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上了年纪，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个男人朝我走过来。他在做了一番自我介绍之后对我说：“我始终认识您。大家都说您年轻的时候很漂亮，而我是想告诉您，依我看来，您现在比年轻的时候更漂亮，您从前那张少女的面孔远不如今天这副被毁坏的容颜更使我喜欢。”
我常常忆起这个只有我自己还能回想起而从未向别人谈及的形象。它一直在那里，在那昔日的寂静之中，令我赞叹不止。这是所有形象中最使我惬意、也是我最熟悉、最为之心荡神驰的一个形象。
在我的生命中，青春过早消逝。在我十八岁的时候，繁花似锦的年花早就枯萎凋零。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我的容貌朝着一个意料之外的方向发展。十八岁的时候我就衰老了。我不知道是否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从来也没有打听过。似乎有人对我说过，当你正在经历一生中最年轻、最受赞美的年华时，这段时光的突然推进有时会使你感到吃惊。这种衰老来得太唐突了。我眼看着我的相貌日渐衰老，我那线条的比例也随之改变，眼睛变得更大，嘴巴更加突出，额头也刻下一道道深深的皱纹。我对此并没有感到惊恐，相反，我是带着一种似乎象是追求小说中情节发展的兴趣去观察我那衰老的面容的。那时我同样也晓得我并没有弄错，我相信总有一天这种衰老会缓慢下来，恢复正常的速度。那些在我十七岁回法国时认识我的人，在两年以后，即我十九岁时重新见到我时都感到惊奇。后来我终于保留下了那副新的面孔。它曾经是我的面孔。当然它还会衰老下去，不过其速度毕竟要比原先缓慢一些。我现在有一副面容衰老、布满枯深皱纹的面孔。可它却不象某些容貌清秀的面孔那样骤然沉陷下去，它依旧保留着原来的轮廓，只不过质地被毁坏罢了。我有一张被毁坏的脸庞。我还能跟你说些什么呢？我那时才十五岁半。
那是在湄公河的渡船上。
这个形象在整个渡江的过程一直存在着。
我才十五岁半，在那个国土上并没有四季之分，我们正处在那唯一的季节中，炎热而又单调，我们正处于地球上狭长的热带地区，没有春天，没有更新。
我在西贡一所国立寄宿学校里住宿。我只是在那里睡觉、吃饭，但我在外面一所法国中学念书。我的母亲是一位小学教师，她希望她的小女儿能够接受中等教育。对你来说，你应该上中学。这对母亲来说已经是心满意足了，可女儿却再也不以此为满足。先上完中学，然后再争取得到中学数学教师的学衔。自从我开始上学，就一直听妈妈唠叨这句口头禅。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我会逃避数学教师学衔考试这一关，我很高兴能让妈妈有这个盼头。我总是看到妈妈无时不在为她的孩子以及她自己的前途而操心。到了那一天，当她再也无法望子成龙时，她也只好另做打算，虽说孩子们没有多大的出息，但也总算是那么回事，他们也算尽了自己的职责，没有虚度年华。我还记得小哥哥（指作者的二哥）学习会计课的事。他学的是函授学校的教材，任何年龄、任何程度都可以学。母亲常说，应该好好追上去。小哥哥补习数学最多能持续叁天，从来也坚持不了四天，没有，从来没有。每当搬家的时候，小哥哥就得辍学。于是他只好到另外的学校里从头开始。母亲整整坚持了十年之久让小哥哥选学课程，到底也没有学出什么名堂来。就在哥哥不在的时候，妈买下了一块租地，这可是一种冒险，不过对我们两人来说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常听说我之所以过早地衰老是由于整个童年时期受阳光强烈照射的缘故。但我从来就不相信这种说法。也有人对我说过穷人的孩子爱多思。不过，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由于严重的饥馑而造成少年老成的现象是有的，但并非我们这些人，我们从没有挨过饿，因为我们是白人的孩子，我们曾经为此而感到羞耻，虽然我们也卖过自己的家具，但我们并没挨过饿，我们还雇过一个佣人，虽然有时我们倒也真的吃过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吃过水鸟，吃过凯门鳄，不过这些脏东西也是仆人替我们煮好的，并且是由他伺候我们吃的。我们有时也拒绝吃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可以摆阔而不想吃。不，当我十八岁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指作者的大哥把她奸污了），使我在这个年龄更加枯干、衰老。事情是在夜里发生的。我当时真害怕我自己，也害怕上帝。只是到了白天，我才不那么害怕，死亡也不显得那么严重。但是死神的魔影仍不离开我。当时我真想把我哥哥杀了，真想把他杀掉。我真想制服他，就是一次也罢，然后看着他死去。那是为了当着我母亲的面，除掉一件她心爱的东西，就是她这个儿子，他恩将仇报，他惩罚母亲却是因为母亲对他如此厚爱，同时，我想也是为了从哥哥的手里拯救出小哥哥的生命。哥哥可以说是小哥哥身上一块遮着阳光的黑布，是一个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人。他虽属人类，却行禽兽之道，在我的小哥哥有生之时，他无时无刻不在他的生活中制造恐怖，而当这惊恐怖及他的心灵的时候，遂即令其丧生。（作者的二哥在二十七岁时因病死去。她认为二哥是因为长期受大哥恐吓致死的。）
我对我家里人的描写已经花了许多笔墨，不过当我描写他们的时候，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还活在世上，可我只围绕着他们，围绕着这些事情来描写，并不直接破笔其中的底细。
我一生的历史是不存在的，的确不存在。从来就没有什么重点，没有道路，也没有线索。有些宽阔的地方会让人们以为那里必定有人存在，这不是真的，其实那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年轻时那一丁点儿故事我已经多少写过一些了，我想说的就是那段依稀可辩的历史，我所说的正是这个故事，也就是我那段过河的故事。不过我这里所写的既不相同又却一样。从前，我所说的是那些明亮的时光，那些被照亮的时刻。而这里我要说的是那同一青春里被隐藏的时光，我将通过某些事实，某些感情，某些事件把这段历史挖掘出来。我是在一个使我十分害羞的环境中开始我的写作生涯的。那个时候为他们所写的东西还是合乎道德的。可现在写起东西来似乎就再也没有那么多讲究了。有些时候我也懂得这个道理：如果思路不清的话，桩桩往事就会混淆在一起，假如是出于虚荣心，随风飘荡的话，那么写出来的东西必将一文不值；有些时候，我也懂得这个道理：如果思路不清的话，所有的事物就会被一种无可名状的溶剂化为一体，这时写出来的东西充其量不外是一篇广告。但是，我往往缺乏主见，我觉得所有的场地都敞开了，再也没有墙壁，使得你落笔之后就无法寻找藏身之处，不知如何收场，如何表达，并且让你那些有失统的言行不再受人尊敬。不过，在此以前，我并没有想那么多。
现在我看到当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十八岁，甚至十五岁，我的脸上就挂着后来人到中年，酗酒成疾而颜容尽毁的先兆性痕迹。对我来讲，酒完成了上帝所没有的功能，它还会杀我，杀人。我这张酗酒的面孔早在酗酒之前就有了。酒只不过起了公认的作用。我自己早就有好酒的愿望，这一点我和别人一样，原先就知道了，只不过这种嗜好来早了。这如同我身上早就有情欲的愿望一样。我在十五岁的时候脸上就挂着享乐的模样。可我当时还不懂得什么是享乐。我的这副面孔实在太明显了。恐怕妈妈早就看出来了。我的两个哥哥也看得出来。对我来说，一切就是这样，从我这张外在的、疲乏不堪的面庞和这双过早带有黑圈的眼睛开始的。
十五岁半，这正是人生过渡的年华。每当我旅行回到西贡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乘车旅行的时候，我总要在这里乘船过渡。那天早上，我在沙沥搭车，妈妈是那里一所女子学校的校长，当时正是学校假期结束的时候，我再也记不起是哪个假期。我到妈妈工作的那间小小的屋子里度假。那天我正要返回西贡那所寄宿学校去。当地人乘坐的客车是在沙沥市广场发车的。和往常一样，妈妈送我上车，并把我托咐给司机，她向来是把我托咐给西贡客车的司机，以便面对万一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故，火灾、强奸、海盗的袭击以及轮渡半途抛锚等事故时好对我有所照顾。和往常一样，司机让我坐在前面，挨着他的身边，这个座位是专门留给白人坐的。
就是在这次旅途中，那个形象清楚地呈现出来了，它本来可以画得更清楚，更完整，它本来可以保存下来，本来也可以拍下一张照片，就象在别的地方拍下其他的照片一样。可惜没有给这个形象留下一个镜头。也许是由于眼光过于浅薄而没有产生留下一个镜头的动作。如果能早预料到这次过河事件对我的一生将是如此重要的话，这个形象原该收入镜头而保存下来。然而，正当这个形象出现的时候，人们甚至还没感觉到它的存在。只有上帝才认识它。因此，这个形象也只能如此而已，也许它根本就不存在。它被疏忽了。它被遗忘了。它并没能脱胎而出，没有露出清晰完整的轮廓。可这正是它美的所在，绝对的美，是美的化身。
就在乘渡船横渡湄公河的一条支流时，我从客车上走下来。这条渡船往返于永隆和沙沥两地之间。在交趾支那南方的一片泥和稻田的辽阔平原——“鸟乡”平原我下了车，我向着船舷走过去，观看着眼前的河流。妈妈曾经对我说，我一辈子再也看不到象湄公河和它的支流这样美丽、壮观而又汹涌澎湃的河流。这些河流注入大海，这些水乡的土地也将消失在大海的胸怀之中。在这一望无际的平坦土地上，这些江河水流湍急，仿佛大地是倾斜的，河水直泻而下。每当汽车爬上轮渡的时候，我总是要从汽车上走下来，哪怕是在夜间过河也得一样下车，因为我总是害怕，害怕那渡船的拉绳折断而把我们漂泊到海洋里。在那急流旋涡之中，我看到了我性命的末日。流水是如此无情，它可以带走一切，无论是石头、还是教堂、甚至连整座城市也都难以幸免。在大河的流水深处，正掀起一阵风暴，阵阵狂风相互撕打。
我穿着一件真丝的连衣裙，它已经破旧不堪，几乎是透明的。从前这件连衣裙是妈妈的，有一天她不想再穿它了，因为嫌它过于透亮，所以把它给了我。这是一件无袖的、袒胸露肩的连衣裙。那真丝是茶色的，在当时是一种十分流行的颜色。这是我所记得的唯一一条连衣裙。我觉得它很合身。我在腰部系了一条皮带，也许那是我哥哥的一条皮带。我已经记不得当年穿过什么鞋，我只记得那几条穿过的裙子。我常常光着脚丫穿着一双布拖鞋，我指的是在我到西贡上中学之前的情况。自从我上了中学以后，当然我是一直穿鞋的。那一天，我该穿上这双少有的金丝高跟鞋。那天因为我找不到别的鞋可穿，所以就把它穿上了。这是妈妈给我买的处理品中的处理品。我穿着这双金丝鞋上中学去。我上中学穿着这双缀有用废金丝编成的小图案的鞋上中学去。这是我自己的意愿。我只穿得惯这双鞋，甚至现在还是如此，这双高跟鞋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双皮鞋，它很漂亮，超过以前我穿过的所有为了跑步、玩耍而穿的平底白布鞋。
可是那一天，并不是因这双皮鞋使小姑娘打扮得奇装异服。出奇的是那一天姑娘头上戴着一顶平边男帽，一顶玫瑰红色的软毡帽，上面围着一条很宽的黑色饰带。
正是这顶帽子使得姑娘变成一个不伦不类的形象。
这顶帽子到底是怎么落到我手里的，我现在已经忘掉了。我也记不清是谁给我的。我想可能是妈妈依我的要求给我买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帽子是处理品中的处理品。为什么会买这么一顶帽子呢？在那个时候，在这块殖民地中，没有一个女人，没有一个姑娘会戴这种男式毡帽。这连当地的妇女也不戴。事情可能是这样发生的：为了开玩笑，我试戴了一下这顶帽子，就这样，我在帽商的镜子里照了照，我发现：在这顶男式帽子下面，我那不讨人喜欢的单薄身段，那种孩童的缺陷，立即变成了另一副模样。她再也不是自然界中粗暴和倒霉的角色，恰恰相反，这种选择使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不同的人，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突然间，有人喜欢她了。突然间，我也发现我已经成了另一个人，一个在外面令人刮目相看的人。她将为大家所有，在众目睽睽之下溶化在城市里的人流之中，溶化在公路上，溶化在欲望之中。戴着这顶帽子，我再也不和它分离，我有了这顶令我属于它的帽子，我再也不离开它。对于我那双皮鞋来说，情况也该有所相似，但仅次于帽子，可这双鞋和这顶帽子却是矛盾和不协调的，正象这顶帽子和我那瘦弱的躯体不相称一样。因此对我来说，这双鞋也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我同样也不会抛弃它，在外面，不论是什么天气，不论是什么场合，我总是随时随地穿着这双鞋，戴着这顶帽，就是进城也是这番打扮。
我找出一张我儿子二十岁时的照片。是他和他的朋友艾丽卡和伊丽莎白·莱纳尔在加利福尼亚拍的。他瘦得很，看上去就象一个乌干达的白种人。我发现他带着一丝傲慢的微笑，有点不在乎的样子。他想装出一副瘦弱书生的怪模样自鸣得意。可以说，这张照片和当年渡船上那位没有留影的姑娘的形象极为相似。
给我买下这顶带着宽边黑饰带子的平边帽的女人就是她，就是某张相片里的这个女人，她就是我的母亲。我从这张相片里要比从其他较近期的相片里更容易把她认出来。这张照片是在河内“小湖”边上一幢房子的院子里拍的。母亲和她的孩子们都在一起，我当时只有四岁。妈妈就坐在我们中间。可以看得出来，妈妈是多么难受，她毫无笑容，似乎在不耐烦地等着相片快点拍完。从她那疲乏不堪的神态，从她那过于简朴的衣着，从她那迟钝无神的眼光，我知道当时正是酷暑天，妈妈精疲力竭，烦躁不安。不过，我是从我们这些孩子寒酸的穿着想起当年母亲有时精神状态不正常的情形的。就在照片里的这个年龄，我们就已经懂得她犯病的征兆，她常常会突然间就不懂得给我们梳洗，不会给我们穿衣服，有时甚至想不起来给我们做饭。母亲几乎天天犯着这种对生活完全丧失信心的毛病，这毛病有时持续很久，有时到了夜里就消失了。算我走运，碰上这么一位绝望的妈妈，而她的绝望是如此彻底，就连生活中高兴的事，不管如何强烈，也往往难于令她完全驱散脸上的愁云，让她消遣散心。我一直不了解是什么缘故使得妈妈如此疏远我们。那一次，也许就是因为妈妈糊涂了才会买下这幢房子——相片上的这幢房子——一幢我们毫不需要的房子，尤其是当时父亲已经病得很厉害，没过几个月的功夫就去世了。莫非她刚刚知道自己也染上了父亲那种致命的疾病？事物往往是巧合的。我所不明白的是妈妈所遭受的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打击，使得她对生活完全失去了信心。这一点恐怕妈妈自己也不晓得。莫非是因为父亲危在旦夕？抑或是她自己青春的消遁？是怀疑当年这档婚事？怀疑这个丈夫？怀疑这些孩子？或者是因为她所有的财产已经化为乌有？
母亲的这种病态日复一日，天天如此。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该是多么粗暴唐突。在每一天的某一个时刻，她就会顿时陷入失望的绝境之中，然后紧接着就是无法入睡，或百无聊赖，无所事事。有时又恰恰相反，情绪一来竟买起房子，搬搬家，有时则又大发脾气。正是由于她这个脾气，经常使她疲惫不堪，所以有些时候，她俨然象一位爱摆阔的王后，问她要什么，给她什么她就要什么，所以就这样无缘无故地买下“小湖”边上的这幢房子。这并非因为父亲奄奄一息而另想出路，也不是因为女儿爱戴那顶平边帽子和那双饰有金丝的皮鞋招摇过市而需易地而居，什么原因也没有，她就这么一个人，浑浑噩噩，糊涂至死。
我从来没有在电影里看过这些头上戴着一样的平边帽，胸前垂着两条辫子的印第安人。那一天我也有两条辫子，我没有和往常一样把它往上撩起，只是我那天梳的辫子和往常不一样。我也和这些在电影里从没有见过的女人一样，身前拖着两条长长的辫子，不过那是两根小孩的辫子。自从我有了这顶帽子以后，为了能够把它戴上，我再也不把头发撩起。自从某些时候以来，我把头发梳理得很紧、很紧，我把它往后梳，尽量把它压平，好让别人看起来我的头发并不那么厚。每天晚上我总要梳梳头，并且在睡觉以前按妈妈教我那样重新梳理一下。我的头发又粗又软，是一头令人伤感的齐胸长的赤色的头发。人们常说这头发是我最漂亮的地方，按我的理解，这只不过是人他们想说我的长相并不漂亮罢了。这头出色的头发在我二十叁岁的时候，也就是离开母亲五年之后，在巴黎我把它剪掉了。我说：剪吧！理发师就给剪了。只需一剪刀就全部给剪下来了，为了让发脚整齐，那冰凉的剪子几乎从我脖子上擦过。头发掉在地上，理发师问我要不要自己的头发，如果要，他可以替我包起来。我说不要。从此以后，再也没听人说过我有一头美丽的头发，我说的是人们再也没有象从前我剪发之前说得那么好听，只是说：她的眼睛真好看，她那微笑也不错。
在那条渡船上，瞧我，我还留着那头美丽的头发。我才十五岁半，可我已经开始涂脂抹粉。我天天擦“托加浓”香脂，以便掩盖我那面颊上部、眼睛下面的那些雀斑。在“托加浓”香脂上面，我又抹上“护皮康”香粉。这香粉是妈妈的，她只是在去参加市政府的晚会才抹这种香粉。那天我还有一支唇膏，暗红色的，象樱桃一样。我不知道我是从哪儿弄来的，也许是埃莱娜·拉戈奈尔从她妈妈那里偷来给我的，我已经记不清了。我没有香水，妈妈家里只有花露水和棕榄洗衣皂。
在那条渡船上，在客车的旁边，有一辆黑色的“里摩辛”大轿车，里面坐着一位穿白色棉布制服的司机。是的，这就是我在一些书上所写过的那辆大型的灵柩车。这就是那辆莫利斯.莱昂-波莱。法国驻加尔各答大使馆的那辆黑色的“朗西亚”轿车还没有开进我的文学作品中。
在司机和主人之间还有一道玻璃拉门。还有可折叠的加座。车子真是大得象一间屋子一样。
在那辆“里摩辛”汽车里有一位仪表端庄的俊俏男子正在看着我。他不是一个白人，但他一身西式装束，穿着一套西贡银行家所穿的浅色榨丝绸制服。他一直盯着我。我已经习惯人家看着我。在殖民地那里，当地人常常爱盯着那些白人妇女，就边十二岁的白人姑娘也不放过。可叁年来，当我上街的时候，连白种男人也看着我，甚至每当妈妈那些男朋友的妻子到“育俱乐部”打台球的时候，这些男人也经常热情地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吃午后点心。
也许是我误会了，我总觉得自己长得和那些漂亮女人一样好看，和那些总让别人看的女人一样吸引人，因为的确有许多人爱看我。不过我心里明白，其实问题不在于你长得漂亮不漂亮，这里头必另文章，比如说，是的，一定有别的原因，比如说心理上的原因。我愿意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如果有人觉得我漂亮或者好看，那我也就漂亮好看，比如说对家里的人来说我是漂亮的，这也只是对家里人而言。凡是别人要我打扮成什么样子，我就可以变成什么样子，并且自信不疑。我相信我是可爱的。每当我自以为很美的时候，而当这种美在看我的人的眼里变为真实，并且同时希望我能投其所好的时候，我心里也是明白的。因此，我实在可以打扮成一副娇媚可爱的样子，甚至在因小哥哥病故使我心神不安的情况下，我仍然有一副可爱的样子。至于小哥哥的死，只有一个同谋，那就是妈妈。我这里所用“可爱”一词指平常我周围的人对我或者对孩子们所说的意思。
我已经有所准备。我已经懂得一些事情。我知道，对一个女人来说，她的漂亮否并不取决于她的衣着服饰或她那美容的手艺；也不取决于她脸上的香脂价格的贵贱，甚至于她身上的首饰名贵与否也无足轻重。我知道奥妙在于其他方面。但我不知道奥妙到底在哪里。我只知道女人自己也不会相信那些衣冠外表能有如此魅力。在西贡街头，在乡下的衙门里；我观察过许多女人。她们当中有的长得非常漂亮，皮肤洁白如玉，她们在这个地方特别讲究梳妆打扮，尤其是在乡下的衙门里更是这样。她们成天无所事事，只知道自我保养，为了她们的欧洲，为了她们的情人，为了来日到意大利去度假，为了那叁年一次长达六个月的休假，到那个时候，她们将可以津津有味地谈起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这种殖民地特殊的生活，谈谈这些人，这些男仆如何服贴，伺侯得如何周到。还有这里的花草树木，舞会，这些在偏辟村镇里当官的白色别墅，房子又高又大，会让你晕头转向。这班女人在等待着。她们的穿着毫无目的，她们只是互相观看。在这些别墅的树荫下，她们为了来日互相观看，她们认为自己正在过着一种小说般的生活，在她们那些长长的壁橱里，早已塞满了五光十色的服饰，多得简直不知如何处置才好，这些衣着都是她们在整个等待的期间如同积赞时间一样一件件搜集起来的。她们当中有的因为无聊之极而变成疯子。有些女人因为斥责那些被丈夫勾引而不吭声的年轻女仆而挨了丈夫一记响亮的耳光。响亮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击中了她们，形容这耳光所发出的声音，即丈夫所给的耳光发出的声音？有些也因此自杀了。
这种妇道人家何必为自己争风吃醋而酿成过失，自讨苦吃，我总觉得这是一种谬误。
并没有什么可以勾引性欲的东西。它在于她身上对他的挑逗，或根本就不存在。当第一次目光相遇的时候，或者这个东西就已经存在，或者从来就不存在。这目光或者是性交的直接信号，或者根本什么也不是。这一点、我也早在“体验”之前就有所领悟了。
唯独埃莱娜·拉戈奈尔能够逃脱这种谬误的法则。因为她是一个发育迟缓的女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