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十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当年他虚岁五十，现在我已经超过他活在世上的岁数了。而且我意识到，由于青少年时期没有父亲的缘故，至今我身上还残留着无法克服的性格缺陷。
从根本上说，这个性格缺陷大概可以说是“无政府主义”吧。我虽然一直提醒自己要尊重长者，其实往往不承认长者的权威性。另外，与这种性格似乎相矛盾的是，对于年长的行
家，就像对待理想的父亲一样，佩服得五体投地。对这样的人，我丧失批判力。
这不就是说无法在个人之间建立良好的独立自主的关系吗？我不知道心理学家是否把我的这种性格归结于从小无父的缘故。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是在从小不受严厉的父亲管制下的自由环境里无拘无束长大成人，而且直至年届老境的。
我这样写法也许令人感到唐突，我见过两三次J.P.萨特，觉得他的性格和我一样，便产生亲近感。他在自传中说过大体这样的话：自己的表情必须是笑嘻嘻的才能命令别人。读到这里，我也有同感。表情严肃，这种命令者与被命令者的关系基本上不正是父子关系吗？萨特大概也是幼年丧父之人。他在晚年不得不站在父亲的立场上对待那些年轻的革命家，却反过来像幼小的儿子一样接受他们的指导，有时甚至任人摆布，惟命是从，这大概就是这种性格所造成的吧？
现在话题回到自己，每当我遇到别人要把什么会长、理事长之类在某团体内充当家长的头衔加给我的时候，总是几乎诚惶诚恐，想方设法逃脱掉。而且我实在无法认认真真地履行社会明确规定的形式上的规矩，所以往往采取开玩笑的手法，设法摆脱干系。
就是说，由于我早年丧父所造成的性格缺陷，使自己无法成为一个确立独立的自我的大人。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吧。我意识到自己虽然五十过半，却在本应是大人的独立个性上存在一道孩子般的裂缝。
有时我发现自己以一种孩子向大人撒娇的态度——在别人眼里大概很奇怪——对待残疾的长子，而且有时候觉得光自然而然地成熟起来，变成一个认真和蔼的大人，十分宽容地理解我。
正是这个原因，我从来没有接受担任证婚人这样的邀请——尽管这是大人的代表性角色。但是，出于迫不得已的原因——其实是我和妻子喜欢这一对新人，主动承担的——决定担任一回证婚人。新郎可以说已近中年，结过一次婚，是英语教育领域的专家。新娘是初婚的美丽姑娘。
于是我从证婚人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位已有近十年交往——而且是一家人交往的——新郎。就是说，通过我这个证婚人的大人眼光，用与以往愉快的朋友关系——即类似一同玩耍的小朋友的关系——不同的方式看待他时，就会有新的发现，原来新郎的性格里也存在着独立个性的裂缝。
于是，我想在婚礼上的证婚人致辞中谈一谈这个新发现。作为证婚人，在这种场合说这样的话也许不合适，是一种充满孩子气的举动……
我在婚礼举行之前草拟的致辞是这样的。
Y先生和H女士的结婚典礼顺利举行，不仅新郎新娘，一直为这个婚礼操心的双方的亲属也一定感到高兴。
这是我和妻子第一次担任证婚人，自然非常高兴，尽力而为，但恐怕多有不周之处。担任婚礼司仪的新郎新娘的朋友考虑到我这个证婚人没有经验，从介绍新郎新娘开始，必要的程序都做得很周到。我就轻松地发表一点感想。
我和妻子结婚时候的证婚人是伟大的法国文学研究家渡边一夫先生，参加婚礼的人一共七位，其中一位江藤淳不久成为我文学生活的最大劲敌。我的伯父是男方的亲戚代表，他大概也是为了讨好证婚人，问道：“先生，听说法国人吃红烧青蛙。是真的吗？”“红烧……”渡边先生无言以对：“噢，是吗……”我的妻子今天有点紧张，这还是三十年前我们婚礼以来第一次这样，还是先让她坐下来吧。新郎新娘本来就很紧张。
我是作家，写小说，Y先生是英语教育领域的优秀专家。但是，我们是老朋友，准确地说，Y先生不仅是我，而是我们家三口人的英语教师。今天我穿着新做的、却不太合身的晚礼服，Y先生穿着一身一定让H女士心神荡漾的结婚礼服。但是，我们是穿着游泳裤开始相识的。
中野有一个名叫TAC的体育俱乐部，我参加这个俱乐部已有20年，只会一种自由泳。由于我的游泳技术和热心精神受到大家的好评，不久前被选为理事——我也曾经感慨地说：好在我只会自由泳！Y先生也是俱乐部的积极分子。我们认识差不多一年以后，在游泳池边上总是聊游泳的话题……
不久，我觉得Y先生的举动有点奇怪。游完泳后，他在桑拿浴室或者更衣室里都兴高采烈地和其他人聊天，有时还用英语和外国新闻记者交谈。他和日本人聊天的时候，为了营造愉快的气氛，往往说一些不太文雅的俏皮话。就是说，充当一个丑角。可是，他用英语和外国人交谈时，甚至不怕和那些可以说是相当身份的外国知识分子对立，毫不服输地和他们争论，结果建立起相互理解的关系。他不时引用一些诗句，也都很高雅，而且忠实原著——我们日本人谈话很少这样。于是，我对他产生兴趣：这位在日语和英语之间似乎人格分裂的、具有魅力的人究竟是什么人物呢？
我决定请Y先生做我的英语教师。我晚上到他的在四谷的办公室里，他给我单独上课。使用的教材是牛津大学一位教师写的研究但丁的著作，当时我每天从早晨开始阅读，一直到傍晚去游泳池才放下来。但丁的一生充满苦难，但是众所周知，《神曲》最后一行是以“爱情”开头的。我想，这一行对于今天的婚礼十分合适。
I’amor che move il sole e l’altre stelle
(the love which moves the sun and the other stars.)
（是爱情，动太阳而移群星。）
Y先生对我了解很多英美文学，英语发音却很糟糕似乎很是感到吃惊。现在各位也许也有同感。正因为如此，我听Y先生发音准确、语调优美地朗读课文，觉得心情愉快，学习才持续了很长时间。不久，我要去公爵大学做一次稍长一点的关于日本现代文化的讲演，Y先生把我的讲稿译成英文，还认真仔细教我发音。那是我在外国进行的最为成功的一次讲演，首先译稿受到极高的评价。
恰好我的次子在家复读一年准备高考，便向Y先生学习英语。教室是我家的起居室，教材是爱因斯坦的书信集和叶芝的评传，一边阅读一边用英语讨论。我的妻子满脸忧愁地感叹说：这样的话，除了东京大学理科之类难进的地方，其他不去！第二年春天，果然如愿以偿，实在令人高兴。
现在每星期一次通过电话向Y先生学习英语的是我的妻子。她继承伊丹万作这位好学的电影导演的血统，每周星期五早晨的英语学习对她来说实在是愉快的时间。现在她正在学《哈姆雷特》，说老师的音色极具魅力。然而，我对她的热心感到疑惑，便问她，她说奥菲利娅的音色最好，我却莫名其妙。
我刚才说到日语和英语的双重性对于Y先生来说应该是一个重大的人生课题。我国外交官里英语流利、也能用英语写一点文章的人多的是，也有不少美国人讲一口漂亮的日语。但是，Y先生的日语和英语的双重性就不是停留在这种便利性技巧的水平上。这是他的命运。他从少年到青年时期一直品尝其中的甘苦，这就是他的人生。
我说这些话并非毫无根据的自我感觉。Y先生写过一篇没有发表的小说，题目叫《半个日
本》。意思是说自己是半个日本人。我看了以后，越发觉得实在不简单。这篇小说讲述带有自传性的故事，说一个日本人从小就生活在英语环境里，青春时期经历过严重的个性独立的危机，经过艰苦的努力奋斗，终于渡过危机，以积极的态度认同“半个日本”的现状。
我认为，在今后的日美关系中，更加需要像Y先生这样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水平上可以在日美之间架起真正理解的桥梁的优秀人才。而且，像他这样痛苦地生活在日语与英语、日本人与美国人之间的夹缝里，具有坚强的独立个性的人才是使今后的英语教育领域结出累累硕果的优秀教师。我衷心希望这样的人才有一个美满的新家庭，使他的工作没有后顾之忧。
于是，Y先生选择H女士这样年轻漂亮、真诚热心、通情达理的姑娘作为自己的夫人。我认为，这是人生中难得的喜事。
另外，这句话只能在这里说：Y先生在说英语的时候，有时完全变成一个可敬的美国人，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我这么说，无异于在讨好新娘。但是，Y先生在说日语的时候，因为过于恭谦礼貌，我觉得把日本人表现得有点过头，有时还说一些略显恭维的令人担心的玩笑话。就是说，Y先生虽然已经克服了独立个性的危机，但在日本人与说英语的人之间还存在一道——尽管是很小的——裂缝。填补这道裂缝正是H女士的工作。用什么来填补呢？用但丁的话说，就是I’amor，就是the love which moves the sun and the other stars的爱。
感谢在座的各位听我这个第一次的证婚人这么长的发言。尊敬的新郎新娘的父母双亲，祝贺你们。Y先生、H女士，衷心地祝贺你们。
妻子认为我的上述证婚人致辞在婚礼上发表不太合适。因为离婚礼还有一些日子，在妻子的努力说服下，也许我会决定重写。我还听见妻子给朋友打电话，询问“裂缝”这样的词语在婚礼上用恐怕不合适吧。
仔细想起来，为了给新郎新娘致以我们小小的祝贺而选择“大安”吉日，把我拉到百货店购买礼服以及其他各种东西，为了完成证婚人这个角色，妻子最是积极地四处奔波。好像
还买了证婚人必读之类的书来看。
所以，在我们家里，扮演着“父亲”这个成熟的大人角色的应该是我的妻子。她也是幼年丧父，她的母亲的为人做派像是大家闺秀，她的哥哥继承父业，选择电影导演这个职业。她哥哥是我高中时期开始的朋友，我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在早年就失去父亲这个“专制者”的家庭环境里长大的长子，具有彻底的“无政府主义”性格。
我的妻子从小学低年级开始，就背着母亲把配给的大米偷偷藏起来——母亲总是把配给的大米很快吃光——以补充下半个月食用。母亲不惜花钱给哥哥买高级绘画颜料，她还得劝母亲不要连生活费都花进去。这个沉着稳重的女孩子如同真正的“父亲”那样长期关照守护着艺术上完全开放的才华横溢的哥哥和大方美丽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