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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红躺椅
我在1942年4月住进这里的公寓，现在是1987年2月，转眼之间，我住在这里已有四十五年之久。在这长久居住期间，我曾经在五个房间里睡过。我的儿子还很小的时候，我就把我现在睡的一间让给他，为的是让他的地方更宽敞一些。有一次，在面向天井的那个房间，这个房间在战时是用来贮放配给煤的，即凭票买回来的煤炭，就在这个房间里，我发现两样东西，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真的，只有我一个人。那是在房间和地板相接的壁橱里发现的。地板的板条脱落裂开，我把它重新嵌接好。有一条木板连接不上，就在这条木板下面我找到一个真正玳瑁发夹和一把手制石灰白颜色的骨质蓖子。蓖齿细得就像棉布纬纱一样。篦齿根部还有细微的影纹，有虱卵，也许是虱子，是南下来夹在里面的。其它就没有什么了，公寓一如当初我租用时那样，没有变化，坐落在圣伯努瓦街上。四十五年中只有半个月时间有过一次变化（在我戒酒治疗之后）。对我来说，所谓变化也仅仅是在中心轴上稍稍转动了一下。几扇窗方向有变动，墙壁方位也动了动。这么一动就不再真正是原有的同一座公寓了，宁可说是同一座公寓转了转身。这一动，非同小可，因为，这是一次视觉上数学精确性，一种逻辑性的展示。房屋所有的门窗都比照中心轴按其必然，按照应遵守的度，保证一切既同又异，作了一次调动。不允许有任何细节变动过甚或者不足。一切都不允许有遗漏，也不允许有忽视，任何差异都须与建筑师图样精确度相符合。像浴室内部墙壁直角相交，现在改为略呈锐角形状。视野，现在是好极了，外部世界一览无遗，可以往复眺望。我从对着天井的几扇窗往外面看出去，也发生了变化，看到的是哪一部分空间恍惚间也难以看清。现在，沿着许多屋顶都出现了露台。
还有许多家具，其中有一些是以前，几年以前，我看到的，可是我相信我虽然看到，但是忘了，另外有一些我却从来不曾看到过。同样，还有一些人，也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那就是曾经买下我住的这座公寓的人。那是一些约旦地区的商人，身穿贾拉巴①，他们曾坐在那张红躺椅上，红躺椅结果至今还在。不过，红躺椅放在我房间的壁炉前，置放在这里并不好，不过，红躺椅放在我房间的壁炉前，置放在这里并不好，我想，它一定是一直期待安放在一个更好的地方用得其所。我么，我本来也应该给它找到一个好地方才是。 ①贾拉巴，阿拉伯人穿的有风帽的长袍。
所有这些用物并非一夜之间亡失不见的。第一个消失不见的就是那张红躺椅，它原属于我的一个朋友，乔治埃特·德·科尔米斯所有，在战时她寄存在我家里的。她当时住在埃克斯-昂-普罗旺斯，大概在1950年到1955年间，她才把它取回带走。
39圆石
有一天，我发现一块磨成圆形的石块，上面有劲挺笔直刀刻的签名，形成一个无尖角的三角形。圆形放在垃圾箱上，是到这里来修葺地下室墙壁的葡萄牙工人放在那里的。他们有意把它放在那个地方，意思是看谁对它感兴趣让他拿去，所以被我发现了。我把这块石头拿到厨房放到桌上。我又下楼去，好像看到还有那样一块圆石。果然还有一块，比第一块琢得更好、更为精确，可以看得出，这块圆石中间是穿孔的，侧面同样还有一个洞眼露出在外。洞口上另外还磨出滑槽，上面肯定可以盖上一个木盖，木盖是不在了。第一块圆石除有一小块磨光的地方刻有签名外，原来的形状保持未变。第二块圆石没有第一块圆石那么大。第二块圆周大小正好可以放在第一块圆石之上。两块圆石接合起来可以来回转动。我把它左看右看竟看了一夜。这两块圆石原来出自圣洛朗修道院，沿修道院向下行可以通到塞纳河陡峭的河岸。有一天，我把它拿给米歇尔·莱里去看①，他也不知道这东西从前是做什么用的。依他说，是研磨某类种子或果实用来榨油的，油就从侧面洞眼中流出，不过也不能肯定。我因为想到黑死病②，我把它洗了又洗，洗了好多遍。 ①米歇尔·莱里（1901-？），法国人种学家、作家，曾参加超现实主义运动，著有诗集、文论等。 ②这两块国石出自圣洛朗修道院，应是中世纪之物，因此想到当时黑死病肆虐。
40衣橱
这是路易十五时期农家常用的衣橱，我在第六区①一家古董商那里买来的，那时我大概在三十五至四十五岁之间，正好拿到《太平洋大堤》一笔版税。这架衣橱在我家差不多有十年了，这时——有一天夜里——我和许多女人一样，整理我的衣物这一类东西——我现在已记不得是为什么，我把衣橱几个抽屉抽出一个抽屉，放到地上。一件衣服从暗处掉了出来，原来这件衣服夹在衣橱抽屉与衣橱板壁中间就从这里脱落出来。衣服白色已经发黄，还有光泽，上面有一块块淡红色斑点，皱得就像一张揉皱的纸一样。是一件农妇穿的那种卡拉科，女人穿的内衣，领口四周打出皱褶，还镶着一条小花边。是上等细布做成的。这件衣服经过衣橱前几位所有主至今一直留在那个地方没有发现。多次搬迁易主也没有拉出抽屉来看一看。我可要大声说一句：那是1720年②。那些红红浅色斑点是月经最后几天留下的血迹。这件卡拉科大概洗好后放进衣橱抽屉里，仔细洗过，洗得很干净，而污迹仍然不去，除非当年用重碱漂洗。有污迹的地方，正是血迹洗过残留的那种颜色。这件卡拉科透出一股上过蜡的木料的气息。那个抽屉必是装得太满，卡拉科又是放在浮面上，滑出来卡在抽屉边沿，后来又整个绞进缝隙夹在橱壁死角上。它就留在那个地方整整有两百年。这上面，年年月月，岁月往复，好像刺绣让岁月雕饰得竟是那么婀娜妍美。对这样一件物品，要了解它，人们最先想到的是“她到底一心追索的是什么”。时间日复一日逝去，已经无影无踪湮灭不见了，不可能…… ①即巴黎拉丁区。
②本文第一句说衣橱是路易十五时期之物，这位国王在位年代是1715-1774年。
41时间亡失
从青年时期到我现在这样的年龄①，这一大段距离，看起来非常可怕，非常神秘。至于个别情况，更不堪设想了。女人有了孩子，一生操劳忙迫没有空闲。她们坚信，事情必然如此。孩子对于她们的要求多到超过限度，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美，都需不惜一切服侍照料，还有爱，每一个孩子都要求得到全部的爱，否则他们就会死去。女人和她们的孩子，你去看看，永远不会让你感到消沉。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面对我和你们，一如你们彼此之间，都有一段距离，任何一种生存都将成为毫无意义，任何存在的依据也将不复存在了。每一种存在都是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一座大楼上下不同平台上比邻而居，人们不免自问：这种情况怎么可能，怎么会分别从属于不同的层次。 ①此时“我”已有七十以上的年龄。作者是1914年生。
这一切充满在时间之中，真的，这一切又把时间空空丧失了。
这许多年轻人僵立在教堂、公共广场、塔尔蒂公司、中央菜市场大门前①，他们在等待，还有，这看起来似乎也不坏，巴黎边缘地区住在低租金住房中的工人在冬夜赶时间上班被闹钟吵醒，都是为了延续生命活下去。 ①即巴黎中央菜市场（Les Halles）。位于巴黎东南部兰吉斯（Rungis），1969年搬迁于此；原中央菜市场于1970年全部拆除，改建为蓬皮杜文化中心。
42《印度之歌》的壁炉
总有一天，我将垂垂老去，搁笔不写了。对我来说，这肯定是不现实的，做不到的。而且荒谬。
有一次，事情我看真是发生了。我不能再写了。这是在戒酒治疗过程之中。我记得很清楚，在美国医院①。我站在窗前，扬扶着我。我在看对面的红色屋顶，还看见一个女人，金发，蓝眼睛，她从一座壁炉烟囱里出来，还有她的丈夫，即《印度之歌》中的上尉，惊慌失措的样子，看着天空，他是从另一个壁炉烟囱里出来的。我流泪哭了，这一明显事实侵入我的身心弥漫开来，我对扬说，我肯定不可能再写什么了。这是真诚确实的，我痛苦至极，即使是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不过，即使是这样，壁炉的幻象依然没有完全消失。这些幻象当时也在关注我的痛苦。 ①美国医院开设在巴黎，作者饮酒成疾，不止一次入院治疗。
从美国医院回来，我立即就在我的记事本上试着去写。我把我听到的如实写出来，手里拿着钢笔，写。开始文句也组织不起来，还是继续写，写下去。但是这种新出现的假性的写作，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就像是在房屋之下阶梯提高以后从一个洞穴冒出来的——似乎是出自一个五岁小孩之手，无意之间突然出现的，墨迹斑斑，零乱不堪，又像是一个罪人写的，罪人，又有何不可。
我是想写一本书，就像我当时所写、当时所说的那样。我感到有一些词语从我心中恍惚出现，若隐若现。在所有的话语中，从外表看，似乎什么也没有说，一无所有。
生活中的事物原本就存在在那里，而我们并不知道。那是抓不住的。有一天，你告诉我说，生活常常表现为重复交替情状。我的感觉也恰恰是这样：我的生活就是一部重复交替的影片，排得不好，演得不好，组织得不好，一句话，是一大失误。既然是两极相承，却没有谋杀，没有警察，也没有受害者，没有主题，什么也没有。具备这样一些条件本来也可以形成一部真正的影片，但是没有，只有虚假。你看，如不是那样，又可能是什么。但愿我站在舞台上，什么也不说，也没有动作，只是看，也不专一去想什么。是这样。
从经历过的生活撷取教益，这在生活中已经为时已晚，来不及了。你看吧。但愿有人敢于对自己说出这一点，我要听，我还要把它写出来。事后发现与一个男人在一起相处感到幸福，也不一定就证实对他有爱。在记忆中，面对爱情的明显性相比，并不那么强烈有力，那么雄辩。我最爱的男人正是我欺骗得最多的人。
有些时候，甚至经常，就是说在绝大多数时间，爱情的喜剧对配偶双方几乎都是有益的。有关于此，我的看法已经发生变化。大多数人维持共同生活或是因为生活在一起恐惧心可以减轻，或是因为两个人工资收入比一个人工资收入要好，或是因为有了孩子，或是因为种种难以说清的理由，说不清的理由也可以表现为一种抉择，尽管抉择也并没有理由，说不清的理由也可以表现为一种明确的立场，尽管这个立场如不是不可表白，至少也是难以表白的。或者：“我还留在这里，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其它办法可想。”这些人，他们不是在彼此相爱，而是他们之间已经有了那种爱情。理由可以是这一种或者是那一种，其中必有一个实际的理由，或以行事方便作为理由，去爱一个人，这样，就已经是爱情了。在大多数时间，没有公开宣告，无疑也没有被认知，在这样的场合，也应属于爱情的范围。这种类型的爱情，只有到了死，才会宣告表白出来。有时人们很为某一些配偶担心：男人很粗野，像野兽一样，要女人忍受痛苦折磨，她只好怨天尤人。人们对这样一些配偶是误解了。认为这种爱情不包括在爱情的范围之内，这一看法一般说也是错误的。贝尔纳·皮沃①曾经问我：是什么把我牵系在那个中国情人身上的；我说是：金钱。也许我还可以补充一句：那汽车真叫人舒服得要命，像是一个客厅。还有司机。汽车，司机，都可以自由支配。还有榨丝绸那种性感的气息，还有他的皮肤，情人的皮肤。这些都是相爱的条件，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爱过他，后来我离他而去，无疑是有人对我说到这个年轻人自杀，消失在大海中，在这样的时候，那是十分确切的。我知道这件事，是在旅行的中途。我认为爱情只能与爱情并行共在，人不能在自己一方孤独一个人去爱，这种事我不相信，孤独一人生活，经历一种绝望的爱情，我也不信。他是那样爱我，我当然也那样爱他，他是那样欲求于我，我当然也同样欲求于他。爱一个你完全不喜欢的人、讨厌的人，不可能，这种事我不相信。 ①巴黎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
43《夜船》中的音响
在《夜船》①中，是声音形成各种事物，形成为欲望和情感。声音比肉体所在的现场呈现出来的更为丰富。那就是人的面容，人的顾盼，微笑。一封真正的书信也可以慑魂荡魄，因为信是说出来的，以说出的声音写成的。我曾经收到一些信件，使我对写信人产生爱意，不过，很显然，复信作答是不可能的。 ①《夜船》作者1978年制作的影片。
扬，我回信了。我是在冈城①放映《印度之歌》时见到他的，见到扬。当时我们有许多人结伴去一家咖啡馆。对于扬来说，我首先是《印度之歌》的作者，是一个女人，让安娜一玛丽·斯特雷特说出在印度生活厌倦烦恼的事，还有迈克尔·理查森、洛尔·瓦·斯泰因、女乞丐②，所有这些人追本溯源，对扬来说，那就是我，他正是因为这些人才到特鲁维尔来的。他在开始阅读这些书的时候，就进入一种惊喜迷狂状态，于是他给我写信，像对待别的人一样，我没有回信。可是有一天，我竟给他写了一封回信。写信的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只有一个意念，就是在写给冈城这个年轻的学生的信上告诉他“我生活下去是多么困难”。我对他说我喝酒喝得太多，因此住进了医院，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竟喝到这种地步。 ①冈城在法国北部濒临英吉利海峡的卡尔瓦多斯省。迈克尔·理查森，《印度之歌冲人物；也曾在《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1964）这部小说中出现；女乞丐，在《印度之歌》、小说《副领事》（1965）中都曾出现。
1980年1月。我六十六岁。热罗姆·博儒尔，那时你也在，事情发生了。我处于一种十分严重的精神紧张状态下。人们叫我服用抗抑郁剂，可是我没有告诉医生我是酗酒者。这害得我三天之内一日几次昏厥。有一天深夜我被送到圣日耳曼昂莱医院。如此等等。就是这次从医院回来我给扬写了一封信，这人我并不认识，只是因为他给我写了许多信——我都保留着，信写得十分精彩。后来，有一天，在七个月以后，他给我打来电话，问我他是不是可以来。那是在夏天。仅仅听到了声音，我知道，那无异是发疯。我在电话上对他说：来。他放弃他的工作，离开他的家。他于是留下来没有走。这件事现在算来已经有六年了。
44夜食
在特鲁维尔，我为他买下干酪，酸牛奶，奶油，因为他夜里回来迟了要吃这些东西。他也给我买我喜欢吃的东西，奶油圆蛋糕，水果。不完全是为了让我开心，同样也为了让我吃得好得到营养。他有这样一种孩子的意愿，要我吃得好，不要死掉，他不愿意我死，也不希望我发胖，两者兼而存之可不容易，我呢，我也不愿意他死，我们相互依恋，我们的爱情就是这样。傍晚，在夜里，有的时候，谈起话来绝无顾忌。在夜里，这样的谈话，说的都是真话，不管说得多么可怕，还喝酒，哭，像以前一样，在午后，只有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在一起谈话。
4582年10月
最近几个月，醒来以后，我不再喝咖啡，直接去喝威士忌或者葡萄酒、喝下葡萄酒常常呕吐——酗酒人早晨吐的那种粘液——刚喝下去的酒也吐出来，于是立即又继续喝葡萄酒。一般说，第二次吐过，呕吐也就停止，这样我就好受多了。扬和我一样，也在早晨喝酒，我看他喝得不多，是这样，比较少。
自从他80年8月来到特鲁维尔，每天一到傍晚，他就喝，他一直是这样，直到我住进美国医院。他也发胖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和我一起喝，同时喝。我认为他没有看出我正在走向死亡。我相信我记得有人对他讲过这个话，大概是米歇尔·芒索，说：“你没有看见，她正在走向死亡。”
她①请来她的一个朋友，摩尔达维亚的一个犹太人——达尼埃尔，友爱向你致意——不过我觉得时间以后总是有的。他们执意要我下决心做出决定，而且还要我立下书面字据。 ①即米歇尔·芒索。
扬也天天催我定一个时间，于是，有一天，我定了一个日期，我说：10月，1982年10月初。
他们打出电话，定了病房。
当我写下这几个字：10月，10月初，我就害怕，现在我还感到害怕。
达尼埃尔预先就警告过我。对我说：“我必须告诉你：那是非常痛苦的。使你还没有别的办法好想。你一个人是出不来的，你知道。”我知道。
所以，我是预先得到通知的，这种治疗非常难受非常痛苦。事实上，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字眼可以比拟。现在，我是知道了。如果谁是先就懂得美国这种叫做“冷火鸡肉片打耳光”治疗法，他就决不会下决心接受，也不会提出一个日期，决不会，他一定会逃之夭夭。
一上出租汽车，我见达尼埃尔哭着匆匆走出门去，我就明白我是在怎样一个不利于我的东西上最后签字划押了。这一天，我喝得也不少。恍恍惚惚，我还笑他们等着看好看的吧，后来，好，上了出租汽车，我见扬的心慌意乱有增无减，太可怕了，事情已经定了。骤然间，两条腿也出现浮肿，这让我更是惶惶悚悚，也不知是为什么。
夜里八点钟，我一个人留在美国医院的病房。不许扬留下来。十分抱歉，我这样一口气写下去，也不知道你是不是把一件件事实相互关连都弄清楚没有，随它去吧。
有一件事依旧留下来没有动，而这是最重要的，这就是害怕又开始了。我亲耳听说要重新进行治疗。我知道，这并没有什么，一小口烈酒，不过是一粒朗姆酒心糖。在扬到达特鲁维尔前不久，我曾经注意到在靠近门口的壁橱里，就像注意到其它别的什么一样，有一个酒瓶，我以为那是一个空酒瓶，可是，里面大约还有三指多的苦艾酒。此后有两天我总是想到它，后来，每天晚上，也许八天，十天，都不停地想到它。后来我就把它喝了。过后，扬来了，我叫他去买酒：又开始喝，这是我第三次又开始喝起来。现在，我在这里正处在第三个无酒精可饮的时期。这我已经给你说过。
到达美国医院当天晚上，为了能睡着我寄希望于安眠药，但是到了4点钟，我还是没有睡着。我突然想到：病房里没有一点烈酒，于是我越来越怕，越怕就越是想。很快我想出一个计划，赶到昏迷之前，尽快出去，我知道这一关我是闯不过去的：打电话叫一辆出租汽车，到马约门，到酒吧去喝一杯红酒，再坐那辆出租车回来。神不知鬼不觉。我于是起床，穿上衣服，不要弄出声音来，突然，女护士在我面前出现，她跑来我竟没有听到。我大声喊叫，对她说：“酒精中毒性昏迷，我有危险，你知道。”护士对我说：“夫人，那里有酒，我给你拿一杯来。”这本来已经是通知过的。这是我最后一杯酒，82年10月。
应该永远不要让危险之物落到你的手上。我知道不喝也不行。
46危险状态
此时此刻，我对我的写作只觉有罪负疚，每次书出来以后，每次都是这样。如果我一定非陷入像我现在这种状态不可，那就不该写。如果我不再陷入纵酒的危险，这种状态我也不堪忍受，那也可以不写。我经常对自己讲到这一点，仿佛我还可以维持似的。这就是一种危险状态。
我对戒酒治疗讲过极端的话，请不要介意。尽管治疗，旧病总归还可能复发，又会开始。那天夜里，就已经又来了。什么也不为。酗酒本来就无理可说。
47信
我也写信，就像扬给我写信一样，我给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写信持续有两年时间。后来扬来了，他就取代了写信。没有爱情，留下来不走，是不可能的。即使其中有的只是词语，事情也永远是这样。最坏的是没有爱，如是，我认为那是不存在的。
48幻影纷至沓来
我在1984年6月把《情人》交给子夜出版社。接下来我制作了一部影片，其后影片开拍，再后着手写《痛苦》，后来我就病了。《痛苦》出版的那一天，我住在医院里，扬给我带来普瓦罗-德尔佩什①的评论，当时我正在进行人工呼吸。这一次我心智丧失有一个星期之久，和85年4月那一次一样。我发发乎把一个年轻女护士杀掉。剧情十分明确：那天晚上，一方面扬回到家中，我把我的几个指环交给他带走，以免在医院被窃这类事是经常发生的。我对他说，就这样吧，晚上，扬就去我家，带着指环，就住在那里了。到了半夜，女护士本应前来给我治疗的，可是没有来。我等她一直等到凌晨两三点钟。接着，神智不清了，事情却是一清二楚的，无可置辩，是肯定的：这个女护士和她的几个所谓同事一起到了圣伯努瓦街，杀死扬，夺去我的指环。 ①普瓦罗-德尔佩什，法国批评家。
天亮以后，我打开病房的窗子，我喊我要杀人，快来人。没有动静。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叫，听是听到的。我又大喊大叫，我还不停地央求，毫无反应。
第二天清晨，护士来了，我躲在床单下拿着一把刀，这刀是我从家里带来的。女护士惊呼叫人。我同时也狂叫，我要死了，有人杀我。来了一个护理。他被吓坏了。猛扑到我身上，把刀夺走——我也划伤了。
由此开始，我相信我“知道”医院的那些“医生”把我给劫持了。大概经过几个小时，我和他们谈判，说他们如何取得赎金，电话打给谁，报一个数目不要太大，必须按照我在这项罪恶买卖的行情价值几何定出相当的数目。
所有这些胡话，现在已经记不太清，但可以称奇的是那种逻辑非常清楚，指环与谋杀是贯穿情节。我就是被这种逻辑明显性牢牢钉死脱身不得。
肺气肿发作，也会引起错乱：大脑缺氧，就要出轨，神经错乱。在我发病前一个星期，医院里还有一个青年，他整整一个下午充当一场足球赛的裁判。后来给他输氧，就平服无事了。医生对他说出的一套谚语笑了很久。可是，我害怕，非常怕。别人对你讲你自己，讲你在心智丧失情况下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那是非常可怕的。酒精中毒谵妄，在治疗过程中，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很少一点。我在昏迷状态下是说过朝话，不过，我常常是昏迷几秒钟。相反，治疗后出现的幻觉我却记得十分完整。幻象出现，就是在美国医院开始的。
《印度之歌》变成了一条船。无所谓，就在这里再重复一遍。上尉的女人住在对面屋顶壁炉烟囱上。她是金发女人，色泽红润，有两个蓝眼睛。她仅仅把头伸出在烟囱之外。上尉与她相距有两米，在另一个壁炉的烟囱里。他和他的女人处境一样，都被挤压在烟囱里面。有一天，刮起大风，女人的头破碎，像玻璃一样。我看了非常气愤。有上万只乌龟以一种精确的方式像一本本书那样排列围在屋顶四周。到了夜晚，龟须返回檐槽下面地方去。这些形象比现实的还要清晰，好像从内部发光一般。这许多乌龟各就各位准备过夜需要经过许多个小时的时间，一个个循序滑下去。自然的构成竟是如此鄙陋粗劣，也让我非常气恼。这些乌龟各就各位需要这么长时间，这么困难，以至有不少乌龟一整天在原地蜷缩不动。
在这些“回忆”中，还有一个身穿绣金蓝色服装的亚细亚高官，他在医院的过道往来穿行，面无表情，沉默寡言，十分可怕。这是在拉埃内克医院还是美国医院，我记不清了，好像没有人看到有这样一个人，也许是没有吧。在美国医院我还看到迈克尔·理查森，他站在《印度之歌》房子里没有窗幔关着的窗后，四周布满花草和藤本植物，面带微笑，同时又在流泪，这是一个被封闭的故事里的囚徒，一个非常美的男人。在房屋门前，在靠墙的地方，放着那头著名的阿比西尼亚黑母牛，瘦骨嶙峋，在它旁边，还有一架中国大座椅，红色描金的，这两样东西被搬到纳伊人行道上，后来也就忘在那里了。在一堵墙拐角的地方，有些夜晚，迈克尔·隆斯达尔也出现，身穿口督因人的服装，对着我哭。
我回家以后，种种幻象中最令人吃惊的也在夜间出现。歌声，合唱队从大楼四面围起的内部天井传出来，我往那个地方一看，我看见那里聚集着许多人，不同的人各自分成几组，都是来保护我的，保护我不要让我死掉——这是肯定无疑的。有一些人还拿着长矛。这些人正在谈论一个什么人，肯定是一个小孩，名叫“戈蒂埃”。我记得半夜在大楼楼梯通道上带着令人难忘的温情半喊半叫说出的一句话，说的是：“他们只要碰一碰小戈蒂埃，我呀，我就会死。”
在这些日子里，有很多人住在我们的公寓里。在浴室，有一个女人，还有一个死掉的小孩用白布包扎着，女人抱着小孩站在抽水马桶后面。她就那么站在那里，最后，我也就不去注意她了。还有几个男人，有五个人，一到夜里就走到扬的房间去。这几个都是真的人，他们走来走去，说话。他们的身体塞满揉皱的报纸团成轻轻的小球。桌子下面还有野兽，还有那个出名的带猪尾巴的小矮人，有人叫他“人面蛇身女怪”。还有一座女人半身像，彩陶制成的，叫做“法兰西共和国”①，放在我书桌旁的书架上。有一个人住处靠近扬的房间，此人非常可怕，他在监视我。我就在刺耳的电话铃声中生活，电话响声不停。我发现电话总机就设在天井，在七楼女佣的房间里，这是敌人的专用电话。对门邻居把我的电话线路偷走，这我是可以肯定的，我有证明。在我房间周围，电话铃声形成一个包围圈，我发现情况极不正常。最可怕的是每天在公寓内部发生的情况；在我的取暖器后面吊着一条死狗。这条狗，再说我也弄不清是一只鸟呢还是鸭。我相信我有几天几夜没有睡了。我根本没有睡意。这一段时间大概我根本没有睡，一直醒着。 ①即下文所说的玛丽亚娜，玛丽亚娜被视为法兰西共和国的象征。
由于老鼠，一些动物，这又闹起来了。半夜，老鼠动物等等比比皆是。扬听到有闹声：我立即穿鞋，拿起雨伞，赶老鼠，就这样，又发作了。我神志不清：一切都是在瓦格纳歌剧持续伴奏下上演的。德国警察叫喊声又听到了。接着，扬从M．D．①的书本里了解到的，在窗前枪杀犹太人那段非同寻常的情节出现了。还有黑人，妇女，在客厅里……这一切麇集繁衍，层出不穷，数也数不清。如要我叙写，不是罗列，我说：客厅里的一群黑人和犹太人已经宣誓效忠纳粹，这时我的摩尔达维亚医生的几个朋友，坐在那张红躺椅上，红躺椅在前一天还没有在这里出现，他们正准备买走我所住的这所公寓，这公寓摩尔达维亚医生终于没有弄上手，所以也没有把它卖出去。在这一片混饨之中，还有几只猫，这一天自始至终都是安静的，只有我一个人，看见它们在公寓里穿行来去。①即玛格丽特·杜拉，作者本人自称。
突然我又回到现实中来。我还记得，米歇尔·芒索做的那份肉豆蔻酱。我狼吞虎咽都吃了。后来，幻觉一点一点减退。德国警察从附近平台上撤离，在扬的房间塞满报纸的人也走了。在我的儿子的房间里的那个男人，就是那个长着一头灰色卷毛头发、白得像白粉一样、蓝眼睛目光迟滞失神的人，他还没有走，没有消失。还有几只猎，没有消失。没有消失的，最后一个，我想，就是玛丽亚娜，这真是最难以置信最可笑的一个，她还梳着洛林人的那种发式，一个表示热爱祖国、丧尽廉耻的对象，仍然留在我房间小书架上——它是怎么搞到这里来的，只有上帝知道。说来也巧，一个星期前，正好是87年4月初，玛丽亚娜雕像本来放在波拿巴路一处公寓壁炉台上的，这公寓有几扇窗正好对着通用的天井。我相信我从来没有见过它。幻象中的雕像我可以辨认，是放在一座由一扇可以打开的窗镶起来的壁炉上的。医生曾经告诉我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的一切我都会重新看到。在谵妄状态下，种种事物显现，都是我在生活中经历过或见过的，他说这一切无不是来自真实的记忆。这当中，只有一件事，直到现在我夜里仍然怕它再出现。那分明是无有但又可以看见，谁也不会相信，甚至现实的末端产生的效果也可能复现。甚至眼睛、头发、皮肤的颜色，都可能复现。我对瓦格纳的音乐本来一无所知，居然也可以辨认出来。我对扬说，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半个月，我就只好死了，我没有别的选择。为什么不能忍受？活下去的依据一天天减少，为什么不能忍受？这当然是因为人，只有他自己才看到他自己所看到的，正如人只习惯于一己去想他所想。可是突然之间，脑子自行其是，自己显示自己，自己去看，思想像大写字母显现在屏幕上，随后，明知不会有人相信你，即使我轻声默念设法把那几个猫“弄走”。后来，也知道很快就会使爱你的人不堪忍受，不得不离你而去。医生说，在你四周必须有很多人，新来的陌生人，很多人把你围住。但是我迟早还是一个人关进自己的房间点上灯再去找先就在那里等着我的动物，桌下有小猪，书架上有玛丽亚娜。医生还不准我吃任何镇静剂；我很奇怪，周围的情况依然如故。所有这些成群结队纷纷出现的幻象都出自我本人，不仅不受阻碍，而且谁也没有迫使它们出现。
有一点我忘记说了：我曾经要求扬把吊在取暖器后面被纳粹杀死的死狗取下，我要他把狗扔出窗外，用力丢在过路行人的头上：让他们记住有人杀过犹太人。声音我是听到的。我看他把狗取下丢到窗外，这一切并没有让我怀疑那条死狗的真实性。有一次，米歇尔·波尔特①倒让我心里生出怀疑，当时我正好在我家厨房里，她进门把大衣挂在衣架上，走来和我相见。我们在闲谈中，我把我的那些幻象都对她说了。她不说话，只是听着。我对她说：“我自己是相信的，可是我不能说服别人也信。”我还说：“你去看看你挂在那里的大衣右边的口袋。你看那里有一个刚出生的红红的小狗？但是，他们都说我弄错了。”她郑重其事去看了，然后转过身来，对着我，长时间地看着我，然后对我说，态度极为严重，绝无笑意：“玛格丽特，我凭我世界上最爱的人对你发誓，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她没有说那里什么也没有，她说：“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在这一点上，也许疯狂之中也夹杂有某种理性。 ①玛格丽特·杜拉著有《与米歇尔·波尔特谈话录》，附在《卡车》（1977）之后，还与米歇尔·波尔特著有《玛格丽特·村拉笔下的地点》（1977）。
后来，有一天夜里，我叫扬把那个满脸搽着白粉一头卷毛发的男人给我赶出去，他已经走到门口过道上，离我的房间不过两米，我只听到一声吼声，扬是气得实在控制不住了——每天夜里我都受到公寓大楼不断走来的“人”的骚扰，每次我都叫醒扬一他大喊大叫：“你必须知道，我，我根本什么也没有看见，根本没有，你听见没有？什么也没有。”他重复叫着：“什么都没有，没有，没有。”我站在我房间的门前，扬吼叫的时候，我还看见那个卷毛男人走到他的身边，我求扬让他出去。这时，扬停下来，不再作声。那个穿黑大衣的男人对这个场面全不了解。他往扬那边走了几步。他站下来。他的眼睛一直都在紧盯着我看。他注意的是我，那种激情竟到了这种地步，使他变得面无人色，非常可怕。他注意看我，注视之中带有一种痛苦的愤恨：我不看他，我还哭，我还要逃走，他可怎么办？他并不理解我不理解他欲求的是什么。就在我这时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已经是三年之后，我可以说，那的确是与我相关的。可能他决心要把我带走，不一定非让我死不可。可能他到这里来是为让我知道我的归宿，几千年以来已被摧毁的那样一个归宿，这也恰恰是我出生在人世存在的理由。他或者是一个犹太人，或者就是我的父亲。或者是别的什么。是另一个来确定的什么人。而他的身份是确定无疑的。经过十五天，他的身份始终不变。他住在我的家里。十五天以来，他就住在朝大街的那个小房间里。他的两个大眼睛很蓝很蓝，他的头发十分卷曲，那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头发，头发有的地方是黑的，有的地方是白的，也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是，他一定知道有关于我而我又不可知道的什么事。不是一件我已经忘记的事，而是一件我应该知道的事。此时此刻，他就在这里，和其他幻象交错相混，不过他是轴心。他是主宰，环绕着他，其他的幻象就在我生命四周转动不已。他不理解我为什么怕他。他看到我怕，我怕什么他并不知道。我还发现一件更了不起的大事：法语我也弄不懂了。我对扬说的话，我自己也不理解。他有一张淡紫色的嘴，被死死地封住了。他不说话，十五天以来，一个字也没有说过。所以日日夜夜这许多天他为什么到这里来，他没有说，没有对你说。对于他，我必须弄清他抱有期待所为何来。如果我不了解他，那是我不想了解他。但是，这一点我不可能知道。他的眼光始终单纯专一直直地向前看着：我应该了解。但是，不可能。
扬朝公寓住房的门口走去。我回到我的房间。什么也不看，眼不见为净。扬打开房门，又把门关上。他对我说：“出来吧，他走了。”他终于走了。我在扬的怀抱中哭了很长时间。
这件事，一直到这几天，我没有对任何人讲过。这就像是他与我之间滋生出一种仅仅延续几秒钟时间相生与共的灵智。我对那种空寂缥缈的情愫记得非常清楚，确实是这样，那人走后，我只感到有罪，当扬和我，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说，我本应和他谈谈，向他解释，但我无能为力，不可能，因为我不理解他究竟要我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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