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读小说，碰上一篇说地道男人的条件之一是不花钱同女人做爱。读之，颇觉言之有理。
觉得言之有理，未必等于我认为其说法正确，而只是表示理解：原来也有这种想法。至少算是较为充分地理解了一种状况，就是说世上是存在着怀抱如此信念生活的男人的。
说起我个人，我也不花钱同女人做爱。迄今不花，以后也不怎么想花。但这不是生活信念问题，而不妨说是爱好问题。因而我觉得不能断言花钱同女人睡觉的人就不地道。只不过碰巧有那样的机会罢了。
另外还可以这样说：
我们或多或少都在花钱买女人。
在远为年轻的过去当然不曾这样想。我极其单纯地认为性那东西是免费的——某种好意与好意（也许有不同的说法）一旦相遇，使自然而然地、一如自动点火似地发生性行为，年轻时这上面也的确一路得手，况且要花钱也无钱可花。我这方面没有，对方也汉有。去陌生女孩宿舍住下，住到早上啜着速溶咖啡分吃冷面包，就那么一种生活。倒也快活。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和相应的成熟．我们对整个人生势必产生另外不同的认识。就是说，我们的存在或实在不是聚拢各种各样的侧面才成立的，而是永不可分的综合体。亦即，我们劳作领取报酬、读自己喜欢的书、投票选举、看晚场体育比赛、同女人睡觉等各种行为不是一个个自行其是的，本质上不过是同一个东西被不同的名称称呼罢了。所以，性生活的经济侧面即经济生活的性侧面。这是十分可能的。
至少现在我这么认为。
因此，像我所读小说中出现的主人公那样极为简单地断定“花钱同女人睡觉不是地道之人所为”在我是有难度的。我只能说作为一项选择是可能存在的。为什么呢？如我前面所说——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买卖或交换了委实花样繁多的东西，而最后往往全然记不清卖了什么买了什么。
说我是说不好，但我想归根结蒂大约是这么回事。
那时和我一起喝酒的一个女孩说她几年前为了钱同数名陌生男子睡过。
我喝酒的地方是表参遭靠近涩谷的一家类似西餐馆酒吧的新酒吧。三种加拿大威士忌一种不少，简单的法国菜也有。大理石吧台上堆着整棵的蔬菜，音箱里淌出多莉斯·戴的《这是魔法》，服装设计师和插图画家一类人聚在一起谈论感觉革命——就是这么一间酒吧。这样的酒吧哪个时代都必有无疑，一百年前有，一百年后恐怕也有。
进这间酒吧仅仅是因为在其附近散步时突然下雨的关系。我在涩谷谈完工作，慢慢悠悠散步去“帕伊德帕伊帕”看唱片，路上下起了雨。到傍晚还早，酒吧里几乎没有人影，加上临街是落地玻璃，能看见外面的雨势，遂打算边喝啤酒边等雨停下。皮包里有几本新买的书，不愁打发不掉时间。
菜谱拿来看啤酒栏目，光是进口货就足有二十种名牌。我选了一种合适的，下酒菜略一沉吟点了开心果。
时值夏末，街上荡漾着夏末特有的空气。女孩全都晒得恰到好处，一副“那点名堂瞒不过我”的神气。大颗雨珠转眼之间打黑了柏油路面，满街的高烧降了下来。
吵吵嚷嚷的一伙人“啪啪啦啦”收着伞闯进门来。当时我正在看贝娄的新小说。如贝娄的大多数小说一样，贝娄的小说不适于用来消磨避雨时间。于是我夹书签合上书，一边剥开心果一边观察那伙人的动静。
一伙全部七人，四男三女。年龄看上去从二十一到二十九，打扮即使算不上最新潮，但也完全跟得上时尚——头发向上竖起，皱皱巴巴的人造丝夏威夷衫，大腿根胀鼓鼓的裤子，黑边圆形眼镜，如此不一而足。
一进门，他们便坐在中间鹅卵形大桌四周。看样子是常客。果不其然，还没等谁说什么，威士忌酒瓶和冰块桶便送了上来。男侍应生往每人手里发菜谱。他们究竟属于哪一类人我自是看不出究竟，但往下想干什么大致想象得出，不是工作策划碰头会，就是工作总结反省之类。而无论何者，都势必酩酊大醉车轱辘话喋喋不休然后握手散席，势必有个女孩醉得有失体统一个男士叫出租车送去宿舍，倘若顺利趁机同床共衾——一百年前绵延下来的经典聚会。
看这伙人也看腻了，便观望窗外景致。雨仍下个不止，天空依然黑得如扣了盖。看情形雨持续的时间要比预想的长。路两旁雨水聚成了急流。酒吧对面有一家老副食品店，玻璃橱窗里摆着煮豆和萝卜干之类。轻型卡车下有一只大白猫在避雨。
如此面对这番景致呆呆望了一会，然后把目光收回，正想吃着开心果继续看书，一个女孩来到我桌前叫我的名字。刚才进门的一伙七人中的一个。
“不错吧？”她问。
“不错。”我吃惊地回答。
“可记得我？”她说。
我看她的脸。有印象，但认不出是谁。我如实相告。女孩拉过我对面椅子。坐在上面。
“我采访过一次村上先生的呀。”她说。
如此说来，的确如此。那还是我出第一本小说的时候，距今差不多五年了。她在一家大出版公司编的女性月刊当编辑，负责图书评论栏目，刊载了我的访谈录。对我来说，大约是当作家后第一次接受采访。那时她一头长发，身穿中规中矩的蛮考究的连衣裙。估计比我小四五岁。
“感觉变化不小，认不出来了。”我说。
“是吧？”她笑道。她把头发剪成流行样式，穿一件似乎用汽车防水布做的松垮垮的土黄色衬衫，耳朵上垂着一对仿佛可动式雕刻的金属片。她人长得不妨归为美女一类，加之脸形甚是清秀，这样的打扮于她可谓相得益彰。
我叫来男侍应生，要一杯里面约有两小杯量纯酒的加冰威士忌。侍应生问什么威士忌合适，我试着问有没有芝华士。还真有芝华士。然后转问她喝什么，她说一样的即可，于是我要了两杯同样的加冰威士忌。
“不去那边可以的？”我瞥了一眼中间桌子那边。
“可以的。”她当即应道，“只是工作交往，再说工作本身已经完了。”
威士忌端来，我们沾了口酒杯。一如往日的芝华士芳香。
“嗳，村上先生，那家杂志完蛋了你知道吧？”她问。
这么说来，事情是听人说过的。作为杂志的评价并不差，但由于销路不佳，两年前被公司砍掉了。
“因此当时我也要重新分配，去处是总务科。事情本不该那样，我抵触情绪很大，但最终给公司方面压了下去。这个那个啰啰嗦嗦，索性辞职了事。”她说。
“可惜了那么好的杂志。”
她离开公司是两年前的春天。几乎与此同时，和相处三年的恋人也分手了。原因说起来话长，但这两件事是密切相关的。简单说来，他和她是同一个杂志的编辑，男方比她大十岁，已婚，孩子都已两个。男方一开始就没打算同妻子离婚而和她结婚，对她也已清楚表明。她也认为那也未尝不可。
男方家在田无，便在千驮谷附近一座会员制公寓里租了个单间，工作忙时一星期有两三天住在那里，她也每星期去那里住一天。交往方式绝没什么勉强。个中细节男方处理得很老练，小心翼翼，因此作为她也很快乐。这么着，三年时间里两人的关系未被任何人察觉，编辑部内甚至认为两人关系不好。
“够意思吧？”她对我说。
“是啊。”我应道。不过也是常有的事。
杂志被砍，人事变动发表出来，男子被提拔为妇女周刊的副总编，女子如前面所说被分配到总务科。女子是作为编辑进来的，遂向公司抗议，希望安排做编辑工作，但被驳了回来：杂志实际无多，无法只增编辑，一两年过后或有可能重新分回编辑部。但是她不认为事情会那么称心如愿。一旦退出编辑部门，便不可能重新归队，而势必在销售科或总务科的文件堆中消磨青春——这样的例子她见了好几个。空头支票由一年而两年，由两年而三年，由三年而四年，如此一年年上了年纪，作为第一线编辑的感觉亦随之消失。而她不甘心这样。
于是她求恋人，要他把自己拉去同一部门。男方说当然要争取，不过恐怕行不通。“眼下我的发言权十分有限，而且也不愿意动作太大而被人猜疑。相比之下，还是在总务科忍耐一两年好。那期间我也有了力量，再拉你上来不迟。所以就那样办吧，那样最好不过。”男子说。
她知道他在说谎。男子其实是临阵逃脱。他刚攀上别的秋千，脑袋里全是这个，根本不打算为她动一下指头。在听男方表白的时间里，她的手在桌下簌簌颤抖，觉得谁都在往自己身上踩脚。她恨不得把整杯咖啡泼到男子脸上，又觉得傻里傻气，转而作罢。
“是啊，或许是那样。”她对男子说着，微微一笑。第二天便向公司递了辞呈。
“这种话，听起来怕乏味吧？”说罢，她舔似的喝了一口威士忌，用涂着指甲油的形状好看的拇指甲剥开开心果的外壳。她剥开心果的声音比我的好听得多，我感觉。
“没什么乏味的。”我看着她的拇指甲说。看她把剥成两半的外壳扔进烟灰缸，核放到嘴里。
“怎么说起这个了呢？”她说，“不过刚才见到您的身影，不知为什么，突然上来一阵亲切感。”
“亲切感？”我不无吃惊地反问。这以前我和她只见过两回，何况也没特别亲切地交谈过。
“就是说——怎么说呢——觉得像是见到了往日熟人。现在倒是在别的世界里了，但毕竟您是我曾经很小心地打交道的人……其实也没具体打过交道。不过我说的意思您能理解吧？”
我说好像可以理解。总之对于她来说，我这个人不外乎一个符号性质的——再好意说来乃是庆祝性质、仪式性质的——存在。在真正意义上我这个存在是不属于她作为日常平面所把握的那个世界的。如此想来，我不由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那么，我这个人究竟属于哪一种日常平面呢？
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而且是与她没有关系的问题。所以我就此没再说什么，只说好像可以理解。
她拿起一个开心果，同样用拇指甲剥开。
“想请您理解的是：我不可能逢人就这么和盘托出。”她说，“准确说来，这种话还是第一次说给别人听的。”
我点点头。
窗外，夏天的雨仍在下。她把手中玩弄的开心果壳投进烟灰缸，继续说下去。
离开公司后，她马上给工作中认识的编辑同行、摄影师和自由撰稿人逐个打去电话，告诉他们自己已辞职和正在找新工作。其中几个人说能够为她找到事做，甚至当时就有人让她明天过来。大多是PR（注：Public Relation 之略。公关活动、公共关系。）杂志或时装公司宣传性小册子一类的琐碎事务，但毕竟比在大公司整理账单强得多。
知道工作去处大致定下两个，并且二者相加收入也不低于过去，她舒了口气。于是她请对方允许自己推迟一个月上班，决定这期间什么也不做，只管看书、看电影、短途旅行。虽说数额不大，但也有一笔退职金，生活无须担心。她跑去编杂志时认识的一个发型设计师那里，把头发短短地剪成如今这个样子；又转去那位设计师常去的新潮女士用品店，大体买齐了同新发型相配的服装、鞋、手袋和一应饰物。
从公司辞职的第二天傍晚，那个男子——原先的同事、恋人——打来电话。对方道罢姓名，她一声不吭地挂断电话。十五秒后电话铃再次响起，拿过听筒，是同一个人。这回她没挂断，而是把听筒塞进手袋拉上拉链。那以后再无电话打来。
一个月休假稳稳流逝。终归她没去旅行。细想之下，一来她原本就不怎么喜欢出门旅行，二来一个同男友分手的二十八岁女人独自出游未免太像绘画题材，令人兴味索然。三天时间她看了五部影片，听了一场音乐会，在六本木的LIVE HOUSE听了爵士乐。还一本接一本看书，看已经买好的、准备有时间就看的书。唱片也听了。又去体育用品店买了休闲鞋和运动短裤，每天在家附近跑十五分钟。
最初一个星期如此顺利过去。从杂七杂八磨损神经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而尽情做自己中意的事委实妙不可言。情绪上来，便自己做饭，日落时分一个人喝啤酒喝葡萄酒。
但休假休到第十天时，她身上有什么发生了变化。想去看的电影再也没有一部。音乐徒然令人心烦，密纹唱片一张都听不到头。一看书就头痛，自己做的饭菜也样样没滋没味。一天跑步时给一个令人不快的学生模样的男子尾随了一阵子，于是干脆作罢。神经莫名其妙地亢奋，半夜睁眼醒来，竟觉得黑暗中有人逼视自己。这种时候，她便把被蒙在头上，浑身发抖，直到天空泛白。食欲也下降了，终日心焦意躁，再没心思做什么了。
她给熟人——无论哪个——打去电话，其中有几个和她闲聊，或帮她出谋划策。但他们毕竟工作很忙，不可能总这么闲陪。“过两三天手头工作告一段落时去慢慢喝上一杯。”说罢，他们挂断电话。然而两三天过去了，也没有邀请电话打来。刚告一段落就又有别的工作找来，这样的生活她本身也反复了六年之久，个中情由她完全清楚，因此也没有主动打电话打扰对方。
天黑后她懒得待在家里，一到晚上就穿上刚买的新衣服出门，在六本木或青山一带漂亮的小酒吧里一个人一小口一小口啜着鸡尾酒，一直啜到末班电车时刻。运气好时，能在哪里遇见往日熟人闲聊消磨时间。运气不好（这种时候占压倒多数）就谁也遇不上。运气更糟的时候，往往在末班电车里被陌生男人把精液甩在裙子上或受到出租车司机的调戏。她觉得在这个一千五百万众生拥来挤去的都市里，唯独自己孤独得要命。
她最初睡的男人是个中年医生。人很英俊，一身得体的西装，五十一岁（事后知道的）。她在六本木一家爵士乐夜总会独饮时，这男人来到她旁边搭讪：“你等的那位看来不来了，我也同样，你若不介意，就一起坐到你我有一个同伴到来为止。”一派陈词滥调。手法虽然老掉牙，但他声音甚为悦耳。于是她略一迟疑，应道：“无所谓的，请请。”随后两人听着爵士乐（稀糖水般的钢琴三重奏）、喝酒（原先包下的一瓶丹尼尔兹）、聊天（六本木旧事）。他的同伴当然没出现。时针转过十一点时，他提议找个幽静地方吃饭。她说这就得回高圆寺。他说那么用车送你回去。她表示不送一个人也回得去。“那么这样如何，我在附近有个房间，干脆住下可好？”他说，“当然，你不愿意，我不会胡来的。”
她默然。
他也默然。
“我是高价的哟！”她说。她自己也不知道何以说出这么一句。那是自然而然地冲口而出的。而一旦出口的话，便无法收回。她猛地咬紧嘴唇，盯住对方的脸。
对方淡淡一笑，又一次往杯里注入威士忌。“可以的。”他说，“说个数。”
“七万。”她即刻回答。何以七万则毫无依据，她就是觉得非七万不可。说出七万男子想必拒绝这一念头也是有的。
“再加法国套菜。”说着，男子一口喝干威士忌，欠身站起，“那，走吧。”
“是医生？”我问她。
“嗯，医生。”她答道。
“什么医生？就是说专业是……”
“兽医。”她说，“说在世田谷当兽医。”
“兽医……”一瞬间我很难理解兽医会买女人。但兽医当然也买女人。
兽医让她吃了法国菜，之后把她带去他在神谷町十字路口附近的单间公寓。他待她温柔有加，既不粗暴，又无变态之处。两人慢慢交合。隔一小时又交合一次。一开始她为自己陷入如此状况深感惶然，但在他细细爱抚的时间里，多余的顾虑一点点消失，逐渐进入性爱状态。男子拔出去淋浴后，她仍久久躺在床上，静静合起眼睛。她意识到几天来一直盘踞在她身上的无可名状的焦躁早已不翼而飞。她不由暗暗叫苦，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早上十点醒来时，男子已出门上班。桌子上放着一个装有七张万元钞的长方形信封，旁边放着房间钥匙。还有信，信上让她把钥匙投进信箱，还交待说电冰箱里有苹果酥、牛奶和水果，同时这样写道：“如你方便，过几天想再见一次。若有意请往这里打电话，一时至五时肯定在。”信里夹有宠物诊疗所的名片，名片上写着电话号码。号码为2211。旁边用日文字母写有“喵喵·汪汪”字样。她把信和名片撕成四片，擦火柴在洗漱台烧了。钱收进手袋。电冰箱里的东西一动未动，随即拦出租车返回自己宿舍。
“那以后也拿钱跟不同的人睡了几次。”她对我说。说罢默然。
我双肘拄在桌面上，两手在唇前合拢，叫来男侍应生，要了两杯威士忌。威士忌很快端来。
“来点别的东西？”我问。
“不，可以了，您真的别介意。”她说。
我们又一小口一小口啜着加冰威士忌。
“问问可以么？倒是有点刨根问底。”
“可以的，当然可以。”她约略瞪圆了一下眼睛看我的脸，“想实话实说的么。现在我这不正对村上先生有什么说什么吗！”
我点点头，从剩得不多的开心果里拿一个剥了。
“其他时候价钱也是七万？”
“不是，”她说，“不是那样的。每次随口道出的金额都不一样，最高的八万，最低的四万，好像。看对方长相凭直觉出口的数字。说出金额后被拒绝的事却是一次也没有。”
“了不起。”我说。
她笑了。
整个“休假期间”她一共跟五个男人睡过。对象都是四五十岁衣着考究久经情场的男士。她在熟人不大可能接近的酒吧物色男人，一度物色过男人的酒吧再不进第二次。对方一般都在宾馆开房间，在那里睡。唯独一次被迫摆出异常姿势，其他人都地道至极，钱也如数付给。
这么着，她的“休假”结束了。被接踵而来的工作迫得透不过气的日子重新返回。PR刊物、社区刊物和宣传小册子虽然没有大刊物那样的名声和社会影响力，但唯其如此才可以从头到尾做自己想做的事。比较过去和现在，总的说来还是现在幸福。她有了比她大两岁的摄影师男友，已不再想拿钱同其他男人睡觉了。眼下工作上千劲正足不打算马上结婚，但再过两三年或许有那样的心情——她这样说道。
“到时候也告诉您一声。”她说。
我在手册记事栏写下住址，撕下递给她。她道谢接过。
“对了，那时跟几个男人睡觉所得的钱最后怎么着了？”我问。
她闭目喝了口威士忌，然后嗤嗤笑道：“您猜怎么着了？”
“猜不出。”
”统统存了三年定期。”她说。
我笑。她也笑。
“往后又是结婚又是什么的，钱再多恐怕都不够用。不那么认为？”
“是啊。”我说。
中间桌子那伙人大声叫她名字。她朝后面挥挥手。
“得过去了。”她说，“让您听了这么久，真是抱歉。”
“这么说不知是不是合适——你说的很有趣。”
她从椅子上站起，微微一笑。笑脸十分灿烂。
“我说，假如我提出想花钱跟你睡的话，假如。”
“哦？”
“你要多少？”
她略微张开嘴深吸了口气，考虑了大约三秒，再次好看地一笑：“两万。”
我从裤袋里摸出钱包，查看里面有多少：总共三万八千元。
“两万加宾馆开房费加这里的开销，再加回程电车费——也就差不多没了吧？”
实际也是如此。
“晚安。”我说。
“晚安！”
出门一看，雨已停了。夏天的雨，下不很久。抬头望去，星星少见地闪闪眨眼。副食品店早已关门，猫避过雨的轻型卡车也不知去了哪里。我沿着雨后的路走到表参道。肚子也饿了，便进鳗鱼餐馆吃鳗鱼。
我一边吃鳗鱼一边想象我付两万元同她睡觉的光景。同她睡觉本身似乎不赖，而花钱总算得有点奇妙。
我回想起从前做爱像看山林火灾一样不花钱那时候的事。那的确是像看山林火灾一样不花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