又不是问你去年8月份干什么，大可不必动脑思考吧？”
我很想说所以才想不起来，但未出口。大概他们理解不了一时性记忆丧失为何物，从而认定我头脑出了故障。
“等你，”渔夫说，“等着你，尽管慢慢想吧。”他从上衣袋里掏出“七星”，用巨大的打火机点燃。“不吸一支？”
“不要。”我说。《布尔塔斯》杂志上告诫：先进的城市生活者不吸烟。但这两个人却全然不予理会，津津有味地大吸特吸。渔夫吸“七星”，文学吸短支“希望”。两人几乎都是大烟筒。他们不可能读什么《布尔塔斯》，一对不合潮流的落伍者。
“等5分钟好了。”文学依然用毫无感情色彩的淡漠声调说道，“但愿这时间里你能完完全全地想起来，昨天夜里在哪里干什么来着？”
“所以此人才成其为知识人。”渔夫朝向文学说道，“说起询问早都询问过了，指纹都登录在案。学潮、妨碍执行公务、材料送审，这些早已习以为常。久经沙场。厌恶警察。熟悉法律，对于由宪法保障的国民权利之类了如指掌，不马上提出请律师来才怪。”
“可我们不过是在征求他同意之后请他同走一遭，问问极简单的问题呀！”文学满脸惊诧地对渔夫说，“又不是要逮捕他。莫名其妙，根本不存在请律师来的理由嘛！干吗想得这么复杂呢？真是费解。”
“所以我想，此人恐怕不单单是厌恶警察，大凡同警察这一字眼有关的东西，生理上统统深恶痛绝！从警车到交通警，恐怕死都不会协助我们。”
“不过不要紧的，早回答早回家嘛。只要是从现实角度考虑问题的人，肯定好好回答的。绝不至于仅仅因为一句昨晚干什么就劳律师大驾。律师也很忙嘛。这点道理知识人还是懂的。”
“难说。”渔夫道，“假如懂得这个道理，互相就可以节约时间喽！我们忙，他大概也不闲。拖下去双方浪费时间，再说也辛苦。这东西够辛苦的。”
两个人如此表演对口相声之间，5分钟过去了。
“那么，”渔夫说，“怎么样，您该想起什么了吧？”
我一想不起来，二也不愿意想。也许不久想得起来，反正现在无从想起。记忆丧失后尚未恢复。“为什么要问我这个？我要知道一下事由。”我说，“在不明白事由的情况下我什么也不能讲；在事由不明的时间里，我不想讲于己不利的话。按照礼节，了解情况之前应先说明事由才是。你们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礼节。”
“不想讲于己不利的话。”文学像在推敲文章似的鹦鹉学舌，“不符合礼节……”
“所以我不是说这才成其为知识人吗，”渔夫接道，“对事物的看法自成一体，厌恶警察。订《朝日新闻》，看《世界》杂志。”
“既没订《朝日新闻》，也没看《世界》。”我说，“总之在讲明为什么领我到这里来的事由之前，我无可奉告。你们要疑神疑鬼，那就疑去好了，反正我有时间，时间多少都有。”
两名刑警面面相觑。
“讲明事由后你就可以回答提问喽？”渔夫问。
“或许。”我说。
“此人倒有一种含而不露的幽默感。”文学一边目视墙壁上端一边抱臂说道，“好一个或许。”
渔夫用手指肚碰了碰鼻梁上笔直的横向疤痕。看样子原是刀伤，相当之深，周围肌肉被拽得吃紧。“喂喂，”他说，“我们可是很忙，不是开玩笑，真想快点结束了事。我们也并不喜欢无事生非，要是情况允许，我们也想6点回家，和家人慢慢吃顿好饭。况且对你也一无仇二无冤，只要告诉我们昨天夜里你在哪里干了什么，别无他求。要是没做亏心事，讲出来也不碍事吧？还是说你有什么亏心事而讲不出口不成？”
我目不斜视盯着桌面上的玻璃烟灰缸。
文学啪地摔了一下手册，揣进衣袋，有30秒钟谁也没有做声。渔夫又点燃一支“七星”。
“久经沙场。”渔夫道。
“莫非要叫人权维护委员会来？”文学说。
“喂喂，这还谈不上什么人权不人权的。”渔夫道，“这是市民的义务。市民须尽可能对警察的破案工作予以协助，这在法律上写得明明白白，你所喜欢的法律上可就是这样写的。你为什么对警察那般深恶痛绝呢？向警察问路什么的在你也是有的吧？小偷进来你也要给警察挂电话吧？彼此彼此嘛！可为什么连这么一点小事你都横竖不肯协助呢？不就是走走形式的简单问题吗？昨天夜晚你在哪里干了什么？根本用不着费事，快点答完算了！我们也好往下进行，你也好回家，皆大欢喜。你不这样认为？”
“我想先知道事由。”我重复道。
文学从口袋里掏出纸巾，肆无忌惮地擤了一通鼻涕。渔夫从桌子抽屉里取出塑料尺，啪嗒啪嗒地拍打手心。
“我说，你还不明白？”文学将纸巾扔进桌旁的垃圾筒，“你在使自己的处境变得越来越糟。”
“知道吗，现在不是1970年，没有闲工夫和你在这里玩什么反权力游戏。”渔夫忍无可忍似的说，“那样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我也罢你也罢任何人也罢，都已被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安在社会里，由不得你讲什么权力或反权力，谁也不再那样去想。社会大得很，挑起一点风波也捞不到什么油水。整个体系都已形成，无隙可乘。要是你看不上这个社会，那就等待大地震好了，挖个洞等着！眼下在这里怎么扯皮都没便宜可占，你也好我们也好，纯属消耗。知识人该懂得这个道理吧？”
“说起来，我们是有点累了，话也可能说得不大入耳。这是我们不对，特此道歉。”文学一边嘛里啪啦翻着手册一边说，“不过，我们的确累了。马不停蹄地干，昨晚到现在几乎没睡上觉，5天没见到孩子了，饭也随便乱凑合。也许你看不顺眼，可我们也在为社会尽我们的力。而你到这里来，硬是别着劲儿一言不发，我们自然要不耐烦。明白吗？说你使自己的处境越来越糟，指的就是我们一累心里就烦得不行，以致本来可以简单完结的事却完结不了，容易节外生枝。当然喽，你有可以求助的法律，有国民的权力，但那东西运用起来需要时间，而在那时间里很可能遇到不快。法律这玩艺儿啰嗦得很，费事得很，而且总有个酌情运用的问题。这些你能理解吧？”
“别误解，这不是吓唬您。”渔夫道，“是他忠告您。我们也不愿意让你遇到不快嘛！”
我默默看着烟灰缸。这烟灰缸没有任何标记，又旧又脏。最初玻璃也许还透明，但如今则不尽然，而呈浑浊的白色，底角还有油腻。我揣摩恐怕在这桌子上已经放了不知多少岁月——10年吧。
渔夫久久摆弄着塑料尺。
“也罢，”他无可奈何地说，“那就说明一下事由。实际我们提问也是该讲究顺序，你的说法也有几分道理，就按顺序来好了，事情既已至此。”
言毕，将尺置于桌面，拉出一本文件夹，啪啪翻了几页，拿起一个信封，从中取出大幅照片，放在我的面前。我将这3张照片拿在手中审视。照片是真的，黑白两色。一看便知不是艺术摄影。照片上是个女子。第一张照的是裸背，女子俯卧床上，四肢修长，臀部隆起，头发像扇面一样摊开，掩住头部。两腿略微分离，下部隐约可见，胳膊向两侧随意伸出。女子看来是在睡觉。床无甚特征。
第二张更逼真。女子仰面而卧，整个身子袒露无余，四肢呈立正姿势。无须说，女子已经死了。眼睛睁开，嘴角往一旁扭歪，扭得很怪。是咪咪！
我又看第三张照片。这张是面部特写。是咪咪，毫无疑问。但她已不再雍容华贵，而显得冻僵般的麻木不仁。脖子四周有一道仿佛被揉搓过的痕迹。我一时口干得不行，连咽唾液都很困难，手心皮肤阵阵发痒。咪咪，那场绝妙的欢娱！曾和我快活地扫雪不止，直至黎明。曾和我一起听斯特伦兹，一起喝咖啡。然而她死了，现已不在人世。我很想摇头，但没摇。我把3张照片重叠收好，若无其事地交还给渔夫。两人全神贯注地观察我看照片时的反应。我用催问的神情看了看渔夫的脸。
“认识这个女孩儿吧？”渔夫开口道。
我摇头说不知道。如果我说认识，势必将五反田卷入进去，因为他是我同咪咪的中介。但眼下不能在此将他卷进去。或许他已经卷入，这我无从推断。果真如此，果真五反田道出我的名字并说我同咪咪睡过，那么我的处境就相当尴尬，等于说制造伪供。那样一来，可就非同儿戏。这是一次赌注。但不管怎样，不能从我口里吐出五反田的名字。他和我情况不同。如若说出他来，必然舆论大哗，周刊蜂拥而至。
“再仔细看一遍！”渔夫以颇含不满的缓慢语调说道，“事关重大，再仔细看一遍，然后好回答。如何？对这女子可有印象？请不要说谎。我们可是老手，谁个说谎当即一目了然。对警察说谎，后果可想而知。明白吗？”
我再次慢慢地看了一遍3张照片。本来恨不得背过脸去，但不能。
“不认识。”我说，“但她死了。”
“是死了。”文学富有文学性地重复一遍，“彻底死了，的确死了，完全死了，一看便知。我们看到了，在现场。蛮不错的女子，一丝不挂地死了。一看就知是个不错的女子。但已经死掉，不错也罢什么也罢都无所谓了，赤身裸体也无所谓了。死人一个而已。再放下去就会腐烂，皮肤胀裂，血肉露出，臭气熏天，蛆虫四起。看过那种光景？”
我说没有。
“我们看过好几次了。到那步田地，女子错与不错早已分辨不出，一堆烂肉罢了，和烂掉的烤牛肉一样。闻了那种臭味，好久都咽不下饭。虽说我们是老手，可惟独这臭味受用不了，除非习惯。再过一段时间，就只剩有骨头，这回臭味是没了，一切都已干干巴巴，白生生的，也还好看。总之骨头是干净的，不坏。不过，这女子还没到那般地步，没有腐烂，没见骨头。仅仅是死掉，仅仅是变僵，硬挺挺的。是个不错女子，这点分明看得出来。要是能趁她活着的时候和她尽情大干一场该有多妙！但如今日睹裸体也兴奋不起来，因为已经死了。我们和死毕竟截然不同。人一死，就是一尊石像。就是说，这里边有个分水岭，一旦越过分水岭一步，就成了零，真真正正的零。等待的只有火化。多好的女孩儿，可怜！要是活下去，肯定更好无疑，可惜！哪个杀的？伤天害理。这女孩儿也有生存的权利，才20岁刚出头。是被人用长统袜勒死的。一下子死不了，到咽气要花不少时间。痛苦到极点。她自己也知道要死，心想我为什么非要在这种地方死去不可呢。她肯定还想活。她感觉得出氧气少得让人窒息，头脑一阵发晕，小便失禁，拼命挣扎，但力气不够，最后慢慢死去，死得够惨的，我们想把使她惨死的犯人捉拿归案，必须捉拿。这是犯罪！而且是非常残忍的犯罪，强者使用暴力杀害弱者。不能听之任之。如果听之任之，将动摇社会的根基。必须逮住犯人，严惩不贷。这是我们的义务，否则，犯人可能还将继续杀害其他女孩儿。”
“昨天午间，这女孩儿在赤坂一家高级宾馆定了一间双人房，5点时一个人住了进去。”渔夫说，“说是丈夫随后到。姓名和电话都是假的，钱是预付过的。6点时要了一人分量的晚饭，叫送到房间去。那时是一个人。7点时把碟碗放到走廊，并挂出‘请勿打扰’的字牌。第二天12点是退房时间，12点半时服务台打去电话，没人接。门上仍挂着‘请勿打扰’。敲门也不应，于是宾馆人员用另配的钥匙把门打开。结果女孩儿已经赤裸裸地死了，像第一张照片那样。谁也没见到有男子进来。最顶层是餐厅，人们经常乘电梯来来往往，出入频繁。因此这家宾馆常用来幽会，以掩人耳目。”
“手袋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线索。”文学说，“没有驾驶证，没有手册，没有信用卡，没有提款卡，什么也没有。衣服上没有任何字样。有的只是化妆品和装有3万多日元的钱包，以及口服避孕药，再没有其他的。不，还有一样：钱包最里边一个不易注意到的地方，有一张名片，你的名片。”
“真的不认识？”渔夫叮问道。
我摇头否认。如果可能，我何尝不想配合警察把那个杀害她的凶手抓到。但我首先要为活着的人着想。
“那么，能告诉昨天你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了？这回该明白我们特意请你来这里了解情况的事由了吧？”文学说。
“6点时一个人在家吃饭，然后看书，喝了几杯酒，不到12点就睡了。”我说，记忆好歹复苏过来，大概是因为看到咪咪死尸照片的缘故。
“那时间里见谁了没有？”渔夫询问道。
“谁也没见，一直我一个人。”
“电话呢？谁也没打来电话？”
我说谁也没打来电话。“9点倒有个电话打来，因为接上录音电话没有听到。后来一听知是工作方面的。”
“为什么人在家还用录音电话？”渔夫问。
“眼下正休假，懒得同别人谈工作。”
他们想知道来电话那个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我讲了出来。
“那么说，你一个人吃完晚饭一直看书喽？”渔夫又问。
“先收拾好碗筷，然后才看的。”
“什么书？”
“卡夫卡的《审判》，或许你不相信。”
渔夫在纸上写卡夫卡的《审判》。“审判”二字写得不准确，文学从旁指教。不出所料，文学果然晓得《审判》。
“看它看到12点，是吧？”渔夫说，“还喝了酒……”
“傍晚喝啤酒，接下去是白兰地。”
“喝了多少？”
我想起来了。“啤酒两听，白兰地一瓶的1/4左右。还吃了个桃罐头。”
渔夫一一记在纸上。还吃了个桃罐头。“此外要是有能想起来的，再想想好吗？哪怕再小的事也要得。”
我沉吟多时，再也想不起什么。那确实是个连细微特征也没有的夜晚。我只是一个人静静地看书，而咪咪却在这个连细微特征也没有的静静夜晚被人用长统袜勒死了。
“想不起来。”我说。
“喂，最好认真想想嘛，”文学干咳一声，“你现在可是处于不利位置哟？”
“随你。我又没有做什么，无所谓利与不利。”我说，“我是个靠自由撰稿为生的人，因工作关系，名片也不知散发了多少。至于那女孩儿怎么会有我的名片，我却是没办法搞清——总不至于说是我杀害了那孩子吧！”
“若是毫不相干的名片，恐怕不会只特意挑出一张珍藏在钱包最里头吧？”渔夫说，“我们有两个假设。一个是这女子同你们那个行业有关，在宾馆里同一男子愉情而被对方杀了。这男子把手袋里大凡可能留下后患的东西清洗一空，惟独这张名片因藏在钱包最尽头而未能带走。另一个假设是，这女子是风月老手、娼妓、高级娼妓，使用一流宾馆的那类。这类人身上不会带有可能暴露身份的东西，由于某种原因她被客人杀害。犯人没有取钱，估计非比一般。可以推出这两种假设吧？如何？”
我默默歪一下头。
“不管怎样，你的名片是个把柄。因为现阶段我们手里除此外没有任何线索。”渔夫一边用圆珠笔头橐橐敲击桌面，一边再三强调似的说道。
“名片那东西不过是印有名字的纸片而已。”我说，“成不了证据，什么也成不了，反正凭这纸片什么也证明不了。”
“此时此刻，”一直用圆珠笔头敲击桌面的渔夫说道，“是什么也证明不了，的确证明不了。现在鉴别人员正在房间对遗物进行检查，同时解剖尸体。到明天，不少事情就会清楚一些，并找出其间的脉络。只能等到明天，等好了。等的时间里希望你再好好多想一想。可能要熬个通宵，反正要搞彻底才行。时间一长，有很多东西便可能回忆起来。让我们再重头来一次，请您把昨天一天的活动仔细过一遍筛子，从早到晚一个不漏地……”
我觑一眼墙上的挂钟，时针已懒洋洋地指向5点15分。我突然想起同雪的约会。
“能借电话用一下吗？”我问渔夫，“原定5点钟有个约会，很重要的约会，得告诉一声才好。”
“和女孩儿？”渔夫问。
“嗯。”
他点点头，把电话推到我这边来。我掏出手册，找到雪的电话号码，拨动号码盘。铃响到第三遍，她接起电话。
“是要说有事来不了吧？”雪先发制人。
“出了意外，”我解释说，“倒不是我的责任，但实在脱身不得，被领来警察署，正接受询问，是赤坂署。解释起来话长，总之看样子轻易解脱不了，抱歉抱歉。”
“警察？你搞什么来着，到底？”
“什么也没搞。只是作为杀人案的参考人给警察叫了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滑稽。”雪听起来无动于衷。
“是的。”我承认。
“喂，总不会是你杀的吧？”
“当然不是我杀的。”我说，“我是屡遭失败屡出差错，但绝没杀人。不过是问问情况，提问接二连三。反正对你不起，另外找时间将功赎罪就是。”
“滑稽透顶！”言毕，雪咔一声放下电话。
我也放下听筒，把电话还给渔夫。两人聚精会神地倾听我和雪的对话，似乎并无所得。假如他俩知道我是同一个13岁女孩儿约会，必定进一步加深对我的怀疑。说不定以为我是个异常性欲者之流。一般来说，34岁的男子断不会同13岁女孩儿幽会。
两人就我昨天一昼夜的坐卧行止无微不至地叮问一遍，并记录在案——把厚纸垫在底下，在便笺样的纸张上用圆珠笔写得密密麻麻。那东西实在毫无意义，真正的滑稽透顶，纯属浪费时间浪费劳力。上面不厌其详地写道我吃了什么去了哪里，一五一十地写着我晚饭所吃的蒟蒻的煮法。我半开玩笑地介绍了松鱼的削法。但玩笑在他们面前行不通，居然也认认真真地记录下来。结果搞成了一份相当厚实的文稿，可惜全无价值可言。6点半，两人叫近处一家饭店的外卖点送来盒饭。盒饭不怎么高级，和低营养食品差不多。里面不外乎肉丸、土豆色拉、煮鱼肉卷之类，无论味道还是用料都不敢恭维，油腻腻、咸滋滋。咸菜用的是人工着色剂。然而两人吃得煞是有滋有味，我便也一扫而光。原以为折腾得饭也难以下咽，看来那只是一时的气恼。
吃罢饭，文学端来淡而无味的温吞茶，两人一边喝茶一边又大过烟瘾。狭小的房间里烟雾蒸腾，害得我眼睛作痛，上衣也沾上了尼古丁味儿。用完茶，询问即刻开始。无聊提问的无尽循环。诸如《审判》从哪里读到哪里，何时换的睡衣等等。我向渔夫介绍了卡夫卡小说的梗概，但似乎未能引起他的兴致。对他来说，那情节恐怕未免是家常便饭。我不由担心，弗兰茨·卡夫卡的小说能否流传到二十一世纪。不管怎样，他竟连《审判》的主要情节也记录下来。何苦一一把这东西记录在案呢？我实在感到纳闷。端的是弗兰茨·卡夫卡式。我逐渐觉得傻气觉得厌倦起来。况且也累了，脑袋开始运转不灵。这一切太鸡毛蒜皮，太没有意义了。然而他们依然穷追不舍地抓住所有事象的间隙喋喋不休，且将我的答话一字不漏地记在纸上。有时碰到不会写的字，渔夫便问文学。对如此作业，两人似乎毫无厌烦情绪。估计疲劳还是有的，但决不懈怠。哪怕再琐碎之事，也竖耳倾听，目光炯炯，以随时找出漏洞。两人不时交替出去五六分钟，然后转回。坚韧不拔的斗士！
时值8点，询问人由渔夫换成文学。渔夫的两臂看上去到底有些疲劳，站着伸展挥舞一番，并转了几圈脖子，接下去又是吸烟。文学开问前也先吸了一支。换气不良的房间里，活像天气预报的气象图一般云遮雾绕，迷蒙一团。低营养食品和香烟云雾。我真想去外面尽情来个深呼吸。
我提出想去厕所。文学指点说出门向右，到头往左。我慢慢小便，深深呼吸，缓缓踱回。在厕所里做深呼吸说来未免反常，实际上味道也并不好得沁人心脾。但想到被害的咪咪，便不好挑三拣四。起码我还活着，还能呼吸。
从厕所折回后，文学重开战局。他详细地问了昨晚打来电话那个人的情况。和我算什么关系？在什么工作上相识的？打电话为哪桩事？为什么没有马上回电话？为什么休那么长的假？经济上支撑得了吗？税金申报了没有？如此啰嗦个没完没了。我每次回答，他都同渔夫一样花时间用工整的楷书记录在纸上。莫非他真的以为这种作业有意义不成？我无从判断。或许对他们来说这不过是日常工作，无须考虑有无意义。不折不扣的弗兰茨·卡夫卡式。两人之所以无休无止地把这无聊的事务性作业故意拖延下去，说不定是存心为了把我拖垮，以便挖出真相。果真如此，他们实际上已经如愿以偿——我已经筋疲力尽，有问必答，答无不尽。总之我一心想早早结束了事。
但11点时作业仍未终止，连终止的征兆也没有。10点渔夫走出房间，11点折回。看样子是打了个盹，眼睛有点发红。他将自己不在时记录的内容过了一遍目，然后将文学取而代之。文学端来三杯咖啡。是速溶咖啡，且加了砂糖和牛奶。低营养食品。
我早已无心恋战。
11点半时我又累又困，遂宣布我不再开口说话。
“麻烦透了！”文学一边在桌面咔嗤咔嗤地挤压手指关节，一边俨然真的为难地说，“此事刻不容缓，对破案又很重要。抱歉得很，可以的话，我想坚持最后搞完算了。”
“这种询问，我怎么都看不出有什么重要。”我说，“坦率说来，我看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可是，鸡毛蒜皮到后来也相当有用。根据鸡毛蒜皮侦破的案例不在少数，相反，因为忽视鸡毛蒜皮而事后追悔莫及的情况也并非个别。因为这毕竟是杀人案，一个人因杀致死。我们也都在严肃对待。对不起，请再忍耐再配合一下。说实在的，如果我们有意，完全可以让上级批准把你作为重要参考人拘留起来。但那样会使双方增多麻烦，对吧？那需要很多材料，而且再不可能通融。所以我们想还是稳妥一点为好，只要你肯配合，我们就不至于采取强硬措施。”
“要是困，在休息室睡一会如何？”渔夫从旁插话，“躺下很可能重新想起什么。”
我点点头，哪里都好，总比呆在这烟味熏人的房间里强。
渔夫把我领往休息室。走过阴冷的走廊，迈下更阴冷的楼梯，又进入走廊，到处充满阴森森的气息。他们说的休息室原来竟是拘留所。
“这地方在我眼里好像是拘留所。”我浮起非常非常苦涩的微笑说道，“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
“只有这个地方，对不起。”
“纯属笑话！我回家。”我说，“明早再来。”
“喂喂，不上锁的。”渔夫说，“就算求你了，就忍耐这一天吧。拘留所不上锁也是普通房间嘛。”
我再懒得同他舌来唇去，凑合一下算了。拘留所不上锁的确也是普通房间。况且我已累得一塌糊涂，困得一塌糊涂，再没心思同任何人讲话，懒得开口。我摇摇头，不声不响地一头栽倒在硬邦邦的床上。熟悉的感触。湿乎乎的床垫和廉价毛巾被。厕所的气味。绝望感。
“不上锁的。”渔夫说罢，关上门，门咣地发出冷冰冰的声响。上锁也好不上锁也好，反正声音同样冰冷。
我喟叹一声，盖上毛巾被。有谁在什么地方大声打鼾，鼾声听起来既像是十分遥远，又似乎很近。仿佛地球在我不知道的时间分裂成无数块互相动弹不得的无可挽回的薄薄断层，鼾声便是从那断层的缝隙中发出来的，哀怨凄婉，飘忽不定，而又真切可闻。是咪咪！如此说来，昨晚我还想起你来着，那时不知你仍活着，还是已经死去。但不管怎样，那时我是想起你来着，想起同你的欢娱，想起为你轻轻脱衣服的光景。怎么说呢，那简直像是同窗会。我是那样地轻松快活，犹如世界上所有的螺丝都松缓下来。我已好久未曾体味过这种心情了。然而，咪咪，我现在却什么都不能力你做，对不起，什么都无能为力。我想你也明白，我们面临的人生都是极其脆弱的。作为我，不能把五反田卷到丑闻中去。他是在形象世界里生存的人，一旦他同妓女睡觉并作为杀人案参考人被传唤的事公诸于世，其形象必将受到损害，其主演的电视节目和广告便很可能跌价。说无聊便也无聊，无聊的形象，无聊的世道。但他将我视为朋友并予以信任，所以我也要把他作为朋友来对待。这是信义问题。咪咪，山羊咪咪，和你在一起我非常开心，能和你相抱而卧我是那般惬意，简直是童话。我不知道那对你是不是一种慰藉，反正我一直没有忘记你记着你。我们俩扫雪一直扫到早上——官能式扫雪。我们在幻觉天地里相依相偎，黑熊扑通和山羊咪咪。你被勒脖子时想必痛苦万状，你不想告离人世吧，大概，但我现在什么也不能为你做。老实说我不知道这是否正确，但此外我别无选择。这便是我的生存方式，是社会体系所使然。所以我只能守口如瓶。安息吧！山羊咪咪，至少你可以不必醒第二次，不必死第二回。
安息吧，我说。
安息吧，思考发出回声。
正好，咪咪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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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第二天的内容几乎是第一天的重复。早上3人又在同一房间集中，闷声喝咖啡，吃面包。这回的面包还凑合，羊角形。吃完，文学把电动剃须刀借我一用。我原本不喜欢电动的，也只好用来应付一下。没有牙刷，只得在漱口上下了番功夫，接下去就是询问。无聊而无关紧要的询问。合法的拷问。这名堂犹如上发条的蜗牛玩具，断断续续持续到中午。大凡能问的两人都已问了，看样子已再无问题可问。
“啊，也就这样子了。”渔夫把圆珠笔置于桌面，说道。
两名刑警不约而同地呼出一口长气，我也长吁一声。我揣摩，两人把我扣在这里的目的大概是为了争取时间。无论如何他们不可能仅凭被害女子钱夹里有张名片这一点就取得拘留许可，纵使我提供不出我不在出事现场的有力证据。所以他们只能设下这傻里傻气的卡夫卡式迷宫，把我牵制住不放，直到指纹和遗体解剖的结果证明我不是犯人时为止。荒唐透顶！
但不管怎样，询问算是到此为止。我可以回家，洗澡，刷牙，像样地刮胡须，喝像样的咖啡，吃像样的饭食。
“好了，”渔夫直起身，通通敲着腰部说道，“该吃午饭了吧？”
“询问像是完了，我这就回家。”
“那还不成。”渔夫难以启齿似的说。
“为什么？”
“需要签名，证明你是这么说的。”
“可以可以，签名好了。”
“签之前请确认一遍内容有无出入，要一行一行地看，事关重大嘛。”
于是我拿起三四十页之厚而又写得密密麻麻的公用笺，逐字逐句地仔细阅读起来。我边读边想，二百年过后，这等文章也许具有风俗研究的资料价值。其近乎病态的详细而客观的叙述，对研究人员想必有所帮助——城里一个34岁独身男性的生活光景不难在其眼前历历浮现出来。虽说没有代表性，毕竟是时代的产儿。问题是此时在警察署询问室里阅读起来，却是平添烦恼。花了15分钟才读完。好在是最后一关，读完签上名，即可回家了事。读毕，我把记录纸在桌面橐橐整齐。
“可以可以，”我说，“完全可以，内容上我没有异议。签名就是，签在哪里？”
渔夫用手指飞快地转动圆珠笔，看着文学。文学拿起桌面上的短支“希望”，抽出一支，叼在嘴上点燃，蹙起眉头盯着烟火。我腾起一种极其不快的预感。
“没有那么简单。”文学用分外徐缓的语调说道，如同内行人向外行人再三叮嘱什么，“这类材料，须是亲笔才行。”
“亲笔？”
“也就是，务必亲手抄写一遍，由你，用你的字。否则法律上无效。”
我往那叠公用笺上扫了一眼。我连发火的气力都没有了，我很想发火，很想骂一声岂有此理，很想拍案声称自己是受法律保护的市民，告诫他们没有这种权利，很想起身一走了之。正确说来他们也明白没有阻挡我的权利。但我太累了，累得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想争辩，无论对谁。我觉得与其争辩，莫如言听计从为好，那要省事得多。权当傀儡好了，累得当傀儡。过去可不是这样。过去是要好好发一顿火的。低营养食品也罢，香烟云雾也罢，电动剃须刀也罢，根本不在话下。如今年龄大了，变得懦弱起来。
“不抄。”我说，“累了，回家。我有权回家，谁也挡不了。”
文学发出模棱两可的语声，既像呻吟又像打哈欠。渔夫仰望天花板，用圆珠笔头通通敲击桌面，且颇有节奏：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
“话要那么说，事情可就麻烦了。”渔夫开口道，“也罢，既然如此，那么我们申请拘留许可就是。那样一来，可就再不可能这么和风细雨。噢，也好，那样倒好办一些。嗯，是吧？”他问文学。
“是啊，那样反而好办。好，就那样好了。”文学应道。
“随便。”我说，“但在许可批下来之前我是自由的。就呆在家里不动，批下来上门找我就是。横竖我得回家，在这里闷得慌。”
“拘留许可批下来之前，可以暂时约束人身自由。”文学说，“这条法律是有的。”
我本想叫他把六法全书搬来，把那条指给我看，可惜精力体力现已耗费一空。虽然明明晓得对方是虚张声势，也无力同其两军对垒。
“明白了。”我不再坚持，“就按你们说的办。不过得让我打个电话。”
渔夫把电话推过。我给雪打了第二次电话。
“还在警察署，”我说，“看来得呆到晚上，今天你那里去不成了，对不起。”
“还在那里？”她惊愕道。
“滑稽！”我抢先说出。
“怕不正常吧！”雪换个说法，词汇倒还丰富。
“干什么呢，现在？”
“没干什么，”她说，“闲得没什么可干。躺着听音乐，吃蛋糕，翻翻杂志什么的，就是这样。”
“噢——”我说，“反正出来就打电话过去。”
“能出来就好。”雪淡淡地说。
两人依然侧耳倾听我在电话中的言语，但似乎仍一无所获。
“那，反正先吃午饭吧！”渔夫说。
午饭是养面条。面条脆弱得很，刚用筷子挑起便断成两截。犹如病人用的流食，带有不治之症的味道。但两个人吃得十分香甜，我便也学其样子吃了下去。吃罢，文学又端来不凉不热的茶水。
午后如同深不可测的浑水河，静静流逝，房间里惟闻挂钟走动的喀喀声。隔壁房间不时响起电话铃声。我只管在公用笺上奋笔疾书。两名刑警轮流歇息，时而到走廊小声嘀咕。我默默地伏案驱动圆珠笔，把这百无一用的无聊文章从左往右直录下来：“6点15分左右，我准备做晚饭，首先从电冰箱里取出蒟蒻……”纯属消耗。傀儡！我对自己说道，地地道道的傀儡，一味奉旨行事，毫无怨言。
但也不尽然，我想。不错，我是有点当傀儡，但最主要的是对自己没有信心，所以才不敢抗争，自己的所作所为果真正确吗？难道不应该放弃对五反田的包庇而如实说明真相协助警方破案吗？我是在说谎。而说谎，任何种类的说谎也不会是令人愉快的，纵使为了朋友。我可以讲给自己听：无论做什么事都不可能使咪咪获得再生。我诚然可以这样说服自己，然而腰杆硬不起来。因而只好闷头抄写不止。傍晚，抄出20页。长时间用圆珠笔写这么小的字是很辛苦的劳作。渐渐地，手腕变酸，臂肘变重，手指变痛，头脑变昏，于是下笔写错，写错须用横线勾掉，并按以指印，不胜其烦。
晚间又是盒饭。我几乎提不起食欲，喝口茶都有些反胃。去卫生间对镜子一看，面目竟那般憔悴，自己都为之吃惊。
“结果还没出来？”我问渔夫，“指纹、遗物和遗体解剖的结果？”
“没有，”他说，“还得一会儿。”
我好歹熬到10点，差5页没有抄完。而我的能力已达到极限，多一个字也写不出了——我这样想也是这样说的。于是渔夫又把我领去拘留所，到那里歪身便睡。没刷牙也好，没换衣服也好，统统顾不得了。
早上起来，我又用电须刀刮了胡子，喝了咖啡，吃了羊角面包。想起还剩5页，便用两个小时抄了，然后逐页工整地签上名字，按以指印。文学拿起检查一遍。
“这回可以解放了吧？”我问。
“再回答一点点问题就可以回去了。”文学说，“放心，很简单，是我想起要补充的。”
我叹口气：“不用说，又要整理成材料吧？”
“当然。”文学说，“很遗憾，衙门就是这样的地方，文件材料就是一切。没有材料没有印鉴，等于什么也没有。”
我用指尖按住太阳穴，里边似乎有什么硬硬的异物钻了进去，在头脑里膨胀起来，且已无法取出。晚了！要是再早几天，本来可以顺利取出。可怜之至！
“别担心，花不了多少时间，马上就完。”
正当我无精打采地回答新的琐碎提问时，渔夫返回房间，叫出文学。两人在走廊里嘀嘀咕咕。我背靠椅背，仰起头，观察天花板边角处污痕一般附着的霉斑。那霉斑看上去竟同尸体照片上的阴毛无异。从那里往下，沿着墙壁裂缝渗出许多斑斑点点，仿佛瓷窑里烧出来的。那霉斑我想大约沁有无数出入这房间之人的体臭和汗味儿。也正是这些东西经过几十年的演变而成为如此黑乎乎的斑点。这么说来，我好像已经好久没见到外面的风景，好久没有听到音乐了。冷酷绝情的场所！这里，他们企图调动所有手段来扼杀人的自我人的感情人的尊严人的信念。为了不致留下看得见的外伤，他们在心理战术上大做文章，巧妙地布下形同蚁穴的官僚主义迷宫，最大限度地利用人们的不安，使其避开阳光，使其吃低营养食物，使其出汗，从而促成霉斑。
我在桌面整齐地合拢双手，闭目回想雪花纷纷的札幌街头，回想庞大的海豚宾馆和服务台那个女孩儿。她现在怎么样呢？大概仍然站在服务台里嘴角挂着闪闪耀眼的营业性微笑吧。现在我很想从这里打电话同她交谈，很想开一句下里巴人的玩笑。然而我连其姓名都不知道，姓名都不知道。无法打电话。是个可爱的女孩儿，尤其她工作中的身姿是那样地撩人心弦。宾馆精灵。她喜爱宾馆里的工作。与我不同，我从来未曾喜爱过什么工作。工作起来倒也一丝不苟，但一次也未喜爱过。而她却喜爱工作本身。离开工作岗位，她便显得弱不禁风，显得惶惶不安。当时我若有意，肯定能同她睡在一起，但没有睡。
我很想再同她交谈一次。
趁她尚未被人杀害。
趁她尚未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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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片刻，两名刑警折回房间。这回都没有落座。我仍呆呆地眼望霉斑。
“你可以回去了，已经可以。”渔夫声音淡漠，“辛苦了。”
“可以回去？”我愕然反问。
“询问结束了，完事了。”文学接道。
“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渔夫说，“已经不便继续把你留在这里了。可以回去了，辛苦了。”
我穿上满是烟味儿的夹克，离座立起。缘故尚不明了，但看来还是趁对方变卦之前快快溜走为妙。文学送我到门口。
“跟你说，昨天晚间就已看出你不是犯人。”他说，“鉴别和解剖的结果，证明你同此案毫无瓜葛。所剩精液的血型不符，也没发现有你的指纹。不过，你有所隐瞒，所以才留住不放，以便从你嘴里敲打出点什么。你有所隐瞒这点我们看得出来，凭直觉，凭职业直觉。那女子是谁，提示一下你总可以做到吧？然而你由于某种理由隐瞒下来。这是不对的。我们没那么容易蒙混，老手嘛，况且人命关天。”
“对不起，你说的我莫名其妙。”我说。
“也可能还要劳你前来。”他从衣袋里掏出火柴，用火柴杆按着指甲根说，“动起真格来，我们可是要一追到底的。这回要准备得万无一失，即使你把律师拉来，我们也眼皮都不眨一下。”
“律师？”我问。
但此时他已消失在建筑物里边了。我拦辆出租车赶回住处，往浴槽里放满水，慢慢地将身体沉入其中。然后刷牙、刮须、洗头。浑身全是烟味儿。鬼地方，蛇洞一样。
洗罢澡，我煮了些花椰菜，边吃边喝啤酒，接着放上一张阿萨，普拉依索库在康特·贝西管弦乐队伴奏下演唱的唱片。唱片华丽无比，16年前买的，1967年。听了16年，百听不厌。
随后我稍睡了一觉。出门拐弯，又转了回来——便是这种睡法。约睡了30分钟。睁眼醒来，才不过1点钟。我拿起游泳衣和毛巾塞进手提袋，乘上“雄狮”赶去千驮谷室内游泳池，畅畅快快游了1个小时。如此好歹恢复了人的心绪，食欲也多少上来，我给雪挂去电话，她在。我告诉说已经从警察署脱身出来。她冷冷地说那好么。我问吃了午饭没有，她说还没有，早上到现在只吃了两块奶油馅点心。饮食生活照样不成体统，我想。我说这就去接，一起去吃点什么。她嗯了一声。
我驾起“雄狮”，绕过外苑，沿着绘画馆前的林阴道，从青山一丁目驶至乃木神社。春意一天浓似一天。在我滞留赤坂警察署两个晚上的时间里，风的感触已变得温情脉脉。树的叶子愈发育翠迎人，光线已失去棱角，变得和蔼可亲，就连城市的噪音也如田园交响曲一般娓娓动听。世界如此美好，肚子也觉得饿了。太阳穴里边硬硬的异物不知何时已经消失。
我刚一按门铃，雪便跑下楼来。她今天穿一件迪巴特·包伊运动衫，外套茶色真皮夹克，肩上挎一个帆布挎包。挎包上别着斯特雷、斯特利和查尔卡俱乐部的纪念章。好个奇妙的搭配，不过也无所谓。
“警察署有意思？”雪问。
“一塌糊涂，”我说，“和乔治的歌唱同样一塌糊涂。”
“唔。”她无动于衷。
“这回给你买个爱尔维斯的纪念章，替换一下。”我指着挎包上查尔卡俱乐部的纪念章说道。
“怪人。”她说。果然词汇丰富。
我首先把她领进一家像样的饭馆，让她吃了用全麦粉面包做的烤牛肉三明治和青菜色拉，喝了真正新鲜的牛奶。我也吃了同样食物，喝了杯咖啡。三明治味道不错，酱汁清淡爽口，肉片柔软滑嫩，用的是地地道道的山萮末和西洋芥末，味道势不可挡。这才叫做吃饭。
“喂，往下去哪里？”我问雪。
“辻堂。”
“那好，”我说，“就去辻堂。不过为什么去辻堂呢？”
“我爸爸住在那里，”雪答道，“他说想见你。”
“见我？”
“他人并不那么坏的。”
我喝着第二杯咖啡，摇摇头说：“我不是说他人不好，是想说你爸爸为什么要特意见我。你向爸爸提起我了？”
“嗯，在电话里。告诉他是你把我从北海道领回来的，还说你给警察带去回不了家。结果爸爸就通过一个认识的律师向警察打听了你的情况。那人在这方面交游很广，相当讲究现实。”
“原来如此，”我说，“是这样！”
“顶用吧？”
“顶用，顶用得很。”
“我爸说了，说警察没权利扣住你不放，你要是想回去，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去，在法律上。”
“知道的，这个。”
“那干吗不回去？说声回去不就完了！”
“问题没那么简单。”我稍想一下说，“或许是自我惩罚吧。”
“不一般。”她支着下额说。词汇确够丰富。
我们坐着“雄狮”往辻堂驶去。偏午多时，路上车少人稀。雪从挎包里掏出很多磁带，放进音响。从鲍勃·马利的《去国离乡》到冥河乐队的《机器人先生》，各色音乐在车内流淌不止。有的兴味盎然，也有的单调无聊，但都同窗外景致一样稍纵即逝。雪几乎没有开口，舒舒服服靠着座席欣赏音乐。她拿起我放在仪表板的太阳镜，戴上，吸了一支弗吉尼亚长过滤嘴香烟。我则默默地集中精力开车，不时地变换车挡，眼睛盯视远处的路面，仔细地辨认每一个交通标识。
有时候我很羡慕雪，她今年才13岁。在她眼里，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包括音乐、风景和世人。想必同我得到的印象大相径庭。我在过去也是如此。我13岁的时候，世界要单纯得多。努力当得报偿，诺言当得兑现，美当得保留。但13岁时的我并不是个特别幸福的少年。我喜欢一个人呆在一边，相信孤单时的自己，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容不得只有我自己。我被禁個在家庭与学校这两大坚不可摧的樊笼之中，感到一阵阵焦躁不安。一个焦躁的少年。我恋上了一个女孩儿，这当然不可能如愿。因为我连恋爱为何物都一无所知，甚至没有同她说过几句话，我性格内向，反应迟缓。我很想对老师和父母强加于我的价值观大唱反调，却吐不出相应的言词。无论干什么都干不顺当。同无论干什么都左右逢源的五反田恰成对比。不过，我可以捕捉到事物新鲜的风姿，那实在是令人快慰的时刻。香气四下飘溢，泪水滴滴的人，女孩儿美如梦幻。摇滚乐永远是摇滚乐。电影院里的黑暗是那样的温柔而亲切，夏日的夜晚深邃无涯而又撩人烦恼。是音乐、电影和书本陪我度过这几多焦躁的日夜晨昏，于是我记住了科克和涅尔逊唱片里的歌词。我构筑了独有我自己的小天地，并生活其中。那时我13岁，与五反田在同一个物理实验班。他在女孩儿们热辣辣的目光中擦燃火柴，优雅地点燃煤气喷灯，忽地一闪。
他为什么偏偏羡慕我呢？
令人费解。
“喂，”我向雪搭话，“给我讲讲穿羊皮那个人的事好吗？你在哪里遇见他的？又怎么晓得我见过他？”
她朝我转过脸，摘下太阳镜，放回仪表板。然后微微耸下肩：“那之前能先回答我的提问？”
“可以。”
雪随着菲尔·科林斯的歌声——犹如醉了一整夜后醒来见到的晨光那样迷蒙而凄婉的歌声哼唱了一会儿，随后又把太阳镜拿在手里，摆弄着眼镜腿的弯钩。“以前在北海道时你不是跟我说过吗，说我在你幽会过的女孩儿当中我是最漂亮的。”
“是那样说过。”
“那是真的，还是为了讨我欢心？希望你坦率地告诉我。”
“是真的，不骗你。”我说。
“同多少人幽会过，这以前？”
“数不胜数。”
“200人？”
“不至于。”我笑了笑，“我没有那么好的人缘，倒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总的来说仅限于局部。幅度窄，又缺乏广度。充其量也就15个左右吧。”
“那么少？”
“惨淡人生。”我说，“暗，湿，窄。”
“限于局部。”
我点点头。
她就我这人生沉思了一会，但似乎未能充分理解。勉为其难，年纪太小。
“15人？”她说。
“大致。”我再次回顾了一下我那微不足道的34年人生之旅，“大致15人。顶多不超过20人吧。”
“才20人！”雪失望似的说，“就是说在那里边我是最漂亮的啰？”
“嗯。”
“没怎么同漂亮女孩儿交往过？”她问。接着点燃第二支烟。我发现十字路口站着警察，便抢过扔出窗口。
“同相当漂亮的女孩儿也交往过的。”我说，“但顶数你漂亮，不骗你。这么说不知你能不能理解：你的漂亮是自成一格的漂亮，和别的女孩儿不同。不过求求你，别在车里吸烟，从外面看得见，而且熏得车子满是烟味。上次也跟你讲过，女孩儿小时吸烟吸过量，长大会变得月经不调。”
“滑稽！”
“讲一下披羊皮那个人。”我说。
“羊男吗？”
“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
“你说的呀，前几天的电话里。说是羊男。”
“那样说的？”
“是啊。”
道路有些堵塞，等信号等了两次。
“讲讲羊男，在哪里遇见的？”
雪耸耸肩：“我，并没见过羊男，只是一时的感觉。看见你以后，”她把细细长长的头发一圈圈缠在手指上，“我就有那种感觉，感觉有个身披羊皮的人，你身上有那种气氛。每次在宾馆见到你，我都产生那种感觉。所以才那么问你，并不是说我特别了解什么。”
等信号的时间里，我思考着雪的这番话。有必要思考，有必要拧紧头脑的螺丝，拧得紧紧的。
“所谓一时的感觉，”我问道，“就是说你心目中出现了他的身影，羊男的身影？”
“很难表达，”她说，“怎么说好呢，反正并不是说羊男那个人的身影真真切切地在眼前浮现出来，你能明白？只是说目睹过那一身影的人的感情像空气一样传到我身上，眼睛是看不见的。虽说看不见，但我可以感觉到可以变换成形体——准确说来又不是形体，类似形体罢了。即使能够将其原封不动地出示给别人，我想别人也根本摸不着头脑。就是说，那形体独有我一个人明白。哎，我怎么也解释不好。傻气！喂，我说的你明白？”
“模模糊糊。”我坦率回答。
雪皱起眉头，咬着太阳镜的弯钩。
“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呢，”我试着问，“你感觉到了我身上存在或依附我而存在的某种感情或意念，并且可以将其形象化，就像描绘象征性的梦境一样？”
“意念？”
“就是思想冲动。”
“嗯，或许，或许是思想冲动，但又不完全如此。还应该有促使思想冲动形成的东西，那东西又非常之强——大约可以称为意念驱动力。而我便感觉出了它的存在，我想是一种感应。并且我可以看见它，但不像梦。空白的梦，是的，是这样的，空白的梦。其中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身影。对了，就像把电视荧屏的亮度忽儿调得极亮忽儿调得极暗时一样。虽然上面什么也看不见，但若细细分辨，肯定有谁存在其中。我感觉出了那个，感觉出了那里边有个身披羊皮的人。不是坏人，不，甚至不是人，但并不坏。只是看不见，像明矾画似的，有是有的，知道有，但看不见。只能作为看不见的东西看，没有形体的形体。”她伸下舌头，“解释得一塌糊涂。”
“不，你解释得很好。”
“当真？”
“非常出色，”我说，“你想说的我隐约明白，但理解还需要时间。”
穿过町中，来到让堂海滨后，我把车停在松林旁边停车场的白线内。里面几乎没有车。我提议说稍微走一阵。这是4月间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午后。风似有若无，波平浪静。海湾那边就像有一个人轻轻拉曳床罩一般聚起道道涟漪，旋即荡漾开去。波纹细腻而有规则。冲浪运动员只好上陆，穿上简易潜水服坐在沙滩上吸烟。焚烧垃圾火堆的白烟几乎笔直地伸向天空。左边，江之岛犹如海市蜃楼一般依稀可辨。一只大黑狗满脸沉思的神情，沿着水岸交际处迈着均匀的小快步从右往左跑去。海湾里渔舟点点，其上空海鸥如白色的漩涡，悄无声息地盘旋不止。海水似也感觉到了春意。
我们沿着海边的人行道，朝着藤泽方向一路慢慢走去，不时地同乘着英国“美洲虎”轿车或自行车的女高中生擦肩而过。到得一处合适的地方，两人坐在沙滩上观海。
“时常有那种感觉？”我问。
“不是时常，”雪说，“偶尔。只是偶尔感觉得到。能使我感觉得到的对象没那么多，寥寥无几。而且我尽量避免那种感觉。一旦感觉到什么，我就迫使自己去想别的。每当意识到可能有所感觉，我就啪一声关闭起来。那种时候凭直感意识得到。关闭之后，感觉就不至于陷得那么深。这和闭上眼睛是一回事。只不过半闭的是感觉。那一来，就什么也看不见。有什么是知道的，但看不见。如此坚持一会儿，便再也看不见什么，对了，看电影当预感要出现恐怖场面的时候不是闭起眼睛吗？和那一样，一直闭到那场面过去。闭得紧紧的。”
“为什么要闭？”
“因为不愉快。”她说，“过去——更小些的时候——是不关闭的。在学校也是，一感觉到什么就说出口来。但那样弄得大家都不痛快。就是说，我连谁将要受伤都晓得，于是对要好的同学说‘那人要受伤的’。结果那人真的受了伤。这样有过几次，大家都把我当成什么妖怪，甚至管我叫‘小妖’，风言风语。我当然伤心得不得了。从那以后就什么也不再说了，对谁也不说。每当看见什么，感觉到什么，我就不声不响地把自己关闭起来。”
“可我那时候没有关闭吧？”
她耸耸肩：“像是太突然了，来不及。那图像冷不防地浮现出来——在第一次见到你时，在宾馆酒吧里。当时我正在听音乐，听流行音乐……什么都听，迪兰也好，鲍易也好……嗯，反正是我正听音乐的时候。我没怎么提防，整个身心放松下来。所以我喜欢音乐。”
“就是说你大概有预知能力吧？”我问，“比如你可以事先知道谁将要受伤等等，对吧？”
“说不准。我觉得好像和这个还不大一样。我不是预知什么，只是感觉得出其中存在的征兆。怎么表达好呢，每当发生什么之前，总有一种相应的气氛吧？明白不？譬如玩高低杠摔伤的人，总有粗心大意、盲目自信的表现吧？或者得意忘形什么的。对这种情绪上的波动，我非常非常敏感，它像块状空气一样，危险——每当我闪过这一念头，那空白梦境般的图像便倏地产生出来。是产生，是发生，而不是预知。尽管图形模糊不清得多，但毕竟发生了，而且我能看见，使我觉得此人可能烧伤，结果真的烧伤了。但我什么也不能说，这滋味很不好受吧？自我厌恶！所以我才关闭起来。一旦关闭，也就避免了自我厌恶。”
她抓起砂子玩着。
“羊男真有其人？”
“真有。”我说，“那宾馆里有他住的地方。宾馆之中还有另一个宾馆，那是一般人看不见的场所，但的的确确保留在那里。为我保留，为我存在。他就在那里生活，把我同许多事物连接在一起。那场所是为我设的，羊男在那里为我工作。假如没有他，我和许许多多的东西就连接不好。他负责这方面的管理，像电话交换员一样。”
“连接？”
“是的。当我寻求什么，打算同其连接起来的时候，他就为我接上。”
“不大明白。”
我也学雪的样子，捧起细砂，让它从手指间漏下去。
“我也不大明白，是羊男对我那样解释的。”
“羊男很早以前就有？”
我点点头：“嗯，很早就有的，从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无时无刻不感觉到他的存在，觉得那里有什么。不过其成为羊男这一具体形体，则是不久前的事。随着我年龄的增长，羊男开始一点点定型，其所在的世界也开始定型。什么缘故呢？我也不得而知。大概是因为有那种必要吧。年龄增大以后我失却了很多很多东西，因而才有那种必要。就是说，为了生存下去，恐怕需要那种帮助。但我还搞不清楚，也许有其他原因。我一直在考虑，但得不出结论。傻气！”
“这事跟谁说过？”
“没，没有。即使说估计也没人肯信。没有人理解的。再说我又说不明白。提起这话今天还是第一次。我觉得同你可以说得明白。”
“我也是头一次说得这么详细。这以前始终没有做声。爸爸妈妈倒是知道一些，但我从未主动说起过。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种话还是不说为好，本能地。”
“这回能互相说出来，真是难得。”
“你也是妖怪帮里的一个哟！”
返回停车场地的路上，雪讲起她的学校，告诉我初中是何等惨无人道的地方。
“从暑假开始一直没有上学。”她说，“不是我讨厌学习，只是讨厌那个场所。忍受不了。一到学校心里就难受得非吐不可。每天都吐。一吐就更受欺侮了，统统欺侮我，包括老师在内。”
“我要是和你同班，绝不会欺侮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儿。”
雪久久望着大海。“不过因为漂亮反遭欺侮的事也是有的吧？况且我又是名人的女儿。这种情况，或被奉为至宝，或被百般欺侮，二者必居其一，而我属于后者。和大家就是相处不来，我总是紧张得不行。对了，我不是必须经常把自己的心扉愉偷关闭起来吗？这也就是我整天战战兢兢的起因。一旦战战兢兢，就像个缩头缩脑的野鸭子似的，于是都来欺侮，用那种低级趣味的做法。简直低级趣味得叫人无法相信，羞死人了，实在想不到会那么卑鄙。可我……”
我握住雪的手。“没关系，”我说，“忘掉那种无聊勾当，学校那玩艺儿用不着非去不可，不愿去不去就是。我也清楚得很，那种地方一塌糊涂，面目可憎的家伙神气活现，俗不可耐的教师耀武扬威。说得干脆点，教师的80％不是无能之辈就是虐待狂。满肚子气没处发，就不择手段地拿学生出气。繁琐无聊的校规多如牛毛，扼杀个性的体制坚不可摧。想像力等于零的蠢货个个成绩名列前茅，过去如此，现在想必也如此，永远一成不变。”
“真那样看待？”
“那还用说！关于学校的低俗无聊，足足可以讲上一个钟头。”
“可那是义务教育呀，初中。”
“那是别的什么人认为的，不是你那样认为。你没有义务非去受人欺侮的场所不可，完全没有。而讨厌它的权利你却是有的，你可以大声宣布‘我讨厌’。”
“可往后怎么办呢？就这样下去不成？”
“我13岁时也曾经那样想过，以为人生就将这样持续下去。但不至于，车到山前必有路。要是没有路，到那时再想办法也不迟。再长大一点，还可以谈恋爱，可以让人买胸罩，观察世界的角度也会有所改变。”
“你这人，真是傻气，”她吃惊似的说，“告诉你，如今13岁的女孩儿，胸罩那东西哪个人都有的。你怕是落后半个世纪了吧？”
“噢。”
“嗯，”雪再次定论，“你是傻透了！”
“有可能。”
她不再说什么，在我前头往停车处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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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雪的父亲的房子靠近海边，到达时已是薄暮时分。房子古色古香，宽宽大大，院子里草木葳蕤。有一角还保留着湘南作为海滨别墅地带时期的依稀面影。四下悄然无声，春日沉沉西坠，气氛十分和谐。点点处处的庭院里，株株樱树含苞欲放。樱花开罢，木莲花不久便将绽开花蕾。此种色调和香气每天都略有不同的朝朝暮暮，可以使人感觉到季节的交相更迭。这等场所居然被保存下来。
牧村家四周围着高高的板墙，大门是古式的，带有棱角。惟独名牌十分之新，黑色的墨迹赫然勾勒出“牧村”二字。一按门铃，稍顷出来一位二十四五岁的高个男子，把我和雪让进里边。男子一头短发，彬彬有礼，对我对雪都很客气。同雪之间，看样子已相见多次。他笑的方式同五反田差不多，给人以玉洁冰清的愉悦之感，当然远不及五反田那般炉火纯青。他一边带我们往院子里头走，一边说他是给牧村先生当助手的。
“开车，送稿，查资料，陪着打高尔夫球、打麻将、出国，总之无所不做。”其实并没有问他，他兀自乐在其中似的向我介绍起来，“用句老话，就算是伴读书童吧。”
“唔。”我应道。
雪看样子很想说他一句“傻气”，但未出口。她说话大概也是要看对象的。
牧村先生正在里院练高尔夫球。在两棵树之间拉了张网，瞄准正中目标猛地将球击出。可以听见球棒挥起时那“嗖”的一声——那是世上我最讨厌的声音之一，听起来十分凄凉幽怨。何以如此呢？很简单：偏见而已。我是无端地厌恶高尔夫球这项运动。
我们进去后，他回头把球棒放下，拿起毛巾仔仔细细地擦去脸上的汗，对雪说了句“你来啦”。雪倒像什么也没听见，避开目光，从夹克袋里掏出口香糖，剥掉纸投入口中，咕嘎咕嘎地大嚼起来，随手把包装纸揉成一团扔到树盆里。
“‘您好’总要说一句吧？”牧村道。
“您好！”雪勉强地说完，双手插进夹克口袋，一转身不见了身影。
“喂，拿啤酒来！”牧村先生粗声大气地命令书童。书童声音洪亮地应罢，快步走过院子。牧村先生大声咳嗽一声，“呸”地往地面吐了一口，又拿起手中擦脸上的汗。他对我的存在视而不见，只管目不转睛地盯视绿色的网和白色的目标，仿佛在综合察看什么。我则茫然地看着生有青苔的石块。
此时此地的气氛，我总觉得有点不大自然，有点造作，有点滑稽好笑。并不是说哪里有什么欠妥，也不是谁有什么差错。只是觉得有一种模仿性的拙劣痕迹。表面看来大家各得其所，各司其职。作家与书童。但若放在五反田身上，我想会表演得更加妙造自然，更加富于魅力。他那人干什么都干得漂亮，无论脚本多少糟糕。
“听说你关照了雪。”先生开口了。
“算不得什么，”我说，“不过一起乘飞机回来罢了，什么也没做的。反倒是我劳您在警察那边费了心，帮了大忙，实在谢谢。”
“唔，啊，不，哪里哪里。反正算是再不互欠人情。别介意。况且是女儿求的我，她有求于我可是稀罕事。没有什么。我也向来讨厌警察，1960年害得我也好苦。桦美智子死的时候，我在国会外面来着。很久很久了，很久很久以前……”
说到这里，他弯腰捡起高尔夫球棒，转向我，边用球棒通通地轻敲腿部，边看着我的脸，又看看我的脚，再看着我的脸，俨然探索脚和脸之间的关系。
“很久很久以前，何为正义，何为非正义，心里一清二楚。”牧村拓说。
我点点头，未表现出很大热情。
“打高尔夫球？”
“不打。”
“讨厌？”
“无所谓讨厌喜欢，没有打过。”
他笑道：“不存在无所谓讨厌喜欢吧。大体说来，没打过高尔夫球的人都属于讨厌那一类，百分之百。直言相告好了，很想听听直言不讳的意见。”
“不喜欢，直言相告的话。”
“为什么？”
“哪一样都使我觉得滑稽。”我说，“比如神乎其神的用具，故弄玄虚的入场券、旗子、衣服和鞋，以及蹲下观察草地时的眼神、侧耳的方式，总之，没有一样合我的意。”
“侧耳方式？”他满脸疑惑地反问。
“随便说说，没什么意思。我只是想说大凡同高尔夫球有关的一切我都看不顺眼。侧耳方式是开玩笑。”
牧村又用空漠的眼神看了我好半天。
“你这人有点不同一般吧？”他问。
“完全一般。”我说，“再普通不过的人，只是玩笑开得不够风趣。”
不大工夫，书童拿着两瓶啤酒和托有两只杯的盘子走来。他把盘子放在橹廊里，用开瓶器打开瓶盖，往杯里斟满啤酒，又快步离去。
“噢，喝喝！”他去檐廊里躬身坐下，说道。
我客气一下，拿起酒杯。喉咙正又干又渴，喝起来格外可口。不过还要开车，多喝不得，只限一杯。
牧村的年龄，确切的我不清楚，大约45岁上下。个头并不很高，但由于身材长得魁伟，看上去很大块头。胸脯厚实，胳膊粗脖子粗。脖子粗得有点过分。倘稍细一些，说是运动员也未尝不可。可惜粗得几乎同下颁直接相连，耳朵下边的肉又松弛得无可救药，显然是多年忽视运动的结果。如此状态，纵使再打高尔夫球也于事无补。而且年龄越来越大，毕竟岁月不饶人。过去我从照片上见到的牧村拓则正当青年，端庄秀气，目光炯炯。虽然算不得英俊，但总有一种引人注目之处，显然一副文坛新秀的风采，前途无可限量。那是多少年前来着？十五六年以前吧？如今眼神仍带有些许锐气，在光线与角度的作用下，看上去有时依然顾盼生辉。头发很短，白发已随处可见。或许是打高尔大球的关系，皮肤晒得同拉克思特牌红葡萄酒色马球衫难分彼此。衬衫自然早已没了纽扣。脖颈太粗，马球衫在他身上相当局促。脖子这东西，大细显得饥寒交迫，过粗则显得热不可耐，个中分寸甚难把握。若是五反田，我想肯定穿得潇洒有致。喂喂，老想五反田怎么成！
“听说你靠写什么东西为生。”牧村说。
“谈不上是写，”我说，“提供补白填空的只言片语而已。内容不论，只要写成文字就行。那东西总得有人来写，由我来写罢了。同扫雪工一样，文化扫雪工。”
“扫雪工，”说着，牧村瞥了一眼身旁的高尔夫球棒，“好幽默的说法！”
“多谢。”
“喜欢写文章？”
“对我眼下干的事，既说不上喜欢也算不上讨厌，不是那种档次上的工作。不过，有效的扫雪方法这东西确实还是有的，例如诀窍啦技巧啦姿势啦用力方式啦等等。琢磨这些我并不讨厌。”
“答得痛快。”牧村赞叹似的说。
“档次越低，事物越单纯。”
“哪里！”接着沉默了15秒，“扫雪工这说法是你想出来的？”
“是啊，我想是的。”
“我借用一下如何？用一下这个‘扫雪工’。这词儿很风趣。文化扫雪工。”
“完全可以，请请。又没申请什么专利。”
“你想说的我也感同身受。”牧村一边捏弄耳轮一边说，“有时我也有这种感觉，觉得写这样的文章又有什么意思呢！过去可不这样认为。那时世界更小，叫人有奔头，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把握得住，别人追求什么，也完全了然于心。传播媒介本身很小，像个小村子，大家见面都相识。”
他一口喝干杯里的啤酒，拿起瓶子把两个人的杯子斟满。我说不要，他没理。
“可现在不同。所谓正义云云，谁都不懂，全都不懂。所以只能应付好眼前的事，扫雪工，如你所说。”说罢，他又盯住两棵树干之间那张绿色的网。草坪上落有三四十个白色高尔夫球。
我啜了口啤酒。
牧村开始考虑往下该说什么。考虑需要时间，但他本人似乎并未意识到这点。因为他已习惯众人静等他的谈话。无奈，我也只好静等他重开话题。他一直用手指摆弄着耳轮，俨然清点一捆崭新的钞票。
“女儿同你很合得来，”牧村说，“她并非同任何人都合得来，或者说几乎同任何人都合不来。和我没有几句话好说。和她母亲虽也说不上几句，但起码还算尊敬。对我则连尊敬也没有，一点儿也没有，甚至瞧不起我。她压根儿没有朋友，好几个月连学也没上，光是闷在家里一个劲儿听那些乌七八糟的音乐。可以说很成问题，实际上班主任老师也是这样说的。和别人格格不入，但同你却合得来——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呢……”
“脾气相投？”
“或许。”
“对我女儿，你怎么看？”
回答之前，我踌躇了一下，这简直同面试无异，不知该不该直言无忌。“正值棘手的年龄。本来就棘手，家庭环境又恶劣得几乎无可收拾。谁也不照看她，谁也不负责任。没有人和她交谈，没有人能掏出她的心里话。心灵严重受创，而这创伤又无人可医。双亲过于知名，脸蛋过于漂亮，负担过于沉重，而且有与众不同之处，似乎过于敏感……总之有点特殊。原本是个乖觉的孩子，如果照看得当，可以茁壮成长。”
“问题是没人照看。”
“是啊。”
牧村喟然一声长叹。然后把手从耳边收回，久久凝视指尖，“你说得不错，完全正确。不过我是束手无策。首先，离婚时已经明明白白地立下字据，说我对雪概不插手。没有办法，当时我到处寻花问柳，态度硬不起来。准确地说，现在这么同雪会面其实也要征得雨的许可才行。这名字要命吧，雨雪交加！反正，事情就是这样。其次，刚才我也说了，雪根本不靠近我，我说什么她都当耳旁风。实在叫人无可奈何。我喜欢女儿，当然喜爱，就这么一个孩儿嘛！但就是不行，一筹莫展。”
说罢，他又盯视绿网。暮色渐深，四下苍然，散在草地上的白色高尔夫球，仿佛满满一筐关节骨撒得满地都是。
“虽说如此，总不能完全袖手旁观吧？”我说，“她母亲为自己的事忙得不可开交，满世界飞来飞去，没时间考虑孩子，甚至连有孩子这点都忘到九霄云外。钱也不给就把孩子扔到北海道宾馆里一走了之，而记起这点又花了3天时间，3天！领回东京又怎么样呢，一个人整天憋在公寓房间里，哪里也不去，只是听流行音乐，一味靠吃干炸鸡肉和糕点打发日子。学校也不去，同伴也没有，这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当然，这是别人家的事，我这也许是多管闲事。可实在看不下去。莫非我这想法过于注重现实，过于流于常识，过于中产阶级式不成？”
“不不，百分之百正确。”牧村缓缓点头，“完全正确，无可指责，百分之二百正确。所以才有件事和你商量，也正因如此才特意把你请到这儿来。”
不祥之感掠过心头。马死了，印第安的鼓声停止了。一片沉寂。我用小指尖搔搔太阳穴。
“就是，能否请你在雪身上照看一下。”他说，“这里说的照看也不特别麻烦，只要你不时地见她一下，一天两三个小时。两人说说话，一起吃顿像样的饭就可以的，就足矣。我作为请人工作来付酬金。换句话说，你把自己看作不教课的家庭教师就是。你现在挣多少？我想可以基本保证那个数字。其余时间随便你干什么，只希望你一天见她两三个小时。活计还不算差吧？我同雨也在电话里商量过了。她现在夏威夷，在夏威夷摄影。我大致讲了一下情况，雨已同意拜托给你。她还是以她的方式认真考虑雪的问题。只不过人有点奇特，神经不地道，才能倒是有，出类拔萃。脑袋一时一个变化，像电力保险跳闸似的。什么都给她忘得一干二净。而若论起现实问题，那简直提不起来，加减法都稀里糊涂。”
“不大理解。”我有气无力地笑道，“那样合适么？那孩子需要的是父母的爱，是对方真正打心眼里爱自己的明证。而这个我无法给予。能给予的只有父母。对这点你和你的太太应该有个明确认识，这是第一。第二，这个年代的女孩子无论如何需要同年代的同性朋友，需要能唤起感情共振的、畅所欲言的同性朋友，光是有这样的朋友本身就会感到十分开心。而我，一来是男的，二来年纪相差悬殊。再说，你也好，太太也好，对我还一无所知吧？13岁的女孩儿，在某种意义上已是大人。而且那么漂亮，精神上又不大稳定，把这样的孩子托付给素不相识的男子合适吗？你对我了解什么呢，到底？我刚才还因为杀人嫌疑被扣在警察署里哟！假如我是犯人怎么办？”
“你杀的？”
“何至于！”我叹息道。父女俩的问话一模一样，“杀可是没杀的。”
“所以不就行了！既然你说没杀，那恐怕就是没杀。”
“何以如此相信？”
“你不是杀人那种类型，不是强奸幼女的类型。这个我一看就晓得。”牧村说，“而且我相信雪的直感。那孩子身上，向来有一种特别敏锐的直感，与一般所说的敏锐还有所不同。怎么说呢，有时敏锐得令人不快，像有什么神灵附体似的。和她在一起，有时我看不见的东西她都能看见，不容你不佩服。明白我这种感觉？”
“多多少少。”我说。
“是她母亲的遗传，那种古怪之处。不同的是她母亲将其集中用于艺术，于是人们称之为天赋；而雪不具有使之集中的对象物，任凭它漫无目的地流溢，一如水从桶里淌出，一如神灵附体。是她母亲的血统，那个。我可是没有，根本没有。我不古怪。所以母女两个才不正经理睬我。我也觉得和她俩生活有些辛苦。短时间里我不想看到女人。你肯定不明白，不明白和雨雪两个一起生活是怎么回事。雨和雪哟，活活要命！简直成了天气预报！但我当然喜欢她俩，现在也时不时给雨打电话交谈。不过绝不想再在一起生活。那简直是地狱。即使我有当作家的才赋——有过的——也被那种生活折磨得精光，坦率地说。时下，才赋诚然没有了，但我自以为还干得不错。扫雪，高效率扫雪，如你所说，说得真妙。讲到哪里来着？”
“讲到我可不可以相信。”
“对对。我相信雪的直感，雪相信你，所以我相信你。你也相信我好了。我人并不那么坏，有时是写一些不地道的文章，但人不坏的。”他又咳嗽一声，往地面吐一口，“怎么样，不能帮帮忙？帮忙照看一下雪？你说的我也完全明白，那的确是父母的职责。问题是那个人不大正常，而我又无计可施，刚才已经说过。能指望的人只有你。”
我久久望着自己杯中的啤酒泡沫。何去何从呢？我拿不定主意。不可思议的一家。3个怪人和一个书童忠仆，犹如宇宙家族鲁宾逊。
“时常见见她是没有关系的。”我说，“但不能每天都见。一来我也有我要做的事，二来我不喜欢义务性地同人见面。想见的时候才见。钱我不要。眼下我不缺钱花，而且，既然我把她作为朋友交往，那笔开销我自然付得起——如果答应，只能以这种条件答应。我喜欢她，见面恐怕对我也是乐趣。只是我不承担任何责任，可以吗？关于她将来的发展，不用说，最终责任在你们身上。即使为了明确这点我也是不能拿钱的。”
牧村点点头，耳下的肉摇摇颤颤。靠打高尔夫球那肉是去不掉的，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生活方式，而这点在他是做不到的。倘能做到，早该做了才是。
“你的意思我十分理解，也合乎情理。”他说，“我不是想往你身上推卸责任，不必顾虑什么责任。除你以外，我们无人可选，所以才这样低头相求，根本不会提起什么责任之类。钱的事到时候再考虑也好，我这人可是有借必还的，这点请你记着。但眼下恐怕你说得有道理，就交给你了，随你怎么办理。要是用钱，我也好雨也好，同哪边联系都行。哪边都不缺钱，不必客气。”
我没表示什么。
“看上去你这人也非常固执。”
“不是固执，不过是我也有我的思维体系。”
“思维体系？”他又用手指摆弄起耳轮，“那东西没多大意思，和手工做的真空管扩音器一个样。与其花时间费那个麻烦，不如去音响器材商店买个新的晶体管扩音器，又便宜音质又好。坏了人家马上上门来修，更新时甚至可以把旧的折价。现在不是议论什么思维体系的时代。那东西有价值的时代确实存在过，但今天不同。什么都可以用钱买得到，思维也买得到。买个合适的来，拼凑连接一下就行了，省事得很。当天就可使用，将A插进B里即可，瞬间之劳。用旧了，换个新的就是，换新更便利。假如拘泥于什么思维体系，势必被时代甩下。是非曲直搬弄不得，那只能让人心烦。”
“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我归纳道。
“一针见血。”
随后陷入沉默之中。
周围已经相当暗了。附近有只狗神经质地叫着。有人在断断续续地弹奏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牧村拓盘腿坐在檐廊里，若有所思地喝着啤酒。我暗想，自回东京以来，见到的全是些奇特分子——五反田、两名高级妓女（一名死了）、一对死缠活磨的刑警、牧村拓和书童忠仆。我一边打量暮色深重的庭园，一边侧耳倾听狗的吠声和钢琴的旋律，蓦然觉得现实渐次解体，最后融入夜色之中。诸多物体失去本来面目，失去原有意义，相互交织，形成一个混沌世界。五反田那抚摸喜喜裸背的优雅手指也罢，雪花纷飞的札幌街头也罢，口说“正好”的山羊咪咪也罢，在刑警手中啪嗒啪嗒作响的塑料尺也罢，在漆黑走廊的尽头等待我的羊男也罢，一切的一切都融为一体。莫非疲劳了？没有疲劳，不过是现实悄然消融，融为一个圆圆的混沌球体——恰似某种天体的形状。继而，钢琴响起，犬吠不止，有人说话，在对我说话。
“我说，”是牧村向我搭话。
我抬头看他。
“你怕是知道那女子的事吧？”他说，“就是被害的那个女子。从报上看了。是在宾馆里被杀的吧？报上说是身份不明，只有一张名片在钱包里，因而向名片上的那个人询问情况。没有出现你的名字。据律师说，你在警察署里针锋相对，一口咬定毫无所知。但不至于什么也不知道吧？”
“何以那样认为？”
“一闪之念，”他像拿刀那样把球棒笔直地向前伸出，盯视不动，“隐约之感，蓦地觉得你可能隐瞒着什么。和你交谈之间，我渐渐有这么一种感觉：对枝节问题你顾虑重重，对大的方面却格外宽宏。从你身上不难发现这种模式。蛮有趣的性格，这点同雪很相似。为生存而焦虑不安，而又不为人理解。一旦跌倒便无可挽回。在这个意义上你们是同类。这次也是如此。警察可不是好惹的哟，这次顺利过关，下次就不一定！思维体系好是好，但针锋相对往往以负伤告终。已经不是那个时代喽！”
“不是针锋相对，”我说，“这跟舞步差不多，是习惯性的，不由自主的。一听见音乐就自然而然地手舞足蹈，周围环境改变也视而不见。而且舞步考究繁琐得很，不容你把周围情况一一放在心上。如要一一考虑，势必跳错舞步。这不是跟不上时代，只是反应迟钝。”
牧村仍旧默默盯着高尔夫球棒。
“与众不同。”他开口道，“你使我联想起什么，什么呢？”
“什么呢？”我问。什么呢？莫不是毕加索的《荷兰风格的花瓶与三个蓄胡骑士》？
“不过我对你是相当中意，相信你这样的人。对不起，务必照看一下雪。迟早我会酬谢你，我这人是有情必报，刚才说过了吧？”
“听见了。”
“那好！”牧村说罢，把球棒轻轻靠墙立定，“好了！”
“报纸上没提其他的？”
“几乎没有。只说是被用长统袜勒死的，说一流宾馆是城市的死角。根本没出现姓名。另外说眼下正在调查身份。就这么多。常有的案件，很快被忘掉的。”
“是吧。”
“也有人忘不掉。”
“或许。”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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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7点，雪一晃儿转回来，说到海边散步去了。牧村问她是否吃了饭再走，雪摇摇头，说肚子不饿，过就回去。
“也罢，高兴时再来玩就是。这个月我一直果在国内。”牧村说。然后对我致谢，感谢我特意前来，并为未能招待什么表示歉意。我说没有什么。
书童忠仆送我们出来：里边停车场中，可以看见切诺基吉普，本田750cc和越野摩托。
“生活好像很有活力嘛！”我对忠仆说。
“不平静，”忠仆想了想说，“他不属于作家那种类型，喜欢动，凡事必动。”
“傻气！”雪低声道。
我和忠仆都装聋作哑。
钻进“雄狮”，雪马上说她肚子饿了。我在海滨“饿虎”饭店停住车，吃了烤牛肉，喝了无酒啤酒。
“说什么了？”雪边吃餐后布丁边问。
没有理由隐瞒，我大致叙述了一遍。
“不出所料，”她蹙起眉头说，“也只有他想得出来。那，你怎么回答的？”
“拒绝了，还用说。那种事不适合我，而且事本身也不合情理。不过我们不时地见见面也好，为了我们自己，同你爸爸说的无关。我们年龄相差悬殊，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以及对事物的感受和看法也或许大不相同，但我觉得我们在很多话题上都谈得来。你不这样认为？”
她耸耸肩。
“要是想见，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人和人谈不上义务性地见面，想见就见，想见才见。我们可以相互公开对任何人都绝口未提的事情，秘密共有。怎么样？不好？”
她略一踌躇，“嗯”了一声。
“那种东西要是听任不管，有时会在体内迅速膨胀起来，最后无法控制。要经常放放气，否则，会憋爆炸，嘭的一声，懂吗？那样一来，人生就变得沉重。一个人有话闷在心里是件痛苦事。你痛苦，我有时也不好受。向谁也说不得，谁也不理解。但我们之间可以相互理解，畅所欲言。”
她点点头。
“我对你什么也不强求，如果你有话想说，尽管打电话给我就是。这同你父亲所谈的毫无关系。我也不是想在你面前扮演什么通情达理的兄长或叔父角色。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对等的，我们同舟共济——即使为了这点也最好不时地见面。”
她没有应声，吃罢点心，咕嘟咕嘟喝了一杯冷水，然后瞟了一眼邻桌一家胖人狼吞虎咽般进食的情景。一家4口：父母、女儿和一个小男孩儿，都胖得可观。我臂肘支在桌子上，边喝咖啡边端详雪的脸。的确长得漂亮，细细看去，竟觉得好像有颗小石子砰然抛入心田尽头。心的表面沟壑纵横，且是纵深之处，一般很难接近，然而她却能将石子准确地抛入其间——她的美便属于这种类型。我再次想——已经想了20多回——倘自己年方十五，笃定坠入情网之中。不过，15岁的我恐怕也不可能理解她的心情。现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理解，可以尽我的能力袒护她。但我已34岁，绝不至于恋上一个13岁的女孩儿，不可能发展那种关系。
班上同学欺负她的心情也并非不可理解。想必因她太漂亮了，漂亮得超出了他们的日常感觉。且太敏感，又绝不肯主动向他们靠近。所以他们才感到惶恐，才歇斯底里地捉弄她欺负她。他们觉得自身亲密无间的共同体由于她的存在而有可能遭受不当的损害。这点与五反田不同。五反田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给予他人印象的强烈，而适当地加以削弱，加以控制。他绝对不会给别人带来惶恐。当其存在不知不觉地过于高大完美之时，他便笑容可掬地开句玩笑。玩笑不必很高明，只消给人以愉快给人以轻松的普通玩笑即可，于是大家顿感释然陶然，认为他是个不错的家伙。实际上五反田大概也不错。然而雪则不然。雪心目中只有一个自我，为此而活得焦头烂额。她无暇一一顾及周围人情感的变化并一一采取对策。其结果，既伤害了别人，又通过别人反过来殃及自身。同五反田迥然有别。沉重的人生，对13岁女孩儿未免过于沉重，甚至对大人都不胜其荷。
将来她将怎样呢？我无从预料。发展得好，或许可以像她母亲那样发现并掌握某种适于表现自己的方式，在艺术领域施展才华。也可能在除艺术之外的其他领域里找到适合自己天赋的某种工作，并获得社会的承认。这并无根据，只是一种感觉。如牧村拓所说，她有才华，有能力，如有神助，出类拔萃，远非扫雪工所能企及。
也许，她到十八九岁时变成一个普普通通的少女。这种例子我是见过好几个。十三四岁时水晶一般千娇百媚、顾盼生辉的女孩儿，随着思春期的进展而渐次失去其照人的光彩，其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的锐利锋芒也日趋迟钝，成为“漂亮而不出众”的少女，但其本人却显得怡然自得。
雪将沿着哪一条道路成长呢？我当然不得而知。奇妙的是，人这东西有着各所不同的所谓顶峰期，一旦越过，便只能走下坡路，非主观愿望所能左右。至于那顶峰位于何处，任何人都预料不到。以为为时尚早之时，分水岭却倏然而至，惟听天由命而已。有的人12岁时便达到顶峰，之后碌碌无为；有的人则顶峰期一直持续到辞世；还有的人在顶峰期死去。不少诗人和作曲家，生如疾风骤至，却因过于登峰造极而享年不过30。毕加素不同，80岁过后仍画风雄健，挥笔不止，终于在画布前安详离世。这种情况就必须盖棺方能论定。
我将如何呢？
顶峰——这东西之于我根本不曾有过。回首望去，甚至觉得人生都无从提起。起伏自是有一点，匆匆爬上，草草跑下。如此而已，一无所成，一无所获，一无所有，既未爱过别人，又未被人爱过。道路平坦之至，场景单调之极。仿佛在电子游戏机屏幕上往来彷徨，犹如大力士那样不断张大嘴巴吃掉迷途中的虚线。途中漫无目的，惟死确凿无疑，迟早罢了。
你也许不可能幸福，羊男说，因此只有跳下去，跳得大家心悦诚服。
我停止思考，略微闭起眼睛。
睁开眼睛时，雪正从桌子对面盯着我。
“不要紧？”她说，“你好像很没精神。是不是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我笑着摇头：“不，你什么也没说。”
“想不快的事了？”
“或许。”
“经常性的？”
“有时。”
雪叹口气，在桌面上不停地摆弄着纸餐巾：“有时寂寞得很？就是说，半夜里或什么时候会突然想起不快的事？”
“当然。”
“为什么现在在这里想起？”
“怕是因为你太漂亮了。”我答道。
雪用同她父亲一样空漠的眼神看着我的脸，接着轻轻摇了摇头，再没说什么。
晚饭钱是雪付的。她说爸爸给了好多好多钞票，拿起账单便走到收款机前，从衣袋里掏出五六张万元现钞，用其中一张付了款，找回的零钱数也没数就塞进皮夹克的口袋。
“那个人，以为只要给我钱就行了。”她说，“傻气！所以今天由我招待好了。我们是对等的吧，在某种意义上？总是让你破费，我偶尔来一次也可以嘛！”
“谢谢招待。”我说，“为了将来起见，有句话要提醒你一下：你这种做法不大符合古典式男女约会的礼仪。”
“是吗？”
“男女约会时吃饭，饭后女孩子不能自己抓起账单就去付款。应该先让男方付，事后再还钱给他。这是常规，要不然会损伤男方的自尊心。我当然无所谓，因为从任何观点来看我都不是在乎常规的人。但世上还有相当多的男人忌讳这一点，毕竟世界还有常规可循。”
“滑稽！”她说，“我才不同那种男人约会呢！”
“啊，那怕也是一种见识。”说着，我开始把“雄狮”开出停车场。“男女之恋有时未见得合乎常规，未见得可以选择，所谓恋爱也正是这么一种东西。你到了可以让人买胸罩的年龄，想必可以懂得。”
“我是说我有的吧？”她猛然在我肩上打了一拳，害得我差点儿撞在涂得通红的大垃圾桶上。
“开玩笑，”我刹住车说，“大人们之间常开玩笑，也许那玩笑不怎么文雅，但你总要适应才行。”
“哦。”
“哦。”
“滑稽！”
“滑稽！”
我停止鹦鹉学舌，把车最后开出车场。
“不过可不能像刚才那样冷不防地打开车人哟，这回不跟你开玩笑。”我说，“那样会撞在什么上面，两人同归于尽。这是男女约会的第二条常规，要平安无事地活下去。”
雪“唔”了一声。
归途车中，雪几乎没有开口，浑身瘫软地靠着座席背，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有时看上去似已睡着。她睡与没睡无多大区别。已经不再听磁带。我小心放上约翰·科尔特伦的民谣，她也没有抱怨，甚至根本没注意是何声响。我一边小声随之哼唱，一边驱车疾驰。
从湘南夜回东京，路上相当单调。我全副神经集中于前车的尾灯，也没说什么。驶上高速公路后，雪欠身坐起，不断咀嚼口香糖。之后吸了烟，吸了三四口便扔到窗外。若再吸第二支，我打算说她两句，但她只吸了一支。善解人意，知道我在想什么，懂得适可而止。
到得赤坂她公寓门前，我停下车，招呼说，“到了，小公主！”
她把口香糖包装纸揉成一团，放在仪表盘上，懒洋洋地开门下车，扬长而去，再见也没说，车门也没关，头也没回。神出鬼没的年龄！或许仅仅是生理原因也未可知。不过这倒同五反田所演电影的情节不谋而合，一个正处于复杂年龄的多愁善感的少女。不，倘是五反田，肯定比我来得得心应手，而雪也多半对他一见倾心，否则也无以成其为电影。接下去……罢了罢了，怎么又想到五反田身上？我摇摇头，挪身到助手席，伸乎嘭地拉合车门，然后哼着福莱迪·赫巴德的《漠漠红土地》，赶回住处。
早上起来，去车站买报纸。时近9点，涩谷站前给通勤男女卷起无数漩涡。尽管已是春天，但面带笑容的人屈指可数，而且那也可能并非微笑，而仅是面部的痉挛。我在小卖部前买了两份报纸，坐在“丹琴”炸饼店里边吃油饼喝咖啡边看报，哪份报都没报道咪咪之死。通篇累牍讲什么迪斯尼乐园开园，什么越柬战争，什么东京都知事竞选，什么中学生不法行径等等。惟独一行也未提及赤坂一家宾馆里一个美丽少女被人勒死的惨案。如牧村拓所说，纯属司空见惯，根本不足以同什么迪斯尼乐园开园相提并论。此案有过也罢没有也罢，早已被人忘到脑后，当然也有人忘不掉，我是其中之一，还有杀人者。那两名刑警大概也不至于。
我想看场电影，打开电影栏目。《一厢情愿》已经过去。于是我想起五反田，起码应把咪咪的事通知他一声。万一不巧他也受到调查而道出我的名字来，我的处境便十分狼狈。一想到还要给警察敲骨吸髓，就不由大为头痛。
我用炸饼店里的公用电话，拨通五反田的住处。他当然不在，呼应的是记录电话。我说有要事相告，请其同我联系。之后我将报纸扔进垃圾筒，返回住处。边走边思索越南和柬埔寨干吗非动武不可，莫名其妙，这世界确乎变幻莫测。
这是用来调整的一天。
要处理的事堆积如山。谁都会有这样一天，有同现实中的现实短兵相接的一天。
我首先把几件衬衣拿去洗衣店，再把几件衬衣取回。接着去银行提取现金，付电话费和煤气费，把房租转账过去。并去鞋铺换了个新后跟，买了闹钟用的电池和6盒原音带。返回后边听FEN①边拾掇房间。把浴槽刷洗得干干净净，把电冰箱里的东西全部拿出，将内壁彻底擦拭一遍，清点所藏食品。继而擦煤气灶，擦排气扇，擦地板，擦玻璃窗，归拢垃圾，更换床罩枕套，开吸尘器，如此干到两点钟。当我随着音响哼唱冥河乐队的《机器人先生》擦拭百叶窗时，电话铃响了，五反田打来的。
①以美军为收听对象的远东广播网，Far East Network之略。
“能不能直接面谈？电话里有点不大合适。”我说。
“可以。不过是否很急？现在事情多得脱身不得，电影和电视片碰在一起了。两三天后我想可以轻松下来慢慢谈。”
“知道你忙，对不起。问题是一个人死了。”我说，“我们共同认识的人，警察出动了。”
他在电话另一头默不作声。一种岑寂而雄辩的沉默。过去我以为沉默无非是缄口不语。但五反田的沉默则不然，而同其所具备的其他所有素质一样洒脱豁达、机敏睿智。这样说或许离奇：倘若侧耳谛听，仿佛可以听到其大脑以最快速度运转的声响。“明白了。我想今晚可以相见。也许很晚，不影响你？”
“没关系。”
“大概一两点时打电话过去。那之前怎么也抽不出时间，抱歉。”
“可以，不要紧，等着就是。”
放下话筒，我把刚才的对话整个回想一遍。
问题是一个人死了，我们共同认识的人，警察出动了。
这岂不简直成了电影！一涉及到五反田身上，一切都变得和电影镜头无异。什么原因呢？我觉得现实似乎在一步步后退，而自己正在熟悉所要扮演的角色——想必是他那种鬼使神差般的特异功能所使然吧。我脑海中浮现出五反田戴着墨镜、竖起双排扣大衣从“奔驰”车上下来的情景。魅力十足，一如辐射层轮胎广告。我摇下头，把剩下的百叶窗擦完。别再想了，今天是面对现实的一天。
5点，我去原宿散步，在竹下大街寻找爱尔维斯纪念章，好半天也没有找到。吉斯也好爵尼梅丹也好AC/DC也好摩托头也好迈克尔·杰克逊也好王子也好——这些无所不有，惟独没有爱尔维斯。到第三家店，总算发现了“ELVIS，THE KING”，遂买了下来。我开玩笑地问店员有没有“SLY＆THE FAMILY STONE”纪念章。那位扎着小包袱皮一般蝴蝶结的十七八岁女店员愣愣地看着我的脸。
“什么？没听说过。不是指NEW WAVE或PUNK什么的？”
“噢，介于二者之间吧。”
“最近新名堂层出不穷，真的，魔术似的。”她咋了下舌，“没办法跟上。”
“千真万确。”我同意道。
之后，我在“钓冈”饭店喝了杯啤酒，吃了碗炸虾面。如此一来二去，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到了黄昏时分。日出日落，晓暮晨昏。我作为一个平面大力士，无所事事，兀自大口大口地吞食虚线。我觉得事态毫无进展，觉得自己没有接近任何地方，倒是中途又生出了无数伏线，而同关键的喜喜却彻底线断缘绝。我觉得自己只是在岔路上长驱直进，只是在接触主要事件之前的小品演出上白白耗费时间和精力。然而主要事件又在何处上演呢？果真在上演不成？
前半夜无事可干，7点钟去涩谷一家电影院看了保罗·纽曼的《裁决》。电影不坏，但由于几次思想溜号，情节给我看得支离破碎。眼睛注视银幕的时间里，蓦地觉得上面出现了喜喜的裸背，于是在她身上一阵胡思乱想。喜喜，你寻求我什么呢？
电影放完，我昏头昏脑地起身走到外面。在街上走了一会，跨进一家我常去的酒吧，一边嚼坚果，一边喝伏特加，喝了两杯。12点过后，返回住处看书，等待五反田的电话。我不时地往电话机那边扫视一眼。因我觉得电话机似乎在盯着我不放。神经病！
我扔开书本，仰面躺在床上，开始想那只叫沙丁鱼的猫。想必它已完全成了骨头，想必土中寂无声息，骨头也寂无声息——刑警曾说过骨头洁白而漂亮，而且无言无语。是我把它埋在树林中的，装在西友商店的纸袋里埋的。
无言无语。
从沉思中醒来时，虚脱感如水一般无声无息地浸满整个房间。我拨开虚脱感，走进浴室，一边吹着《红标语》口哨，一边冲淋浴。冲罢去厨房站着喝了罐啤酒。然后用西班牙语从1数到10，出声地说道“完了”，并啪地拍了下手。于是虚脱感像被一阵风吹跑似的无影无踪。这是我的咒语。过单身生活的人往往无意中掌握很多种能力，否则便无法将生命延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