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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恩丁懂得，任何人间信息，包括第一流的雇佣兵的姓名地址，在伦敦是必定可以设法了解到的。惟一的问题是要知道从哪儿开始找，向谁打听。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喝着咖啡，沉思了一个钟头，然后出去叫了一辆出租车到“舰队街”。
通过在伦敦最大的一家日报社采访部做事的一位朋友，他得以走进剪报图书馆，请档案保管员替他找他想研究的剪报册。他花了两个小时研读那些代办处的档案，这些档案包括过去10年英国各报有关雇佣兵的剪报。其中有涉及加丹加、刚果、也门、越南、柬埔寨、老挝、苏丹、尼日利亚和卢旺达的文章，包括新闻、评论、社论、特写和照片。他把它们都看了一遍，并且对作者的名字特别留意。
在这个阶段，他没有去寻找某个雇佣兵的名字。因为反正他们的真名、假名、化名、绰号实在太多，他有点怀疑其中有些是假的。他在寻找一个研究雇佣兵的专家的名字，一个作者或者是一个记者，他们的文章似乎使人足以相信作者本人对他的研究题目是精通的。这样的作者能引导他走出迷宫，不被对手的自诩或者尚未证实的功绩所迷惑，而能做出一个公允的评价来。看了两个小时，他终于找到了一个他寻求的名字，尽管以前他从未听说过那个人。
在过去的三年中，有三篇文章出自同一作者的手笔，他显然是个英国人或者美国人。作者似乎对他所写的内容很了解，并且提到出生在十几个不同国家的雇佣兵。他既不对他们加以溢美之辞，也不过分渲染他们的经历来耸人听闻。恩丁记下了这个作者的姓名和登载那些文章的三份报纸。看来这个作者是自由撰稿人。他又挂了一个电话给那位报界的朋友，终于打听到那个作家的住址——在伦敦北区一套小公寓里。
当恩丁离开曼森大厦，从地下停车场找到自己的“柯维蒂”车时，已夜幕四垂。他驾车向北开去，寻找那个作家的公寓。到那儿时，他看见公寓的灯已经熄灭了，按门铃也不见有人答应。恩丁希望这个人别出国去，而住在地下室的一个女人证实他并没有出国去。他看见这所房子既不宽敞也不漂亮，心里很是高兴。他希望这个记者就像任何一个自由撰稿人那样手头拮据而希望捞点外快。他拿定主意明天再来。
第二天早晨8点刚过，西蒙·恩丁就又去按那个作家的电铃。半分钟后，从装在木框上的铁格子窗传来叮当一声。
“你好，”恩丁对铁格子窗说，“我叫哈里斯，沃尔特·哈里斯。我是一个商人。不知道是否能和您谈谈？”
门打开了，他上了四楼，那儿有一扇门向着楼梯口的走廊开着。站在门里的是他昨天来找过的那个人。当他们在起居室里坐定时，恩丁直截了当地开了口。
“我是中心商业区的商人，”他撒起谎来倒口齿伶俐，“我来这儿从某些方面说来是代表一个国际财团的朋友们，这些朋友所共有的，就是我们在西非一个国家的商业利益。”
作家谨慎地点点头，呷了一口咖啡。
“目前，不断传来那儿可能发生政变的报告。那个总统是个温和派，是一个相当好的人，政绩不错，深得民心。我的一个生意朋友听他的一个工人说，如果发生政变，很可能是共产党支持的。听懂我的话了吗？”
“懂，往下说。”
“好，人们认为军队中只有一小部分会支持政变，除非政变发生得太快，使他们不知怎么才好，军队里群龙无首。换句话说，一旦政变发生，如果大部分军队看到政变会成功，无论如何，他们是会去支持政变的，可是，如果发生政变而成败参半，那么军队里的大部分人——我们可以肯定——是会支持总统的。正如你所知道的，经验表明政变之后的20小时是成败的关键。”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作家问。
“听我解释下去，”恩丁说，“一般的看法是，为了要使政变成功，阴谋家就必须刺杀总统。如果总统健在，那么政变就会遭到失败，或者连企图政变都不可能，这样，一切就都会平静了。因此，总统府的安全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并且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我们和外交部的几位朋友联系过，他们认为调派一个职业英国军官去做总统府内外的安全顾问是办不到的。”
“是这样？”作家又呷了几口咖啡，燃上一支香烟。他认为这个来访者大圆滑了，圆滑过头了。
“因此，总统准备根据合同，接受一个职业军人来做顾问，对有关总统个人的一切安全事务提出建议。他寻找的对象是能到那儿去，并对总统府和总统府的一切安全方面的布置作完全彻底的检查，堵塞总统周围现有一切安全措施上的漏洞的人。我相信这样一种人，一种无需在自己国家的旗帜下打仗的称职的军人，他们的名字叫雇佣兵。”
这个自由撰稿人连连点头。他有点怀疑这个自称哈里斯的人说的话，觉得不免失实。首先，如果总统府的安全果真那么重要，英国政府是不会反对提供一个专家去当加强安全事务的顾问的。其次，在伦敦斯隆街22号还有一个完全专门化的公司，叫“环球表链公司”，它的专门业务恰如它的名称所示。他三言两语就把这些疑点给这个哈里斯指了出来，但这丝毫也没有使哈里斯觉得狼狈。
“啊，”恩丁说，“显然我只好直言相告了。”
“那才有用哩。”作家说。
“问题的要害是，你知道，英国政府可能会同意派一个专家只是去做顾问，不过，要建议总统府的保安部队普遍进行重新训练，以及对此提出应急措施，从政治上说，这个由政府派去的英国人是无能为力的。即使总统希望给这个人在幕僚中委任一个长期职务，恐怕也不行。至于说‘表链公司’，一个退伍的特种空军勤务处的军人固然很好，不过，即使他身居总统府卫队之中，政变还是照样会策划，仗还是照样会打起来。你知道非洲别的地方会怎么看‘表链公司’去的人员？那些黑人多数认为‘表链公司’和英国外交部有某种方面的联系才派人去的。然而，一个纯粹的局外人，虽说没有相当的身份，却至少是可以被人理解的，不会使总统被人讥笑为卑劣的老牌帝国主义的走狗。”
“那么你需要什么呢？”作家问。
“一份称职的雇佣兵的名单，”恩丁说，“一个有头脑和有主动性的雇佣兵，为了挣钱而去干一件熟练的活儿。”
“可是找我干吗？”
“我们当中有一位从你几个月前写的一篇文章记起了你的名字。那篇文章是信得过的。”
“我是卖文度日的。”自由撰稿人说。
恩丁轻轻从口袋里抽出20张10英镑一张的钞票，放在桌上。“那么，给我写吧。”他说。
“写什么？写一篇文章？”
“不，写一个摘要。一张名单以及那些人的行踪。你也可以口述。”
“我写吧。”自由撰稿人说。他走到一个墙角里，那儿放着一张写字台，上面是一台打字机和一堆白纸。在这个隔墙很少的公寓里，这些东西组成了一个工作的地方。他把一页纸夹进打字机里，不停地打了50分钟，有时查阅一下桌旁的一叠卷宗。他打完后站起身，手里拿着三页四开的纸，走向等候着的恩丁，把纸递了过去。
“这些人是眼下最棒的，有6年前在刚果的比较老的一代，也有后起之秀。他们能胜任指挥一个排，这个我不担心。光个子大而没有头脑对你毫无用处。”
恩丁接了过来，神情专注地研究起那几页纸。上面写的内容如下：
拉莫林上校，比利时人，可能是政府工作人员。1962年在莫伊斯·冲伯领导下进入刚果。可能是得到比利时政府完全同意的。第一流的军人，按照“雇佣兵”这个词的真实意义来说，他算不上是真正的雇佣兵。建立过第六突击队（说法语士兵），指挥该队直至1965年，他移交给德纳特，然后离开那儿。
罗伯特·德纳特，法国人。警察出身，并非行伍中人。1961年至1962年在加丹加省脱离刚果时，可能当过宪兵队的顾问。在脱离刚果的行动失败、冲伯流亡之后，他也离开了。替雅克·福卡特指挥过法国雇佣军在也门打仗。1964年返回刚果，加入拉莫林的部队。在拉莫林离职后，接任指挥第六突击队至1967年，他半心半意地参加了1967年第二次斯坦利维尔反叛（雇佣军的哗变），被自己军队的一颗流弹击中，头部受了重伤。飞往罗得西亚去治伤。1967年雇佣军从迪洛洛侵入刚果时，试图返回部队。战事拖了很久，终于大败，有些人说是由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贿赂。自此以后，他住在巴黎。
雅克·施拉姆，比利时人，由种植园主转为雇佣兵，外号“黑雅克”。早在1961年就在加丹加省组成自己的部队，在加丹加企图脱离刚果时，他显得出类拔萃。此次行动失败后他是最后一个飞往安哥拉去的人之一。他和加丹加人部下在安哥拉等待着，直至冲伯返回，然后重又开入加丹加。经过1964至1965年的平定西姆巴叛乱，他的第十突击队多少得到了独立。没有参加1966年首次斯坦利维尔的叛乱（加丹加人的哗变），把雇佣军和加丹加人合为一体。发动1967年斯坦利维尔哗变，后来德纳特也参加了进去。在德纳特负伤后担任联合指挥之职，领导向布卡武进军。1968年被遣返回国，自此尚未获得任何雇佣兵的工作。
罗杰·福尔奎斯，是一个得过许多勋章的法国职业军人。在加丹加脱离刚果行动中，他可能是由法国政府派往加丹加的。后来指挥曾在也门替法国打过仗的德纳特。他没有卷进雇佣兵在刚果的战役。在尼日利亚内战中，他接受过法国的命令，发动过小规模的战役。作战勇猛异常，不过，由于负伤，目前几乎残废了。
迈克·霍尔，英国人，后为南非人。在加丹加脱离刚果行动中任雇佣军顾问，与冲伯结为密友。当冲伯恢复力量，组成说英语的第五突击队时，他被邀请回到刚果。指挥大部份平定西姆巴叛乱的战役。1965年退休，把指挥权交付彼得斯。相当富有，半退休了。
约翰·彼得斯，1961年在首次雇佣军进行的战争中加入霍尔的部队，晋升为副指挥。作战勇敢，残忍至极。几名在霍尔手下的军官不愿意受彼得斯领导，纷纷调职或离开第五突击队。1966年末退休，很有钱。
注意：上述六名算作“老一代”，由于他们系参加加丹加与刚果人的战争的最早的几名雇佣兵，并且由此出名。下列五名除了鲁现年45岁以外，其余年龄均较轻，而被视作“年轻一代”，可能因为他们在刚果时是青年指挥官，或者由于刚果而出了名。
罗尔夫·斯坦纳，德国人。初次开始雇佣兵生涯是在福尔奎斯组织的参加尼日利亚内战的军队里。他坚持留了下来，并且领导这支军队的残部达9个月。后被解雇，签约替南苏丹打仗。
乔治·施罗德，南非人。在刚果第五突击队的霍尔及彼得斯手下服务，在那个部队的南非小分队里是很有名的。他们选择他继承彼得斯做头儿。彼得斯勉强同意，把指挥权交付他。第五突击队解散后几个月被遣送归国，自此音讯杳然。现住在南非。
夏尔·鲁，法国人。在加丹加脱离行动中，他还非常年轻，很早就离开那儿经由安哥拉到南非去。一直待在那儿，1964年才随同南非人回刚果，在霍尔手下服务。和霍尔吵翻后，加入德纳特的部队。晋升后调至第六突击队辅助部队，在第十四突击队任副指挥。参加1966年在斯坦利维尔的加丹加人叛乱，在此次叛乱中他的部队险些全军覆没。后来由彼得斯偷偷送出刚果。1967年5月和几个南非人一起飞回刚果，加入施拉姆的部队。也参加了1967年斯坦利维尔的叛乱。在德纳特负伤后，被提议担任第十及第六突击队的全盘领导，那时两队已经合并了。战败，在布卡武的一次出击中负伤，经过基加利逃回国去。自此没有参加过战争。现住在巴黎。
卡洛·香农，英国人。1964年在霍尔的第五突击队服务。不愿在彼得斯手下干，1966年调至德纳特部队，加入第六突击队。在向布卡武的进军中由施拉姆领导，杀出重围。1968年4月随同最后一批雇佣兵回国。志愿参加尼日利亚内战，在斯坦纳手下服务。1968年在斯坦纳免职后接管残部，领导这支部队直至失败。据信正待在巴黎。
卢西恩·布鲁恩，别名保罗·勒鲁瓦，法国人，能说一口流利英语。在法军进行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是应征入伍的军官。正常退伍。1964年在南非，志愿赴刚果。随同南非分队到刚果，参加霍尔的第五突击队，有战功。1964年末负伤，1965年回刚果。不愿在彼得斯手下干，1966年初调至德纳特部队的第六突击队。1966年5月因察觉到即将发生的反叛离开刚果。尼日利亚内战中在福尔奎斯手下服务，负伤后回国。重回刚果，谋取军队指挥权。这一企图失败后，1968年回国。现住在巴黎。聪明过人，并且非常有政治头脑。
恩丁看完后仰起头。“这些人都能找来去干这份差事？”他问。
作家摇摇头。“我很怀疑，”他说，“我把所有能干这份工作的人统统写了进去，至于他们是否愿意，那自当别论。这取决于这份工作的重要性和他们将指挥的人数，因为老一代的雇佣兵有一个声誉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他们是否迫切需要干这份工作。老一代的，有些大概都退休了，日子过得很富裕。”
“请把这些人指出来。”恩丁请求道。
作家弯下腰，在名单上寻找着。“首先是老一代。拉莫林你别想找到了。其实，他一直是比利时警方的外围，他是坚强的老手，受到部下的尊敬。如今他已经退休了。另一个比利时人黑雅克· 施拉姆，现已退休，在葡萄牙经营养鸡场。至于法国人罗杰·福尔奎斯，也许是法军退伍军官里获得勋章最多的一个。他也受到在他指挥下作战的外籍军团内外的尊敬，被别的雇佣兵看作君子。可是他也负伤致残，最后一次签约去打仗以失败告终，因为他委派一名部属去指挥作战，结果吃了败仗。如果这位上校当时亲自在那儿， 可能不会被打败的。德纳特在刚果战绩不错，不过，他在斯坦利维尔头部受了重伤。现在也不行了。法国雇佣兵仍然和他保持联系，想找一口饭吃。不过，自从在迪洛洛惨败之后，他没有领导或者执行过一项雇佣军的行动。这有点奇怪。至于那个盎格鲁—撒克逊人迈克·霍尔，已经退休了，生活相当富裕。也许他会被100万英镑的计划所引诱，不过，即使有那么多他也未必肯去。他最后一次入侵是到尼日利亚，在那儿他给内战双方都提出一个方案，开口就要50万英镑，而内战双方都拒绝了他。约翰·彼得斯也退休了，现在新加坡开办工厂。这六个人在全盛时期挣过不少钱，可是对于那种在今天可能被称为比较小的、技术性也较强的任务，他们没有一个人是适合的，其中有些原因是他们不愿去，或者干不了！”
“那么其余五个呢？”恩丁问。
“斯坦纳曾经混得很不错，可是后来情况变坏了。报纸披露了他，对一个雇佣兵来说，这永远是件糟糕的事。人们开始认为他们就像星期日的报纸上所说的那样胆怯。夏尔·鲁在德纳特负伤后想夺取斯坦利维尔的指挥权，并且要求领导全法国雇佣军，这个企图失败后他一直很痛苦。不过，自从在布卡武被打败后，他一直还没有受雇。后面两个比较好一些，他们都是三十几岁，聪明，受过教育，打仗有足够的勇气，能够领导别的雇佣兵。顺便提一句，雇佣兵只在他们自己选择的领导之下去打仗。因此，雇一个蹩脚的雇佣兵去征募别的雇佣兵就达不到目的，因为他们一听说是在曾经山穷水尽的人手下干，就不会来。由此可见，一个雇佣兵的战绩是很重要的。卢西恩·布鲁恩，别名保罗·勒鲁瓦，他能干这份差事。问题是，你无法十分肯定他是否给法国情报机构——法国保安总局递送过情报。这有关系吗？”
“有，很有关系。”恩丁简捷地说。“你说漏了那个南非人施罗德。他怎么样？你说他在刚果指挥过第五突击队？”
“对，”作家说，“最后，在最后阶段。在他领导下的那个队分崩离析了。他是个第一流的雇佣兵，但有局限性。比方说，如果一个营有一个旅的编制，并且装备精良的话，那么他就能出色地领导那个营。他打仗很有办法，不过很保守。他的想像力很贫乏，不是那种能白手起家的角色。他需要参谋们来管理军务。”
“那么香农呢？他是英国人？”
“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混合种。他是后起之秀，一年以前才初次指挥打仗，不过干得很不错。他思考问题不保守，非常大胆。他能有条不紊地组织起一支队伍。”
恩丁起身要走。“请你告诉我，”他走到门边说，“如果你要进行一项……要去寻找一个人去完成任务，那么估计一下，你将选择哪一个？”
作家拿起早餐桌上的笔记本。“猫儿香农，”他毫不迟疑地说，“如果我干那件事，或者完成一次任务，我就会选择香农。”
“他住在哪儿？”恩丁问。
作家说了巴黎一家旅馆和一家酒吧的名字。“你可以在那两个地方去找找看。”他说。
“如果找不到那个香农，或者因为某些别的缘故他不能受雇，名单上还有谁能递补？”
作家思索了一会儿。“如果不是卢西恩·布鲁恩，那么就只有夏尔·鲁啦，当然，他差不多总能找到，并且很有经验。”他说。
“你有他的地址吗？”恩丁问。
作家轻轻地翻动着一本从抽屉里拿出来的笔记本。“鲁在巴黎有一套公寓。”说着他递给恩丁一张地址。几秒钟后他听见恩丁下楼梯时沉重的脚步声。他拿起了电话，拨了一个号码。“是卡里吗？喂，是我。我们今晚出去，到一个阔气的地方。我写了一篇新闻特写，才拿到稿费。”
“猫儿”香农沉思着缓缓走到布兰斯街上，又向克里希街走去。大街两旁的小酒吧间已经开门纳客了，一伙妓女从门道里走出来，要拉他进去见见巴黎最漂亮的姑娘。他们不论漂亮与否——不消说，多数是不漂亮的——都透过花边窗帘凝视着昏黑的大街。这当儿正是3月中旬下午5点刚过，冷风袭人。这个天气和香农的心情很合拍。
他穿过广场，又迅速走进另一条小巷，向他住的旅馆走去。住这家旅馆很不便利，可是它离蒙马特尔高地很近，可以从楼顶眺望景致。他想起了邓奥依斯大夫，一个星期前他来给他做过全身体检。邓奥依斯是一个退伍的伞兵和军医，是一个登山家，曾经作为医疗人员参加过法国登山队攀登喜玛拉雅山和安第斯山的两次探险。后来，他志愿参加过好几次赴非的艰苦的医疗任务。在整个紧急时期，他临时给法国红十字会工作。他在那儿遇见了那些雇佣兵，替他们从战场下来后包扎伤口。他已经以雇佣兵医生的身份闻名于世了。甚至在巴黎，他还给雇佣兵缝过许多子弹打穿的伤口，从他们的身体里取出许多迫击炮弹片。如果他们有病求医，或者需要体检，他们通常就到他在巴黎的诊所去。如果他们混得不错，腰包里鼓胀起来，就当场付美元。如果不付，他也不像那些法国医生似地去要账。
香农转身走进他住的那家旅馆的大门，走到柜台去要钥匙。一个老头儿在柜台里值班。
“啊，先生，有人从伦敦来电话找你，整整一天。他留下了一封信。” 老头儿把一张塞在钥匙孔里的纸条儿递给香农。纸条上是那个老头儿潦草的笔迹，显然是一个字一个字笔录下来的。上面只写着“小心哈里斯”，下面是那个作家的签名。他在非洲战争中结识了那个作家，知道他现在住在伦敦。
“先生，还有一个人。他在客厅里等你。”老头儿对门廊旁的一间小屋做了个手势。香农从拱廊看去，瞧见一个和自己年纪相仿的人，那人身穿伦敦商人常穿的淡灰色衣服。当他站在柜台旁的时候，那人一直盯着他看。
香农走进客厅，那个来客以伦敦商人少见的悠然姿态起身向他迎了上去，并没有上下打量他。香农以前见过像他这样的人，他们总是代表着年纪更大、也更富有的人。
“是香农先生吧？”
“是的。”
“我叫哈里斯，沃尔特·哈里斯。”
“是你找我？”
“正是要找你我才等了两三个钟头呀！我们在这儿谈，还是上你的屋里去谈？”
“这儿也行，那个老头儿不懂英语。”
两人面对面坐了下来。恩丁放松了一下，两条腿交叉在一起。他伸手去拿一盒香烟，并且对香农指指那盒烟。香农摇摇头，伸手从自己的外套口袋里掏另一种牌子的香烟，随即又不掏了。
“我听说你是一个雇佣兵，是吗，香农先生？”
“不错。”
“事实上有人已经把你介绍给我了。我代表一些伦敦商人，我们有一件事情要做。一项任务。这项任务需要一个懂得一些军事知识的人，并且能到外国去而不会引来任何猜疑，还得能提供很有见地的报告，写出他在那儿的见闻，分析军事形势，然后保守秘密。”
“我是不会违反合同的。”香农毫不隐讳地说。
“我希望你不会。”恩丁说。
“那好，是什么任务？出个什么价？”香农问。他觉得不必多说废话。坐在他面前的不是那种对直言不讳感到惊异的人。
恩丁微笑了一下。“首先，你必须到伦敦去听简单的情况介绍，即使你不干，我们也要付给你路上的花销。”
“干嘛到伦敦？干嘛不在这儿？”香农问。
恩丁吐出了一长缕青烟。“因为有一些有关的地图和文件，”他说，“我不想随身带着。再说，我必须问一下我的合伙人，像通常那样，向他们汇报你是否同意。”
当恩丁从口袋里掏出100法郎一张的一叠钞票时，两人都默默无语。“1500法郎，”他说，“将近120英镑。这是给你买到伦敦的飞机票的，买单 程票还是来回票随你的便。你在伦敦过夜。如果你听了介绍之后拒绝接受，你还能得到100英镑补偿你旅途的辛苦。如果你接受，我们再谈以后的薪水。”
香农点点头。“那好。我听你们的介绍——在伦敦。什么时候？”
“明天吧。”恩丁说完起身要走。“明天什么时候都成。你住在哈佛斯托克山上的驿栈饭店，我今晚一回去就给你在那儿订一个房间。后天早晨9点我打电话到你的房间，约定那天早晨碰头的地点，听清楚了？”
香农点点头，拿起了法郎。
“在饭店里登记时用布朗这个名字，基思·布朗。”他说。这个自称哈里斯的人离开旅馆，向山下走去找出租汽车。
这天下午早些时候，他和另一个名叫夏尔·鲁的雇佣兵谈了三个小时，可是他觉得不必要对香农提起这个。他也没有提起尽管那个法国人显得很迫切，但他断定鲁不是干此事的合适人选，他含含糊糊地答应鲁下次碰头再定，然后就离开了鲁的公寓。
24小时以后，香农站在驿栈饭店的卧室窗口，闲眺窗外的雨意和上下班的汽车，那些汽车上了哈佛斯托克山，从坝登镇朝汉普斯特德和郊区沙沙地驶去。
他是用一张化名基思·布朗的护照坐头班飞机在这天早晨到达的，他早就通过在雇佣兵中使用的正常方法弄到了一张假护照。1967年底，他和黑雅克·施拉姆在布卡武被刚果军队包围了好几个月，最后，雇佣军撤离这个刚果的湖畔城市，不是被击溃，而是子弹打光了。他们走过桥，到达邻国卢旺达，由红十字会保证缴了械，这种保证可能是红十字会无法履行的。打那以后，在将近6个月里，红十字会和卢旺达政府为遣返他们回欧洲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这期间他们就闲待在基加利的拘留营里。刚果的蒙博托总统要求把他们送回到他那儿去处死。可是，雇佣兵们威胁说，如果决定送他们回那儿去，他们就会赤手空拳去打卢旺达的军队，夺回枪支，杀出一条血路回国去。卢旺达政府深信他们果真会干得出来的。
当最后决定把他们送回欧洲去时，英国领事来到拘留营，严肃地告诉在场的六名雇佣兵，说要没收他们的护照，可是他们也一本正经地告诉领事，说他们在布卡武湖时把什么都丢了。飞回伦敦以后，外交部就告知香农和其他雇佣兵每人付350英镑的飞机票钱，并且再也别想签到新的护照了。
在离开拘留营前，这些人被照了相，留下了指纹、记下了姓名。他们还在一项文件上签字，保证永不再踏上非洲大陆。这些文件将印成拷贝分送非洲各国政府。雇佣兵的反应可想而知。每个人都是胡子拉碴的，在拘留营里好几个月没有理发，为了防备雇佣兵反抗，在那儿不许有剪子。因此，在照片上，他们的面容是不好辨认的。他们又交换指纹，改姓易名。结果在一张身份证上有这个人的姓名，另一个人的指纹和第三个人的照片。最后，他们用了像塞巴斯蒂恩，威特比克斯和内迪·西古恩那样的名字保证永远离开非洲。
香农对外交部的要求也是置若罔闻的，他仍保有他“丢失的”那张护照，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一直到护照期满无效为至。然后，他又采取必要的步骤去重新搞一张，由护照局根据出生证签发。那张出生证是从萨默塞特大厦的出生登记处花5个先令通过正当手续取得的，出生证上是一个在亚茅斯得脑膜炎死亡的婴儿，和香农的出生年月相差无几。
到伦敦的那天早晨，他和那个在非洲初次相识的作家碰了头，得知沃尔特·哈里斯是怎样和他联系的。他感谢他的推荐，并且问他哪一家私家侦探代办处效率高。傍晚时分，他拜访了那个代办处，付了20英镑的押金，约定第二天早晨打电话给他们，再作指示。
第二天早晨9点，恩丁如约准时打电话给布朗先生的房间。“斯龙大街有一幢名叫切尔西·克洛依斯特的公寓，”他开门见山地说，“我已经订了317号房间供我们谈话用。请在11点准时到达那儿，在门廊里等着我，因为我有钥匙。”说完他就挂断了电话。
香农从床头柜下的电话号簿上记下那个公寓的地址，然后给私家侦探代办处拨了个电话。
“我需要你们的人在10点15分到达斯龙大街切尔西·克洛依斯特公寓的门廊，” 他说，“他最好有自己的车。”
“他骑轻便摩托去。”代办处的头儿说。
一个小时以后，香农在那幢公寓的门廊里遇到了从侦探代办处来的人。使他惊讶的是，来者竟是个蓄着长发的小青年。香农疑惑地打量了他一番。
“明白你干什么吗？”他问。
那个小青年点点头，仿佛干劲十足似的，而香农但愿他有点才能来和这种干劲相配。
“晤，把安全帽放在外面的摩托上，”他说，“到这儿来的人不带安全帽。坐在那儿读报。”
那个小青年手里没有报纸，于是香农把自己的一份递给他。
“我坐在门廊的另一头。11点钟左右有一个人会进来朝我点点头，然后我和他一起上电梯。你要注意那个人，这样以后你就能再认出他来。他大约在一个小时以后出去。到那时，你必须穿过马路，戴上安全帽，骑在摩托上，假装由于发生了故障而忙得不可开交。明白了？”
“明白了。”
“那个人会从附近开自己的车走，这时你要记下他的汽车号码。他也可能雇出租汽车走，不管是哪种情况，你都要盯住他，注意他的去向，尾随着他，直到他到达似乎是他的最后目的地。”
小青年听从他的指示，在门廊一边的角落里拣个地方坐下，用报纸遮住面孔。那个在门廊看门的人皱起了眉头，不过也只好随他去。他很少见到在他的接待柜台前碰头的。
50分钟后，西蒙·恩丁走了进来。香农注意到他在门口付了出租车的车钱，他希望那个小青年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站起身，向新来的人点点头，可是恩丁慢吞吞地经过他的身旁，按了一下传唤电钮上了电梯。香农也和他一起上了电梯，并且注意到那个小青年越过报纸上方在窥视。
“我的天！”香农说，于是他谈起了恶劣的天气，生怕这个自称哈里斯的人对门廊里东张西望。
在317号房间的安乐椅上坐定后，恩丁打开公文包，拿出一张地图，在床上展开，让香农来看。香农看了3分钟，把地图上提供的细部都记了下来。随后恩丁开始作情况的简单介绍。他的介绍是事实和虚构的巧妙混合。他还是声称他代表一个英国商团，这个商团的商人都跟赞格罗做生意，而他们所有的生意，包括实际上不属生意范围的事务，都由于金巴总统而受到了损害。 接着，他进一步讲述了这个国家自从独立以来的背景，他说得令人信服，而大部份内容在他给詹姆斯·曼森的报告中并没有提到。他以最有力的几句话作了总结。
“一群军官和当地的商人们建立了联系，附带说一句，那些商人已经濒临绝灭了。他们提到发动政变推翻金巴的企图。其中一个当地商人对我们的商团提起了这件事，并且对我提出了问题。主要是说他们虽然名为军官，其实对军事并不内行，而且也不知道怎么去推翻那个总统，因为总统总是躲在总统府的高墙里，四周有卫兵把守，深居简出。说实话，我们何尝不愿意让这个金巴下台，他的人民也是这样。建立新的政府会有利于当地的经济，有利于那个国家。我们需要一个人到那儿去，对总统府以及要害部门周围的军事和安全情况作一个全面的估计。我们需要一份有关金巴的军事力量的报告。”
“这样你就可以给你们的军官送去那种报告？”香农问。
“不是我们的军官，是赞格罗的军官。事实上，如果他们打算这么干，最好知道怎么干。”
香农对情况简介半信半疑。如果当地的军官无法对情况做出估计，那么他们也就无法发动政变。然而，他没有说出口。
“我必须装作游客进去，”他说，“别的伪装都不行。”
“很对。”
“到那儿去的游客想必是非常少的。我干嘛不能作为公司的一个客人到你朋友们的贸易公司里去呢？”
“那不行，”恩丁说，“万一出了岔子，那就全完蛋啦。”
“你是说万一我被捕？”香农心想，但没有说出来。他是受雇的，所以就该去冒险。能冒险，再加上他的知识，这就是他受雇的资本。“现在是给钱的问题了。”他简短地说。
“那么你同意干啦？”
“如果价钱合适，我干。”
恩丁赞同地点点头。
“从伦敦到赞格罗邻国首都的来回机票明天早晨送到你住的饭店去，”他说，“你必须飞回巴黎，弄到去那个国家的签证。赞格罗穷得在欧洲只有一个大使馆，那就是在巴黎。可是，要搞一张去赞格罗的签证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在赞格罗的邻国首都有一个赞格罗领事馆，在那儿你可以花现钱买到一张签证，如果你给领事一点小费，一个小时准能办妥。你是懂得这些手续的。”
香农点点头。他对此道是很通晓的。
“因此，你到巴黎搞到签证，然后坐非洲航空公司的飞机去，到那个赞格罗的邻国去搞到一张进入赞格罗的签证，换乘飞机到克拉伦斯去，都付现钱。明天早晨和回程票一起送去的还有值300英镑的法郎当旅费。”
“我需要500英镑，”香农说，“这起码要10天工夫，也许还要看联系情况和多长时间才能搞到签证。万一临时要打通关节，或者事情发生拖延，300英镑不够。”
“行，就给500英镑的法郎，另外加上500英镑归你自己。”恩丁说。
“1000英镑？”香农问。
“是美元，我知道你们这些人是用美元作交易的。”
“用英镑，”香农说，“那就合2500美元，或者说，是我正常签订合同的两个月的固定工资。”
“可是你只干10天。”恩丁争辩道。
“10天冒极大的风险，”香农反驳说，“如果那个地方只像你说的一半那样，那么谁干这份差事而被抓住，就死定了，并且会死得很惨。你给那么点钱，让我去冒这个险，还不如你自个儿去。”
“好吧，就1000英镑。500先付，另外500回来付。”
“我回来时怎么知道你会和我接头呢？”香农问。
“那么，我怎么知道你的确上那儿去了呢？”恩丁反驳说。
香农认为言之有理，于是点了点头。“行，一半现在给，一半以后给。”
10分钟后恩丁走了。临走前他指示香农必须在他走后再等5分钟才能离开。
下午3点，侦探代办处的头儿吃完饭回来了。香农在3点15分打去一个电话。
“啊，对，布朗先生，”电话里的声音说，“我已经和我的人谈过了。他照你的指示等了，当那个人离开饭店，他认准了就盯了上去。那个人在街边上雇了一辆出租车，我的人就一直盯着他到了伦敦中心商业区。他在那儿付了车钱，下车后走进了一幢大楼。”
“什么大楼？”
“曼森大厦。那是曼森矿业联合公司的总部。”
“他是否在那儿工作？”香农问。
“看来是的，”侦探代办处的头儿说，“我的人不能跟他走进那幢大楼，不过他注意到，穿制服的守门人把手碰在帽檐上，向那个人敬了个礼，然后替他开了门。对那些陆续出去吃午饭的秘书和显然很年轻的雇员，那个守门人并没有这样做。”
“他比他的外貌聪明。”香农承认。那个小年轻干得很漂亮。香农又给侦探代办处下了一些指示。
那天下午他给代办处汇去50英镑。他还在一家银行开了个户头，存了10英镑，第二天早晨他又存入500英镑，到了晚上他就飞往巴黎了。
戈登·查默斯博士不是个酒鬼，比啤酒劲儿大的酒从不沾唇，可是一喝上啤酒，话就多了起来，正如他的雇主詹姆斯·曼森在威尔顿餐厅和他一起吃午饭时亲自发现的那样。
这天晚上，“猫儿”香农在布尔歇换乘非洲航空公司的DC-8客机到西非去，而查默斯博士正在和大学里的一个同学一起吃饭，这个同学现在也是一个科学家，从事工业方面的科研。他们在一起吃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几天前他在街上巧遇上这个过去的同学，就像在街上经常有的偶然相遇一样，他们约好一起吃饭。
15年前，他们都是尚未取得学位的年轻大学生，都是单身，刻苦攻读各自的学位。他们对周围发生的事很关心，也很热心，就像许许多多青年科学工作者一样，认为是必须这样做的。50年代中期，他们关心的是核武器和殖民主义。他们和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参加核裁军运动和各种别的运动，希望能立即控制核武器，寻找当今世界的自由。他们俩同仇敌汽，态度严肃，勇于献身，毫不动摇。由于对世界现状的义愤，他们和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有过联系。后来查默斯断绝了和那个组织的来往，结了婚，过上了家庭生活，又立下契据弄了一所房子，渐渐就混入中等薪水阶层里去了。
两周来，查默斯胸中郁闷，酒量也就大增，平时每顿只喝一杯，现在就不然了。他的朋友是一个很和气的人，他那双温柔的棕色眼睛，看出了查默斯的心事，就问是否可以替他解忧。一杯白兰地落肚，查默斯觉得必须向一个人吐露心曲了——一个和妻子不同的人，一个会理解这个问题的科学家同行。当然，这件事是高度机密的，但他的朋友对他很关心，很同情。当这位朋友听说查默斯有一个残废的女儿，并且需要钱去支付价格昂贵的残废人用的器具，他的眼中顿时充满了同情。
他从桌子的另一头向他伸过手去，抓住了查默斯的前臂。“别为那件事发愁，戈登，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谁都会这样干的。”他对查默斯说。查默斯在离开餐厅时，心里觉得舒坦多了，他们各自回家去。他感到头脑里轻松了些，因为别人分担了他的忧愁。
虽然他问过他的老友，自从一起肄业后这么多年是怎么度过的，可是那位朋友却有些闪烁其词。查默斯由于忧愁弄得垂头丧气，并且多喝了两杯，观察力也变得迟钝了，所以就不再细问下去。再说，即便他追问，那位朋友看来也不会告诉他，说自己并没有混入资产阶级里，而仍然是一个十分忠诚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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